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坚信人们对于我们的脊骨，

那无数次的探索、迷途、失败和成功，

一定会给予热情、客观、公正的评定，

是的，我焦急地等待着他们的评定。

朋友，坚定地相信未来吧，

相信不屈不挠的努力，

相信战胜死亡的年轻，

相信未来，相信生命。[13]

食指创作这首诗的那一年，在他周围发生了很多惨不忍睹的事件。邓小平之子邓朴方被迫害致残，郭沫若之子郭世英被迫害致死，还有张郎郎冒死逃离北京都是在那一年。食指有感于那一年的沉痛，受张郎郎逃离时在王东白的笔记本上写下的“相信未来”四个字启发，创作出这首脍炙人口的诗篇，以对现实的怀疑与反叛转换为对现实的超越，用如此铿锵有力的诗词节奏来安排未来的精神进路，表明了他内心坚不可摧的生命信念。据说，这首诗曾一度受到江青的点名批判，理由就是因为食指把历史的评定锁向了未来时空。可以这么说，这是食指对文化大革命实质性的一种颠覆，他在那样一个时代背景下，彰显出一种“世道剧颓波，我心如砥柱”(刘禹锡语)的思想境界，无疑使他成为了那个时代最具代表性的精神象征之一。

食指的诗歌因为有着这样一种对未来的坚定信念，成为越来越多青年人的精神粮食，并伴着他们一批一批地下放农村，与他们的行囊相随，带到了全国各地。许多年后，食指的朋友李恒久这样回忆起他在内蒙古时的插队生活：

1968年下半年我和钟阿城、孙立帆等人一同离开北京，辗转到了内蒙古呼伦贝尔盟的阿荣旗插队落户。当我们每天干完繁重的农活，疲倦地披着星光从庄稼地里归来时，背诵、朗读郭路生的诗已成为大家共同的享受。他的诗使我们焕发着精神，憧憬着未来。阿城在读过的诸多诗人中偏爱郭路生，他近于强迫地责成我把我能记得的郭路生的诗全部抄录给他。许多年过去了，我无从得知在阿城后来的文学创作中究竟从他热爱过的郭路生的诗篇中得到过多少启迪。[14]

而在离北京不远的白洋淀，另外一批北京来的插队青年，也跟李恒久回忆中的阿城一样，受食指等人的启发，于农忙之余开始了文学的想象。白洋淀诗人多多（栗世征，1951--）在后来的一篇回忆中为我们罗列出了那时候影响过他们的一些书籍：

1970年初冬是北京青年精神上的一个早春。两本最时髦的书《麦田里的守望者》、《带星星的火车票》向北京青年吹来一股新风。随即，一批黄皮书传遍北京：《娘子谷及其他》、贝克特的《椅子》、萨特的《厌恶及其他》等，毕汝协的小说《九级浪》、甘恢理的小说《当芙蓉花重新开放的时候》以及郭路生的《相信未来》。[15]

正是因为受到这样一股股春风的激荡，多多和芒克（姜世伟，1950--），以及根子（岳重，1951--）等人相继萌发了创作的念头，并通过一种更为彻底地颠覆，最终带出了一个新的创作时代。

芒克和多多，还有根子三人是北京三中的初中同学，十三岁就相识，成为了好朋友，并于1969年初共赴河北白洋淀插队。这三个人与“三”这个数字之间构成如此之多的巧合，暗示出“三人行必有我师”的那句古训，一度在现代诗歌史上被传为佳话。据多多回忆，他们三个人的诗歌生涯，均是在白洋淀起步，尽管早在初中二年级根子就有作文登上了《北京晚报》，并且多多和根子于1968年都尝试写过一些古体诗，但是真正开始现代诗的探索，还是在他们共同插队后的白洋淀，即多多前面提到的那股清风吹过之后。芒克是他们中间最先有作品问世的诗人，多多后来回忆道：

1871年夏季的某一天对我来说可能是个重要的日子。芒克拿来一首诗，岳重的反应令我大吃一惊：“那暴风雪蓝色的火焰……”他复诵着芒克的一句诗，像吃了什么甜东西。显然，我对诗和岳重之间发生的重大关系一点预感也没有。[16]

不过，虽然多多对芒克和根子迷恋上诗歌一点预感都没有，但以后的事情却发生了急剧变化，多多和根子也不甘雌伏，相继创作出了许多毫不逊色于芒克的现代诗。尤其是多多，后来还与芒克决斗般相约每年定期交换一本诗集，由此催生出大量的诗作，使他和芒克成了那一时期最为活跃的诗人。

当然，白洋淀不光只有芒克、根子和多多写诗，除了他们以外，还有宋海泉、张建中（林莽）、孙康（方含）、周舵等等一大批北京来的青年在这里从事创作，由此形成一个瞩目的白洋淀创作群体现象，也吸引了越来越多北京青年的向往。据说，于友泽（江河）、史保嘉、赵振开（北岛）、马嘉、鲁双芹、鲁燕生、甘铁生、彭刚、杨桦、严力等滞留在北京的一些创作青年，都曾到过白洋淀，跟白洋淀诗人有过密切的思想交流。那么，为什么白洋淀会形成这样特殊的创作群体现象呢？后来，白洋淀诗派早期诗人宋海泉这样总结道：

白洋淀诗歌群落的产生，同它本身的文化传统是没有必然的血缘关系的，诗歌作者群的产生在这里，也许正是由于它的这种非文化的环境，由于它对文化的疏远和漠不关心，因而造成一个相对宽松，相对封闭的小生态圈。借助于这个生态圈，诗群得以产生和发展。[17]

在同一篇文章里，宋海泉还进一步分析了这个生态圈的具体特点：

首先，它聚集了北京中学生中一批思想敏锐的分子。他们经常在一起交流、切磋、撞击，时时产生一些闪光的东西。以写诗为例，他们时常就学习体会、书籍、诗稿进行交流，就诗歌理论、诗歌形式、写作技巧进行切磋。他们关心的领域非常广泛：哲学、经济、历史、政治、音乐、绘画……，不同的领域之间经常互相启迪、借鉴，这种启迪和借鉴开阔了他们的眼界，提高了他们的思想境界。

其次，每个村的知青基本是以原学校为单位的组合，他们各有自己的社交圈子，从中汲取必要的知识信息。白洋淀这个生态圈远不是一个封闭系统，而实实在在地是一个开放系统。

第三，安新县距北京300里，相对山西，陕西、内蒙、黑龙江、云南而言，简直就在家门口。所以，经常地来往于北京安新两地。外地的同学也能很方便地到白洋淀来，进一步扩大了这种交流。仅就我村而言，接待过山西、陕西、云南、内蒙、北京等地的同学朋友，少说也有几十人。少则几日，多则一两个月的留住，是很平常的事情。

白洋淀诗群的根在北京。

白洋淀诗歌群落这样一个文化现象，其本质是一种都市文化。[18]

宋海泉的这段分析，让我们了解了当年白洋淀的特殊背景，尤其是与北京的近距离关系，完全可以用北京的后花园来形容。可以这么说，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相对宽松的后花园，北京的地下文艺才能在政治高压下抽离出来继续活动，幸免于文化大革命的侵扰。也许，这就是白洋淀之所以能够在历史上成为一个文化象征的原因。事实上，当年插队在白洋淀的青年大都比较自由，因为是北京来的插队青年，搞不清背景的深浅，所以，当地人对他们还是比较放任。这就为他们自由创作，并经常往返于北京之间创造了条件。比如芒克，在根子和多多相继想办法离开白洋淀后，也经常潜回北京与城里的各种文艺青年滚打在一起。据说，那一时期他还在北京与号称“艺术疯子”的彭刚（1952--）成立过一个“先锋派”组织，并相邀一起南下传播“先锋”理论，扒火车流窜了一路。当然，结果却是无功而返，因为没有足够的差旅费，在经历了一系列的磨难之后，他们俩的“先锋”实践，最终还是以被遣送回京告终。[19]不过，尽管芒克和彭刚的“先锋”运动没有成功，但他们的疯狂行为却为他们在北京的文艺青年中赢得了名声。北岛（赵振开，1949--）就是在那个时候经热心人介绍认识彭刚和芒克，继而开始亲密接触的。这是一段隐秘的接触，正是这段隐秘在地下的频繁接触，孕育出了后来的《今天》杂志和“星星画展”。而那些都已经浮出了水面，为大家所熟知了。

注：

[1]，[2]，[4]，见筱白（牟敦白）《X社与郭世英之死》，《民主中国》（民刊1995年5月号，总第27期）。

[3]，牟敦白《X社与郭世英之死》，《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廖亦武主编），19页。新彊青少年出版社1999年。

[5]，引自陈平原选编《《新青年》文选》，166页。贵州教育出版社2003年。

[6]，引自陈平原选编《《新青年》文选》，201、202页。贵州教育出版社2003年。

[7]，郭沫若《郭沫若》，3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

[8]，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上），99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

[9]，杨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第91页。朝华出版社1993年。

[10]，见张郎郎《“太阳纵队”传说及其他》，《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廖亦武主编），30—52页。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年。

[11]，见张郎郎《宁静的地平线》，《七十年代》（北岛、李陀主编），105—146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2009年。

[12]，郭路生《写作点滴》，《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廖亦武主编），59、60页。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年。

[13]，食指《食指的诗》，10、1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

[14]，李恒久《路生与我》，《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廖亦武主编），83页。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年。

[15]，[16]，多多《被埋葬的中国诗人（1972-1978）》，《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廖亦武主编），195、196页。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年。

[17]，[18]，宋海泉《白洋淀琐忆》，《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廖亦武主编），246、247页。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年。

[19]，见芒克《彭刚》，收入芒克文集《噍！这些人》，17—19页。时代文艺出版社2003年。

2010.3.20于通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