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成都是个好地方
成都现当代艺术和重庆四川美院的联系自不必说。何多苓、周春芽从川美毕业到成都画院，后又有朱成、谭云、邓乐等雕塑家返蓉，还有王川等人不时在成都活动。但新潮美术时期，成都因没有美术院校，新兴艺术力量不易集结。但这样一来民间艺术团体反而成形，以戴光郁、王发林、李继祥为首的红黄蓝画会，曾于1986年在四川省美术馆举办“四川青年红黄蓝现代绘画展”，后来又于1990年和1991年在四川省美术厅举办“00’90现代艺术展”和“戴光郁、王发林、李继祥画展”。前者是八五新潮时期成都最重要的艺术活动，后面两个展览则是在中国现当代艺术最沉闷时期少见的前卫艺术展。吕澎于1988年在成都组织“西南现代艺术展”时，亦纳入了“红黄蓝”画会的艺术家。
八九后艺术阶段，成都有三个重要的艺术活动，一是1993年中国经验画展，二是1995年开始连续数届的“水的保卫者”生态艺术和行为艺术活动，三是1996年“雕塑与当代文化”文献展，由此形成九十年代成都当代艺术局面。特别是行为艺术，一大群艺术家参与，如余极、尹晓峰、朱罡、曾循、罗子丹、张华、周斌等，联合全国各地艺术家，举办了数十次行为艺术活动，使成都一时间成为中国当代艺术重镇。在此引动之下，加上李杰、陈家刚、邓鸿等人前后的资金投入，成都当代艺术开始逐渐为官方认可为市民接受。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戴光郁、罗子丹等艺术家对于媒体宣传的策动和成都媒体投入文化传播的热情，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当然值得一提的还有王林、张颖川、陈默、査常平等人作为批评家的推动。至世纪之交，川音美院等美术院校的创办，更使成都有了青年艺术家生长的基地，并且因为师资力量的调入集中了一批成熟的中青年艺术家。
从雕塑家建立工作室开始，成都的艺术社区就开始成长。从“蓝顶”到“荷塘月色”，成都这些年建立了十几个艺术社区。其中周春芽、郭伟、罗发辉等均有推动之功。分析起来，成都这座城市于当代艺术有两大优势：一是地理条件使然，生活条件便利、舒适、宜居而又休闲，且历来为旅游集散地，外国人、外地人都愿意来，其口号是“成都——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重庆的艺术家何森、赵能智等人就曾移居成都。不像重庆，留不住人。二是文化风气使然，成都历史文化深厚，三星堆、金沙这些世界级文明遗存不说，宋元明清时代这里就是书香之地。所以到现在，从官员到市民都崇尚文化，以风雅为荣。不像重庆，上上下下最不尊重的就是人文知识分子，净弄些没文化的老板出面，以为有点钱就可以做一切专家的专家。成都的民间文化力量尚存，故有朱成这样不遗余力的收藏家，有施进滇这样潜伏多年的艺术家，有戴光郁这样不计功利的组织者，还有罗海全、陈家刚这样为了艺术弄得破产的投资者。这是一座城市的光荣，他们真应该成为成都的荣誉市民。正因为如此，这里会产生本地的艺术收藏者和粉丝群。前不久邱光平、孟涛的“禽兽人间”展，一开幕就有人打电话来要求走后门买画，生怕被人家先抢了去，而来者也就仅仅是喜欢而已，并没有买了画去赚钱的打算。展览研讨会的氛围也很好，査常平、何工、余极等人都有直截了当的批评意见，如此有市场也有学术，较之重庆，差别十年以上。去年笔者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策划组织首届青年美术双年展，预展期间并无任何问题，临正式开幕前各级官员接连三次审查，弄得差点关门。连符曦、唐勇这样四面八方都可以展出的作品也非得拿掉不可，真是让人伤心而又丧气。
成都有不少艺术家生活在此，并不都想以此为跳板去北京、上海。这批植根本土的艺术家特别是中青年艺术家，如郭伟、何工、罗发辉、符曦、谢南星、罗子丹、周斌、程翔、李熙、向庆华、幸鑫等等，乃是成都当代艺术的希望。加上刘杰、杨凯、张志勇等等有理想、有抱负的艺术机构经纪人，相信成都能够保持住当代艺术势头，充满可持续发展的希望。
说到底，重庆也好，成都也好，其艺术历史与艺术现场的经验是：当代艺术必须保持民间的自发的力量，可以借重学院、借力官方，但决不能归于一统。边缘、野地的，独立、自主的民间力量才是当代艺术的原动力。新潮美术如此，八九后艺术如此，经过国际化和市场化折腾的当下艺术也是如此。在艺术家有着个人创作自由的工作室里，才有中国当代艺术的生长，其他东西都是之后的事儿。
说到这里，请允许笔者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文化与民间的关系。春节期间去了缅甸，那里是军政府，官僚腐败，我等出入关均遭遇敲诈勒索。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民主人士昂山·素季不是被软禁就是被禁选，人权状况亦差。但那里的民间生活并未受到多少政治权利的侵犯，民间保持着自己的文化力量，有自己的信仰、价值和生活方式，并不由掌权者过度操控。由此给人的启示是，中国当代艺术中文化主体性的树立，必须保持与发展民间力量。成都能够成为中国当代艺术的重镇，乃是民间的艺术力量、批评力量、经济力量不断推动的结果。中国当代艺术不能以招安归顺和文化产业为理由，全部纳入或投靠官方意识形态控制的文化系统。民间必须保持自己的文化力量，特别是具有探索性、实验性、批判性和挑战性的当代艺术力量。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建设能够护卫个体并面向未来。赵丹临死时说过一句令人心悸的话：管得太死，文艺没希望。——这是泣血的中国经验，号称前卫艺术家的人是不应该忘记的。
2010年3月14日 四川美院桃花山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