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我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86年，我从国外回来的时候，国内85新潮的热浪刚刚过去，那是中国当代艺术早期实验中最热闹的几年。按我的秉性，肯定是最爱凑这种热闹的人。但在国外两年多的学习和经验，让我思考了很长时间。有人问我当时什么最重要？我说第一：语言和金钱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中国人的自信——那时我们与西方国家的差距很大，很容易落入一种自卑感。比如说在高速路上你会紧张；到博物馆、美术馆去你看不到中国人……那些都是出国前在中国没有面对和想象过的陌生情景。第二：从个人的角度我坚持走自己的路，作为一个中国艺术家，应该拿什么样的作品来跟西方艺术做交流。所以回国后我已经有一个自己的艺术目标了。我从国外更远的一个距离看国内，所以我知道我该做什么样的尝试和探索。因此，这几十年在这个目标的过程当中实践着，而不是随波逐流。同时，我这种类型的人是靠思考来创作的，同时要用大量的实践来实现它，就像我刚才举的这个例子，下一步的雕塑我该怎么做，实际上在我的绘画里面已经先行了。因为我把绘画比做雕塑，我更自由一些。因为我雕塑还得跟助手之间的合作、沟通才能作好。这么多年我在不断地反复和实践中走到今天，使我想起在国外考察学习的时候，我看伦勃朗的两幅——它们被成陈列在一起，但创作时间相距30年。一般人一晃就过了，因为乍一看：一样的格调、一样的尺寸、一样的构图，说白了就是两个妇女的肖像。但是我一看就很激动，因为只有我们做这个专业的人，才知道这前后30年的经历和变化，那些隐藏在相似中的不同细节，展示了一位艺术家在技艺和观念上的演变，呈现了他是如何从一位艺术创作者走向艺术巨匠和大师的过程的。而当我面对这两件作品时，仿佛觉得与大师有了对话和交流，明白其中的奥秘所在。还记得中国清末时，毕加索最响亮的口号就是：“明天的我不重复今天的我”——我觉得这个口号在中国当时的美术史中具有革命意义，但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在一种相对重复当中，不断找到更完善的自己，似乎更适合自己。所以，看似在“炒冷饭”，但实际上我一直沿着一条自己认定的道路走下去，在同一个题材上面寻找一种个人的语言和风格的突破。

WORLA ART：炒冷饭这几个词里面，就是您坚持的创作题材，对中国农民问题的深深的一个思考。

罗：就我个人来讲，对农民生活喜怒哀乐的这种关注是一贯的。但就艺术层面来讲，这个主题已经转换了，从《父亲》到现在已经快30年了——这30年实际上是一个主题转换的30年，也是从一个历史局限下的意识形态转向更开放、更包容、更自信的年代，这个农民题材的主题也由《父亲》逐渐转换到一个纯粹艺术自律的、艺术本体的这样一个思维过程，从画面的主题而言它已经超越了历史形态和那个特殊时期的现实背景。

WORLA ART1：您的作品给人一种明确的指向，实际上我觉得到最后你可能自己都没意识到，你是在叙述一个中国本土化的东西，就是所谓的那种文化基因的纯粹性？

罗：其实，后来农民在我画面当中的形象描摹上已经隐退了很多，更多的是通过绘画语言本身——这样一个纯粹画面回到艺术本体的实践和感悟。它在语言风格的形成上面，包括了文化的身份在里面。当我们在寻找个人语言途径的时候，势必需要回到本土、回到自己的传统的土壤里面，来挖掘一个区别于西方的思维系统。也就是中国制造、中国创作和中国身份的体现。如果我们要做一个全球化背景下东西方的文化一个交流，“身份感”无疑是非常重要的。艺术家的“名片”也应该非常明确，绝不能做一个西方系统下的重复和翻版，应该是一个适应崛起的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身份、符号和形象。我想这是我正是我这批绘画和雕塑作品努力的方向。简单地说，我们要真正建造一个中国气派、中国精神和中国审美的身份感，以及与之相对的当代艺术面貌，这样再跟西方做对比、交流的时候，就有一个可以平等交流的对话可能性。否则艺术还是在西方文化系统的语境下，盲目地调整和徘徊。

WORLA ART：这让我想到现在当代艺术界的有趣现象，在国外成名的艺术家如蔡国强。徐冰、黄永砯等人的作品中都不约而同有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和符号，如四大发明在他们作品里的出现和引用都给了我们许多启示。

罗：在我看来，风格语言本身也是美术史演变的过程，其实整个美术史也是风格语言演变的历史，它甚至还包含了文化、历史积淀等等。并非出于对纯粹符号和形式的追求，但艺术家总是在不断追寻自我的、特有的艺术语言形式中成长的。就像塞尚在一个杯子里找到了静物的生命，而梵高在光影中找到了色彩一样，我在中国传统和民间的文化里找到了部分可以借鉴的元素，也在对现实和想象中的农民、及其赖以生存的土地上找到了人文关怀里闪烁的主题。对同一题材的不断言说，并在言说中转换并强化出属于自己的语言方式，或许这就是我想表达的思想。我依然相信：在每个艺术家创作的背后都有思想的轨迹可寻。

WORLA ART：作为一个艺术家来说，在这么多年的叙述当中，慢慢地越来越凸现个人的这种特征，包括你绘画的这种理念、想法，就像十年磨一剑，三十年过去了，这个东西它就显现出来了，这个非常重要？

罗：我更希望回到绘画自身那种非常自由的状态，作画的过程像童真时代书写涂鸦一样，那才是最纯粹的一个境界，就像书法家一样，从小楷、正楷到行书到草书，到最后他就完全像怀素的狂草一样自我宣泄的书写，那种自由和收放自如才对。同样的，最最本质和纯真的绘画艺术，才会出现非常有精神性的东西。

《父亲》的名字是吴冠中先生改的

WORLA ART：罗院长，请您最后谈谈吴冠中先生的离去？

罗中立：他的影响和社会意义我就不说了。说起吴老，我跟他还很有缘分，当时《父亲》这幅画在北京评选的时候，有人就不让它参加，有过很大争论，后来吴冠中在这个评审团，他向人们反复说明这幅画的意义，后来这幅画就全票通过了。在评定时吴先生还自作主张把这幅画的名字改了一下，当时送上去的标题叫《我的父亲》。吴先生就说，为了更广义一点体现这幅画父亲的含义，他建议把“我的”两字去掉，就叫《父亲》吧。吴老当时说：虽然更改名字这个事没有征求罗中立的意见，但是我相信他会答应的，评委们当时都很认同吴先生这个提议。《父亲》改名后在全国引起了重要反响至今。回忆这件事，我始终认为吴老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令人尊重的长者和艺术家，我很幸运和他有这个缘份。

采访结束，我的心久就不能平静，在当代文化艺术无限发展的今天，作为中国当代艺术的重要艺术家罗中立以他的实践坚持着他的艺术信念和追求。与他曾经的大多同学在艺术的追求上始终保持着若即若离的莫名关系，在多元化文化发展的今天看似有些踯躅抑或是亦步亦趋。但恰恰是他的笃信和坚持给我们恒久的力量和勇气冲进去打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