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 ：你的幸福观是什么？

Z ：找到一种生活方式，追求一种目标，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幸福着，就够了。你认为自己确实很幸福，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这个状态就很了不起。我生活的节奏完全超负荷，早就想分身。非常累，非常紧张，这很不幸。谁让你累了？活该！但是同时，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很幸福。

B ：除非你放下屠刀，但是屠刀和你的幸福感绑定了。

Z ：是。说穿了名利两把刀，前胸对后背。现在就是两把刀插着我，逼得我走投无路。

B ：7月至10 月，你即将在尤伦斯展出的作品《希望隧道》是汶川地震唯一一场火车灾难中的被毁火车。届时你会怎么体现？

Z ：大致的展示就是你看到的样子，比较原始，不会太多主观地给予它什么。它是什么，就应该呈现它原初的状态。我们试过很多表现这个事件的方式，结果发现给得多了，它本身的内容就少了，所以最后几乎什么都不给，略作一点处理，反而它的感觉更多。

B ：你为世博会做的方案、为尤伦斯做的展览方案，最初都很大胆，但最后实现的都是最温和的方案。你如何妥协？

Z ：在熊猫“和和谐谐”最初的三个方案里，我最想实现的是头两个，结果评委会选了第三个方案，现在看起来，这是最好的方案。

B ：最好的标准是什么？

Z ：通过观众的反应就足以让我知道它是很好的作品。观众一看就知道这是熊猫，都和它合影；再一看，从它眼睛里透出来的神态，怎么会不和谐？观众开始对和谐重新认识。

B ：你把对自己作品相当一部分的判断权利交给了社会？

Z ：公共艺术，我交给社会。我觉得这是公共艺术的典范。非常好。孩子喜欢、老百姓喜欢、专家喜欢、艺术家喜欢。

B ：你之前在接受采访时说，艺术都是垃圾。

B ：刚才说到城市发展，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当代艺术家是很受惠的。

Z ：受惠这个概念怎么讲？它是城市中的一个声音，和其他职业没有区别，只是形式不一样，叫法不一样。

B ：你当时去纽约卖掉了所有家当，是破釜沉舟的。

Z ：现在想想其实没什么。

B ：你当时不是受邀去美国参展吗？走之前就决定在美国待下去了吗？

Z ：是想在美国试一试，但不管怎么试，还是不行，融入不了美国。

B ：这么多年，还是不能融入？

Z ：不能，还是一个外来者。

B ：是因为文化差异？

Z ：有文化、社会各个方面的差异。我去的时候，土已经埋了一半，自身的东西都已经形成了，所以融入不了。

B ：你到美国的第一个展览不是很轰动吗？

Z：其实那根本不能叫轰动。策展人、艺术家能说自己做的展览不好？一定要报喜啊。没那么轰动。

B ：你看过朱利安的《浪》吗？你在国外能感受到片中的情绪吗？

Z ：我在美国讲学，有学生问我为什么来美国。我说为了钱，他们高兴死了，哇，鼓掌，说我怎么说得这么实实在在。我就是为了钱、美国梦。有了钱，才能吃饭、生活，才能买得起材料。

B ：你在北京的八年还是寻求认同的阶段，不断通过行为艺术来证明自己。你在上海不是。

Z ：北京时期，我像一粒种子，发出一个芽；到了纽约，有了土壤，这个芽开始发展。回到上海，这个种子灭了，又要找新的种子。

B ：2005 年你回国之后，你的姿态不能说顺从，但是你顺着这个时代的脉络，很依附。

Z ：所以我说《和和谐谐》这个作品很智慧，大俗大雅。

B ：你把家安在上海，在很多采访中表达过对上海的喜爱。你对上海的真实感受是什么？

Z ：就是我聊的那种感觉，我越来越喜欢上海了。

B ：是出于事业上的考虑还是情感上的因素？

Z ：如鱼得水。（语速坚决）

B ：是因为藏家、市场、平台？

Z ：倒不是和藏家有什么关系，主要是在这里可以安静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不被打扰，可以掌控所有的程序。能掌控的时候，你就如鱼得水。

B ：你的河南话现在说得怎样？

Z ：很少说，在社交场合很不愿意说自己是河南人。有一本书《河南人惹谁了》，完全认定河南人穷、落后，都是骗子，所有坏的都落在河南人身上。

B ：可是河南也是中原文化的发源地。

Z ：它是穷山恶水，出了刁民，也能出大人物。

B ：你的梦多吗？梦是黑色还是通透的？梦以什么内容为主？

Z：不多。灰色的。梦见我在吃掉自己。

Z ：这个作品已经有十年以上了。

B ：但它的意义现在依然适用。

Z：它想表达的关系，今天也是如此。

B ：被劫持？

Z ：都有，它同时在推动你，也在掠夺你。

B ：你们之间有规则？

Z ：没有规则，这个规矩根据你是多大的艺术家，什么类型的艺术家，而产生不同的关系。

B ：这种关系到多大程度，你才会警觉？

Z ：如果说我在45 岁之前在做艺术，那么45 岁之后是艺术在做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