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像艺术

画廊：有相当长的时期，你是作为一个录像艺术家，而且还是重要的组织者。你当时做录像艺术有什么原因或者受到什么影响？

邱志杰：我之所以做录像是有考虑的，学术上的和政治上的原因都有。90年代中期有两次最重要的学术讨论，一次是《江苏画刊》的关于作品“意义”的问题讨论，一次是黄专老师在《画廊》杂志展开的“当代艺术的国际接轨问题”讨论，两次讨论差不多都是94、95年，是针对当代艺术展开的。“意义”问题主要是一些理论家认为当代艺术应该看图说话，当时有人写了《力求明确的意义》的文章，作品意义不够鲜明时就需要批评家出来阐释。我的观点是作品不是交通标志，不是“红灯停绿灯走”，作品是去做一个蓝色的灯，人们看到不知道该怎么办。蓝灯本身是无意义的，但它是有效的，可以引发各种心理感觉，人们七嘴八舌地赋予它意义。艺术是生效，不是传达意义，人们对作品是欣赏、接受、被触动，只有喜欢与不喜欢，而不存在懂不懂的问题。作品就是一个强烈的现场，但你无法用语言去形容，不能归纳成几句话，如果你有什么意思要表达，用现代汉语就可以，用不着曲折地通过画面来表达。这个争论进行得非常艰难，因为大量地渗入权力斗争，我的观点挑战了批评家的生存权利，挑战了一种职业安全。作品一旦需要阐释，那么谁的阐释是正确的？最后会变成话语权的问题。于是当我意识到问题的本质是艺术家和批评家的权力斗争时，我就不愿意写文章了，我想直接做点什么，鼓励感性的而不是看图说话的艺术。

至于与国际接轨对我来说很简单，就是要让艺术面对老百姓，这意味着它必须合法化。我们本来就是改革开放的精神成果，凭什么我们就得在地下，我们应该让中国老百姓看到。当年的中国当代艺术主要是卖给外国人的，在最极端的时候出现使馆艺术，越是使馆艺术，人家越用冷战思维来查封你，于是你就越地下，这就陷入恶性循环。所以当时黄专谈的其实就是当代艺术的合法化问题，我分析了一下，觉得最早能被官方接受的当代艺术应该是录像艺术，也就是今天说的新媒体艺术，因为它表面好像没有意识形态内容，只是一种先进的技术。我们很多艺术充斥着符号，比如画毛主席、画天安门，但经常是在用政治做生意，我觉得应该寻找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政治艺术的突破口。当时我是优先发展录像艺术的，因为它符合我的理论要求，录像很感性，作者非得有现场感受。因此作为对“意义”问题的讨论的回应我会选择录像艺术，作为对于黄专的“当代艺术国际接轨问题”讨论回应，我也会选择录像艺术。

画廊：当时你对录像艺术是怎么看的？因为直到今天还有相当一部分艺术家，他们虽然在做录像艺术，但对录像艺术和所谓的电影、实验性短片之间的差别似乎还不是很清楚。有些艺术家是很朦胧地就进入这个领域，这个问题在当年可能更明显。

邱志杰：今天大多数的DV青年，他们都有组织者，从看盗版碟而形成DV拍摄冲动，基本也不去考虑DV、电影之间的区别，他们最后就会走进实验电影。如果我们说摄影美学是机械记录影像的美学，那么电影的美学就是动态的机械记录影像，这个影像不是电脑直接生成的，录像和电影再怎么处理都要经过拍摄再做后期的过程。如果只经过后期，那么就是纯电子图像。录像一开始只是电影的廉价替代方式，因为廉价它必然带来与电影不同的东西。做电影必须先写好脚本，练习好了再拍，录像更适合做纪录片。我觉得廉价是带来革命性影响的一种文化性格。欧洲如果没有二战留下8毫米的电影胶片，那么就没有战后8毫米的实验电影，它被淘汰了，因为廉价它才能用游戏精神来对待，所以录像就包含更多的游戏精神和技术的可能性。电影是一秒24张照片，录像是信号，它后期可再加工的可能性非常大。如果我们说录像短片是电影实验的一个小分支，但是录像后来被视觉艺术家应用在空间中以后，它开始有了电影没有建立起来的东西，就是空间中的活动影像。在后来比较成熟的录像装置中，它创造的全景空间体验跟电影院的状态是不一样的。电影院是让你忘记自己的身体存在，看电影的瞬间进入另一种境界；录像装置是想让你看电影的同时还看到电影院的柱子，录像艺术包含着空间体验。到了这个阶段，录像才建立起自己独一无二的美学标准。

总体艺术

画廊：从你学版画到毕业后做装置、录像、多媒体，到最后的总体艺术，其实是你自己对当代艺术的认识有个不断深化、系统化的过程。你自己回想起来，有哪几点对现在做的总体艺术影响比较大？

邱志杰：前面说的那两场理论讨论当中积淀给我最重要的关键词就是“现场感”，而非“看图说话”，这是我多年来非常重要的概念。

第二个重要的概念是方法论的反思，学版画的人比较理性，不容易陷入绘画的快感，它始终处于比较冷静的自我观察状态，这就影响我会花很长时间去写文章、读哲学书，不可能糊里糊涂，我做事情必须知道是怎么做到的，要知道为什么这样做才是好的，要找出规律。

虽然方法论清醒的未必就是好艺术家，如果你既能当好艺术家，又有方法论的整理和批判能力，那会比较好。所以我的写作和创作多年来都处在互相印证的状态，我一直在创作，但我知道自己的写作不能走进逻辑空转里面——被逻辑推着，完全符合逻辑但是完全脱离事实。另一方面，我做事情不会特别失控，做录像的同时我也在论证录像该是怎样的状态，总处在方法论的反思状态中。这也是我作为好老师的一个必要条件。我要清晰地告诉学生，如何进行选择、取舍以及为什么这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