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对于中国当下的个体启蒙来说，西方的自由主义模式是否是唯一的出路呢?自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历史事实表明，移植西方的思想模式非但没有推动个体意识的普遍觉醒，相反让“农民起义”的权力意识从政治领域扩散到文化领域——传统的道德自律缺失了，现代社会的制度保障却远没有建立。于是，我们在为着打破文化一元独断论的“’85新潮美术运动”的终结之处并没有看到一个杂语并存的多元化时代的来临，取而代之的是后殖民文化与商业资本合谋下样式化的无聊艺术盛行。本世纪以来，艺术投机在商业资本的进一步推波助澜下更加彭胀，正如其他商品需要不断推陈出新才有竞争力那样， “当代艺术”也利益的争夺中逐步摆脱那种显而易见的样式化特征，越来越显现出“百花齐放”的多元化外观。然而，恰恰是不断地合法化让中国的当代艺术更加远离了其作为一种前卫文化应该具有的社会批判和历史批判价值。在这样的情势下， 单纯地讨论“海归-本土” 、“主流-非主流”都没有意义，如此地将复杂的社会现实化约为一个很简单的二元模式，这样的问题无非是彼可取而代之的。就像“’85”的艺术家以前是边缘，是非主流，他们反抗的目标是美协和当时的意识形态，但现在他们迅速的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主流，正如奥运会上全民意淫和上海世博会上万邦来朝的天国心态一样。

所以说，中国当下的艺术并不需要主流和非主流的二元对抗，也无需强调边缘和中心的对抗，相反是要针对事实上仍然存在着的“主流-非主流” 、“ 边缘-中心”对抗关系寻求一种以公民政治为基础的多元化人文生态。因为自由与权力既是不能兼容的，也是不能被反转的，革命的时髦与保守主义的时髦实际上是一回事。在商业资本意识形态取代了革命集体主义意识形态的今天，以“非主流”身分言说个体时其实已经不自觉地被洗脑了，这种表达实际上只能说出广告和商业的规训所灌输的东西。所以刻意的去提主流和非主流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在当下这个没有个人选择权利的社会，当代艺术需要回到一种民主政治与自由主义的多元叙事，它不但要接纳当代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想成果，而且更需要重申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个体精神的启示。

魏晋玄风是中国传统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整一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它既是人生哲学也是审美旨趣的参照。但在庸俗美学的阐释下，这种原本具有强烈现实针对性的态度几乎已经成了一种非历史性的本质主义意识，由此而来的美学观念完全成了当时竹林玄学所反对的名教的现代版本。嵇康明言：“六经以抑引为主，人性以从欲为欢；抑引则违其愿，从欲则得自然。然则自然之得不由抑引之六经，全性之本，不须犯情之礼律。”（见《嵇中散集》卷七，《难自然好学论》。）阮籍亦言：“人生天地之中，体自然之形。身者，阴阳之精气也。性者，五行之正性也。情者，游魂之变欲也。神者，大地之所以驭者也。”（见《阮嗣宗集•达庄论》。）王子猷和刘伶的放达行为并非对抽象、永恒的“人之本质”的追求，而是对社会价值压制个体价值的自然反应，针对“无道的”社会现实的主体自觉才是魏晋人文精神的落脚点。

与魏晋玄风的社会批判不同，王阳明的“心学”更侧重于历史批判。针对程朱理学的“性即理”之弊王阳明以“心即理”立论，他说：“若是那些仪节求得是当，便谓至善。即如今扮戏子，扮得许多温情奉养的仪节是当，亦可谓至上矣？”（见《传习录》。）经由对伪善的道德的批判，王阳明尖锐地质疑道德规范作为天理的不可逾越性，这种对既定道德所作的伦理层面的反思强调了主体的地位，让主体对理担负起责任，颇具个体启蒙的意味。

遗憾的是，这许多中国传统文中的自由主义观念在空间传播技术低下的漫长岁月里，不是被屏蔽就是被曲解。今天有必要从中发现中国现代性启蒙的另一种可能性，经由当代艺术在当下这个非此即彼社会结构中，寻求一个灰色地带， 这个地带是一个三不管的地带，是国家管不了，资本控制不了，私人也垄断不了的地带，只有在这样一个强大的国家和孤独的个体之间的一个灰色地带中公共空间才有望形成，由此而来的公民政治才能反过来为艺术、文化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真正的多元化才成为可能。因此，当代艺术不需要以“非主流”的名义去对抗权力体制，去争取所谓的“合法化”，而是应该摆脱二元对立的困挠，回到个体启蒙的原点，检省“合法化”本身的伦理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