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与邵大箴的观点相比,刘淳认为星星的历史意义是在两个方面起了革命性的突破。首先,展览的形式反映西方文化正冲击本地文化;其次,他们的作品内容直接显露艺术家的概念和态度,并代表大众心声。他认为星星美展燃响中国前卫艺术第一炮,他还提到1985年后的艺术现象改变,已不再有星星的参与。其实,1985年,文艺对社会和传统文化的批评比星星所创造的影响更强劲。在行文中,刘淳引用了四位星星核心成员的作品。
除了邵大箴和刘淳,栗宪庭说星星美展于1980年曾激起观众和艺术圈人士的争论。栗宪庭分析了十四本展览留言册的意见,发现70%的观众赞同星星,20%接受,祇有10%持批评意见。除此之外,栗宪庭也曾谈到艺术圈中的争议。艺术圈认为打倒“四人帮”文化独裁政治是积极正面的,不过他们视星星参展作品为思想解放产品,因为星星艺术家敢用自己的艺术语言去表达他们的厌倦和伤痛经验,他们的作品带有时代观念、伤痕意识及曾引起强烈反响的自由主义欲望。另外,艺术圈肯定星星用艺术形式去揭露和批判官僚政治的黑暗面,不过他们批评那些表现悲观、沮丧和冒犯别人的作品,他们强调揭露社会阴暗面应该注意政治效果,要探索新的形式,还要考虑普通观众是否喜欢。 栗宪庭最近补充道,内容与现代主义词汇有关的星星美展是与中国问题相关联的,星星真的震撼观众的灵魂。 在一个研讨会上,他说星星美展并不是在世界艺术背景上产生意义,而是在重新调整现实主义思想倾向的中国文化背景上产生意义。 栗试图将星星置于国际背景的回顾式评论似乎欠妥,因为他并未在世界艺术范围寻找类似的事件或展览去与当时的星星作比较,当然也没有特别的证据显示星星参加一九七十年代末的世界艺术活动。
罗宾·蒙罗(Robin Munro) 认为部分星星作品被刊登在国家美术杂志上的事实已能证明星星的艺术成就,他说星星作品用一种新的风格反映在中国社会有一种强烈的传统人道主义欲望,其主题思想包括强烈的社会政治批评和个人感情探索,他也分析了部分重要的星星作品。
当苏立文 (Michael Sullivan)、安雅兰 (Julia Andrews)及邵大箴在批评星星作品的艺术性和意义不大之时,乔安妮?勒伯?柯恩(Joan Lebold Cohen) 和 Maria Galikowski则揭示星星作品中被禁的风格和内容特色,刘淳、栗宪庭及罗宾?蒙罗(Robin Munro)不但从星星作品的内容去考虑其成就,而且更从星星艺术家的概念、态度、诚意去全盘考虑,因此他们对星星持更肯定的态度。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艺术标准,他们对星星作品的意见呈多样化,而且仍有颇多星星美展作品在现存文献中并未论及,因而有必要做一个涵括不同作品类型的广泛分析去评价星星的艺术意义。这将在第三章作进一步的讨论。
星星对随后一代的影响
除了文化和艺术影响,还值得花时间去分析学者和评论家是如何看待星星美展对随后一代的影响。吕澎和易丹认为星星美展是一个标志,是文化大革命以后为人民的自由、为艺术的自由、为在中国当代艺术领域建立新的价值系统作第一次尝试,他们的展览和活动影响随后一代。他俩将星星及相关事件跟1985年的“新潮美术运动”之间的前因后果联系在一起。 另外,尼可拉斯.周斯(Nicholas Jose) 视星星是自1979年始的连贯性活动,认为星星美展是1985年至1989年间的前卫派艺术活动的先驱。 还有,白杰明(Geremie Barmè)和 贾佩琳(Linda Jaivin)把星星当作一个异见前卫派艺术家团体,他们的政治作品影响当时的年轻艺术家,并启蒙了毛泽东后期的非官方艺术发展。白杰明(Geremie Barmè)和 贾佩琳(Linda Jaivin)将1980年至1985年划入星星晚期以后的现代主义时期,而1986年至1989年则划入后现代主义时期,这显示他们视星星美展为一历史转折点。 不过,他们并未提供进一步的相关证据。
中国艺评家李陀将星星美展和1989年的现代美术展览当成历史上的一次国际安排,因为他们突然发生在代表中国艺术界革命运动的八十年代初和末。 除了李陀,陈英德认为虽然星星祇活跃了很短的时期,但星星美展代表中国新艺术的起点,他说今日的艺术家比以前更活跃,更有勇气面对敌手和困难,这成就应归功于1979年星星美展的出现和追求。 另外,巫鸿点评星星艺术家以圆明园遗址作为当代艺术主题的意义,1985年中国当代艺术家的“新潮艺术运动”也将圆明园当作绘画、摄影、装置、即兴表演等的表现主题。
学者们更倾向将星星的成就视为领导中国当代艺术史的新趋势。与上述肯定星星美展对下一代的正面评价相比较,Maria Galikowski认为星星美展的影响是短暂的,她指出星星艺术家未能再创类似的激动,故把星星美展后的几年视作全盛时期已过的阶段。 约翰.克拉克 (John Clark) 也细查官方对中国现代艺术的反应,认为虽然1979年星星美展是中国现代艺术的开端,但实际上是八十年代末以后纔出成果。
这些评论反映学者将星星美展放在中国当代艺术舞台的位置,不过他们并未提供具体的证据去说明星星美展如何影响中国当代艺术发展。
星星艺术家的发展状况
当星星艺术家在第二次星星美展后解散时,一些学者和评论家已在讨论一九八十年代部分星星艺术家的发展状况。吕澎和易丹指出,1984年后,即使星星艺术家仍然继续探索无止境的艺术,但他们已失去冲力。吕澎和易丹将“星星十周年回顾展览”的作品与1979年至1980年的作品相比较,发现星星艺术家已不再富有激情和爆炸力,最后,他俩断言,1985年后,星星艺术家在新的艺术气氛中消失。 另外,苏立文 (Michael Sullivan)也注意到星星艺术家的发展,发现当一些星星艺术家在巴黎、东京、纽约等地面对新的竞争对手仍一直创作时,少数星星成员已放弃艺术,他指出星星艺术家在国际艺坛必须面对的问题与当初在北京对抗官僚政治是不同的,他还提到部分在国外生活的星星艺术家,例如:马德升、王克平、李爽、严力,并注意到中国艺术家袁运生于1986年建立“中国海外艺术家联合协会”,意欲将侨居他乡的中国艺术家凝聚在一起,不过两年内就结束了。 与苏立文 (Michael Sullivan)相似,张颂仁注意到星星艺术家在日本和法国举行的展览活动对艺坛的影响甚微,他将“星星十周年回顾展览”当作一次庆祝活动,从而赋予这个曾轰动一时的前卫派团体一种历史视角,并揭示出中国地下文化曾经经历的一幕。 生活在巴黎的台湾籍艺评家陈英德,按前后文脉关系着手分析星星艺术家自星星美展始至八十年代中的生活轨迹和作品,他论及的星星艺术家包括毛栗子、马德升、王克平、薄云、李爽、严力、黄锐及艾未未。
关于星星艺术家的艺术发展的文献资料很有限,虽然陈英德的书曾详论及好几位星星艺术家,尤其是侨居他乡的一批,但是有关星星艺术家于九十年代的发展情况,所知仍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