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易者的任务就是把人类新拓展的时空纳入到旧有的系统中去。用诗人艾略特对传统与个人才能的解释，每一新出现的人物都丰富了传统，都对传统秩序有所改变，但传统的结构不会变化。就像王朝中国两千年来的四维五伦，也是经历了一个变化，从三代末世的礼、仁，不断地增加内容，直到汉代的思想家，补全了仁义礼智信等等四维八德。同样地，科学的发展也经历了试错阶段，每一阶段的科学框架都是当时人类探索的成果，也是当时的真理和集体归宿，直到今天我们仍未抵达科学的终极。重要的，我们不能将前人开放的系统封闭固化。

　　因此，文王演易，就是在连山、归藏之外，重新解释文明世界，重新为天地乾坤定位。但后来的革命者，气局就偏狭了。如孟子拒杨墨，如宋儒在佛老面前争强好胜、以天理压人欲，如现代中国革命以国家消灭个人……

　　在中国人对宇宙系统的观察中，春夏(长夏)秋冬、东南(中)西北等四时四位及其中间的中庸变易时段，是跟木火(土)金水等五行轮转相关，跟仁礼(信)义智等伦理相关。这种宇宙秩序，在中国人易道思维中，有变易、不易、简易的意义。因此，中国学者如潘雨廷先生在观察春秋战国这一系统时，发现了春秋霸主即齐国、楚国、晋国、秦国等国跟东南西北四方轮替间的关系，发现了这些国家跟仁礼义智等伦理之间的关系。

　　说中国文化是一种伦理文化，不如说易道思维是一种伦理思维，这种伦理早就超越宗族国家，上升到天地君亲师层面。而这种演易也是与时俱进，鼎革损益，丰富了易理。如孔子一生，也在礼学、仁学、易学之间迁移，他晚年举意演易。只是因为他质实地讲求克己复礼为仁，不语怪力乱神，从而使易道思维的演进出现偏差。即使有弟子子夏“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号召，国人仍讲华夷之辩，仍止步于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后为新文化运动诸子演易，将德、赛先生引入伦理。当代台湾地区演易，将第六伦即陌生人引入天地君亲师五伦之中。

　　可以说，伦理文化仍有着跟科学实证、宗教信仰等文化一样强大的生命力，甚至从宇宙秩序而言，它们既各司其职，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季羡林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一说更近于概率思维，倒是费孝通有所感悟，他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世界大同。费孝通似乎意识到了个人、国家的时空坐标的拓展。

　　五.

　　由此可知，东方的孔子以仁以礼周游列国时，时代的重心已经在变易，南方为火，更有文明之象，南方的老子比他更懂礼。即使老子也知道礼已经时乖命蹇，他在中原演易讲道德之后，即西出函关。因为东生西裁，散乱的文明材料、自由散漫的人物事件需要收割、审判、裁定了。西方为金，为义为利。夏商周三代两千多年的文化被西秦耕战之国取代，在上古中国的道治、德治之后，在三代的仁治、礼治之后，到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纵横术、帝王学一类的阴谋争胜，即时代流行尚贤巧智，仍会为利力取代。

　　老子绝圣弃智，也是因为看到这两种伦理无补于时世的变易。秦国变法以信开始、很快即以利诱人，最终建立了法治王朝系统，虽然经过反复，如黄老流行、上以孝闻、以忠孝治天下，但信义利益刑法等伦理在王朝系统中扎下根来。只是秦汉一统，国民时空感停滞不前，五行的生克乘侮等变易关系不再通达无阻，反侮和凌乘的专制成为普遍现象。这就是后来中外有识之士痛切的普遍专制和等级专制，其流毒至今犹烈。

　　当司马迁写下“熙熙攘攘皆为利来利往”时，他没有想到，他的史记演易强调了利益至上主义、天下一统理论。利治诞生的刑法不是法治而是暴力横行的法制，国民的智力资源被浪费，科学创新成为壮夫不为的雕虫小技，国民的诚信、仁爱、宗族礼仪资源被闲置，或被侮辱，或被凌乘管制。

　　因此，当南亚地区的文明，说尽众生苦理的佛教传入时，这种新的礼治给了“礼不下庶人”的百姓以安慰，但不足以推动易道伦理的前行。唐宋时代的中国人也不曾把佛教及其发源地跟华夏天下纳入到一个统一的秩序里，儒释道的演易者们也不曾在利法理欲之外，发现知识、技艺、学问的科学智力成就和人性的道德资源。王阳明拈出良知，欲接通易道思维。但在那样一个专制封闭的系统内，华夏文明自身诞生不了资本主义，诞生不了科学。一切类资本类科学类博爱类宗教的领域，都只是别人眼里有待整理有待审断的材料。

1999年11月29日，在西雅图召开的WTO-会议受到了NGO-组织的联合抵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