爸爸很有使命感，曾一再表示：“要用手中的画笔为人民功臣树碑立传。”在他的心目中，那些为人民的解放和祖国的建设、文化事业做出贡献的人都是人民的功臣。除了领袖人物，他还创作出很多英雄劳模的形象，如：雷锋、石传祥、张志新、郝建秀、孔繁森、张海迪、李素丽；并创作了一系列文化大家的肖像，如：鲁迅、冼星海、茅盾、徐悲鸿、石鲁、艾青等。这些人是中国的脊梁，是中国的骄傲。从他的笔下创作出的每个人物的形象都是堂堂正正、光彩照人的。
爸爸走后，我整理他的遗物。他的卧室，简朴到极点：旧床、旧桌都磨破了边、掉了漆，唯一像样点的家具是外公外婆留下的一个玻璃书柜。从那里，我发现父亲生前整理的一些资料分门别类地放在一个个旧信封或自己用纸糊的口袋里。有个牛皮纸口袋外面写着“人民功臣”几个毛笔字，格外引人注目。我把它取出，把里面内容倒在桌上。第一个滑落出来的是铁人王进喜的照片，发现这口袋里主要是爸爸收集的石油工人的照片、油田井架的图片，和他为钻井工人画的速写，以及一组题为《人民功臣》的画稿。画面上，几位从事石油工业的工人及一位技术人员披红戴花，手拿奖状，刚从庆功大会上走下台。可惜这张画稿同许多爸爸生前构思和草拟的画稿一样，最终没有画出来。爸爸生前去过很多工厂、油田、码头、矿山、林区，到那里体验生活、为工人画像，与工人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仅仅油田就去过大庆、胜利、大港、长庆等大油田，还去过北京石油化工总厂送画和在向阳厂食堂外画工人速写（后一事是余秋芬师傅告诉我的，我本人没有看到）。
还有一个上写《老帅》的纸口袋，里面有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老帅的照片和画稿。爸爸已经创作出朱德、彭德怀、陈毅、贺龙、罗瑞卿等人的肖像画，还准备为其他为了新中国的诞生指挥过千军万马、浴血奋战，为人民军队的建设呕心沥血的老帅、老将军们造像。可惜，他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完成这个心愿。
爸爸十分抓紧时间。他常挂在口头上的话是“干正事”。早晚吃罢饭，放下碗筷，不管电视节目多么吸引人，他就离开画画去了。他也常督促家人不要浪费时间。有时我夜里醒来，发现他的房间已亮起了灯光，他又在工作了。2004年，他开始创作一幅胡锦涛在农民家包饺子的年画。这幅画，他不知道画了多少稿；一觉得不满意，就扯掉重画。家人都劝他用已经掌握纯熟技法的简笔大写意来画，但他却执意用中国农民喜闻乐见的年画来表现。我妈妈也每天帮他作画。五年多来，爸爸为这幅画而辛苦工作。在顶层阳台搭建的画室里，我看到他夏天穿个背心，冬天穿着棉袄、棉裤挥笔作画，曾悄悄地偷拍了几张他及他和母亲的工作照（分别于2007年夏和2009年1月）。爸爸一发现我拍照，就不许我再拍，说等画作完成后再拍。
爸爸的腿早年就患过关节炎，关节肿大。到了晚年，关节更是疼痛僵硬，难以上楼梯。于是他就在楼梯扶手上栓上个背包带，用手拽着带子艰难地爬上楼到画室工作。晚年，他常用毛笔抄录的诗句是“老牛已知黄昏晚，不用扬鞭自奋蹄。”“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是他表明的心迹，也是他奋斗的写照。
当爸爸身患绝症，自知时间不多时，更是经常说“拼了”。为赶在2009年春节前让这幅画同广大人民群众见面，他每日工作四个时段，凌晨5-6点就爬起来画；早饭后又立即到画室工作；午休后画，晚饭后还画。忙得甚至连吃水果、洗澡的时间都没有，也放弃了以前长期坚持的每日两次锻炼——上午11时散步和晚上跳舞。拼老命的结果，使他原来控制得很好的PSA指标突然升高，随后癌细胞扩散。他病重住院后，还总是惦念着要完成这幅画，执意要家人把画带到医院。
爸爸性格很固执，他认准的事就一定要坚持下去；也可以说是很执著于他的信仰和艺术。他一直坚持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所指出的“二为”方针。对一些背离了这个方针、甚或给党和国家以及中国人民“抹黑”的美术作品，所谓“政治波普”（如一辆车牌为“末2000”的解放牌汽车，停在悬崖前），和一些让一般老百姓看不懂，以及低俗、丑陋的美术作品，他不断地提出口头和书面批评，并向有关领导写信反映。他这样做，得罪了不少美术界的人，甚至连一些他过去很欣赏的学生、关系不错的同事也给得罪了。对这类事，以及外界的反映，我略有耳闻。我总认为爸爸是头脑僵化，搞“极左”，还说他连“波普”一词原意都没搞清就用来批评人，很不适当。为此，我常与他争执。
爸爸去世后，我和妈妈翻看了爸爸的文章和信件，看到他写道：“艺术是人民的精神食粮”，“美术是陶冶人们情操的”。其中，他曾举例批评在有个美展上，有人展出的作品竟然是一只挂着的死老鼠。他特别反对中国年轻美术工作者模仿、学习一些西方的垃圾文化。信中，他除了指出美术界的一些歪风邪气，还毫不顾忌地批评某些高层领导在“政治波普”面前丧失警惕、无所作为、甚至推波助澜。读后，我联想到，我们曾在英国电视节目里看到某些中国的年轻“美术家”，把死胎泡在溶液里，然后取出切开吃掉。这种“行为艺术”，引不起半点美感，甚至让人看了恶心。据说连英国观众都感到无法容忍，甚至提出严重抗议。我觉得对这种一般人都会觉得是“丑术”乃至“恶心术”的东西，实在不能被称之为陶冶人们情操的“美术”。这样，我虽仍然觉得爸爸的一些批评有些过分，却多少能理解他的忧心和苦心。
在平时生活中，爸爸也是如此，他认为不对的事情就忍不住要抵制、要批评、要管。譬如他看到有的人为了锻炼身体，攀援、踢踹小树，他忍不住要去制止；看到电视上哪个画面、广告内容不好，播音员染了黄头发，他认为影响国家的形象了，就去写信反映。路上，他看到有人染黄头发，也要上前给人家讲道理，唱《龙的传人》：“黑头发、黑眼睛……”；并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黄头发小议”的文章。爸爸做的有些事，比如制止破坏绿化的行为，我支持他；但有的事，如批评染黄发，虽然我个人对染黄头发很反感，但认为只要不违法就不应当干涉。我和家人屡次劝他少管闲事，可他就是不听。
作为他的女儿，我首当其冲是挨他批评最多的。譬如，我以为，艺术家不要太靠近政治，劝他少画当权人物；文艺家作为知识分子，是应当可以批评领导人物的。我还觉得他看问题常常是非红即白，处理事情往往毫不通融，有些事做得太过分，不近人情，不合常理。这样的意见，爸爸无法接受，我们为此常发生争执。现在想来，我有些后悔没有能理解他（特别是他的成长环境对他的影响）和宽容他，对他的事业支持太少了。
但是，我和爱人的有些建议，譬如，最好画些科学家、艺术家，爸爸接受了。他根据我们提供的一些照片画了科学家爱因斯坦、李约瑟等，还打算画印度大诗人泰戈尔。我们还建议他如有时间应当好好回顾自己一生丰富的经历，写个自传；并好好总结一下自己绘画的心得、经验，撰写画论。这些，爸爸虽然应承下来，但为了赶着画画，没有时间做。幸好他曾多次应一些单位之请，谈过自己早年在延安和华北解放区的工作、学习、生活；也陆续同家人谈过自己的片断经历；还根据自己抗战时期的经历写过《人小鬼大》剧本（已经拍摄、上演）。2009年2月，应我的要求和提问，他又对着录音机做了口述，还唱了延安儿童剧团团歌（萧三词、冼星海曲）。可惜，他后来因病重没能继续录下去。
2009年8月21日，当我匆匆乘飞机赶回国内到航空医院去看爸爸时，他已再也不能睁开眼睛，不能说话了。8月26日，他静静地走了。看着他发肿并开始变得僵硬的手，我说了句：“爸爸，你的手画了一辈子画”，便忍不住流泪哭泣。
听妈妈说（实际上是根据她写的），爸爸在自知将不久于人世时，一直很乐观，对妈妈说：“人迟早要去世，不然，地球被塞满了，娃娃们就没地方生活了。”还说：“我不希望将来为我办后事时耽误大家的宝贵时间，不希望我的老战友为我送别，影响他们的健康”；“我不愿身后还要占一块地方，希望把我的骨灰撒入黄河和延安。”他曾表示死后要捐献遗体。
爸爸去世后，他的一些老战友、老同学、老同事、学生、朋友们纷纷打来电话，发来唁电。恩师石鲁的夫人闵力生伯母一天打来三次电话，泣不成声。延安的老战友的唁电里写到，他的去世“重创了我们的心”。华北联合大学的老同学余飘伯伯当晚写出挽诗，末句为“斯人已乘黄鹤去，永留珍品在人间”。
是啊，爸爸虽然形体不在人世了，但他的精神依然在，他的艺术会永久地留在人间。
[2009年8月29日夜动笔，以后陆续补充、修改；2010年清明节完稿。仅以此文祭献给敬爱的父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