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爱国主义与Patriotism

“连外国人都欣赏中国艺术，我们中国的年轻人却看不起我们自己的艺术。”这是我在《美术》当编辑的时候在一次座谈会上听到的。这话显然是爱国的，只要爱国是正确的，这句话就不会错，而爱国又肯定是正确的。类似的爱国主义表述还有很多，其中最著名的是“越是中国的就越是世界的”。然而，这些表述基本上都经不起追问。女人缠足是十足中国的，能说它也是十足世界的吗？日本侵华时期，仅在南京就屠杀了30万中国军民，能说“连外国人都杀中国人，我们中国的年轻人却不杀中国人”吗？以“打倒孔家店”为口号的五四运动，完全是挖中国文化的祖坟，比看不起中国艺术的青年人过火多了，能说它不是爱国运动吗？

在美国的时候，经常听到这种质问，“爱国你跑美国干什么来，留在中国多好”。也就是说，留在国内就比出国爱国，依此类推，穿唐装就比穿西装爱国，画国画就比画油画爱国，练武术就比练体操爱国，教汉语就比教外语爱国，踢毽子就比踢足球爱国，用大刀长矛就比用洋枪洋炮爱国，用毛笔写字比用钢笔写字爱国，拉二胡就比拉小提琴爱国。但是，汉奸卖国贼有几个是跑到外国去卖国的呀？还不都是在中国卖国当汉奸吗？詹建俊的油画《狼牙山五壮士》是爱国主义经典，论爱国，不比任何国画差。我们熟悉的爱国歌曲，有几首是用毛笔作词作曲的呀？又有多少是用民乐演奏的呀？最典型的是国歌，要用民乐演奏，只能是对国家形象的调侃，建国60周年阅兵式上演奏的乐曲也是一样。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了呢？我认为，关键就在这个“爱”字上。“爱”意味肯定和赞扬，否定和批判如果不代表仇恨，至少也是不爱的表现。于是“爱国”就应当是对中国各方面的肯定和赞扬。但如果中国的各方面都是应当肯定和赞扬的，“改造中国”的理由又在哪里呢？改造中前提只能是否定和批判，不可能是肯定和赞扬。于是“爱国主义”就和“改造中国”形成了对立关系。接下来的问题是，西方也有爱国主义的说法，叫Patriotism，西方国家都在不断地自我改造，爱国和国家改造怎么就没有相互矛盾的问题呢？

首先，他们的国家改造是来自内部的自我否定与更新，更新了之后还是自己。而中国的自我否定与更新基本上是外国替代，更新了之后就不是自己了，李鸿章时代的洋务运动，邓小平时代叫引进消化吸收，都是把外国替代作为自我更新的手段，也就是否定自己，肯定西方。其次是因为西文的Patriotism没有“爱”的意思。在法文中，Patriotisme来自patrie（祖国），patrie又是来自père（父亲），父亲的国家就是祖宗的国家，这在父系社会是讲得通的，因此，Patriotism的准确词义是“祖国主义”，而不是我们通常翻译的“爱国主义”。西方语言的构词法不是不能给把“祖国主义”变成“爱祖国主义”， 在Patriotism前面加上philo-或phila-就可以了。英语里的philosophy（哲学）中的philo就是“爱”的意思，sophy是智慧的意思，同族词有sophisticated，意思是费解、费思量。Philadelphia（费城）中的phila也是“爱”的意思，delphia是兄弟的意思，所以费城的意思是“兄弟之爱”。但是就是他们没加这个表示“爱”的前缀。

如果“祖国主义”意思模糊，我们可以叫做“为国主义”或者“强国主义”。只要对国家有利，肯定与否定，批判与赞扬，坚持与改造，就都是对的。

三、从“洋务运动”到“引进消化吸收”

从“洋务运动”到“引进消化吸收”，这个过程构成了中国在世界列强的威胁下被动现代化的历史，方式是向列强学习，先向西方列强学习，苏联十月革命后，又向苏联学习，然后又反过头来向西方学习。同时期的中国艺术也是如此，最明显的就是留学对象国的选择：先是选择欧美日，然后选择苏联，然后又选择欧美日。

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天翻地覆的变化，乃至彻底颠覆了“胡说八道”的含义。这里的“胡”是指胡人，胡人是中国历史上对外国人的统称。由于彼时中国人的优越感与文化自信，因此把胡人的言行当作错误的象征，类似的词汇还有“胡诌”、“胡来”、“胡闹”、“胡扯”、“胡乱”、“说胡话”，在“胡搅蛮缠”中，“胡”和“蛮”形成了等号关系。这种局面到郎世宁(1688—1766) 供奉中国朝廷的时候还保持着，他的同龄画家邹一桂(1688—1772)对当时他所见到的以写实见长西洋画的正面评价是“学者能参用一二，亦具醒法”，这是因为他反对苏轼“形似为非”艺术主张，但总的来说是鄙视的，用他的话说就是“匠”气，因此不能入“画品”。面对邹一桂的鄙视，郎世宁还不能称为“洋人”，而只能称为“新胡人”，从时间上看，他带到中国的画法应当是巴洛克或洛可可风格。

1840年是法国印象派画家莫奈出生的年份，这一年爆发了对中国历史产生决定性影响的鸦片战争。20年后的1860年，洋务运动在中国登场，希望“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但“中体西用”的保守疗法未能奏效，接踵而来的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新胡人”的地位也与日俱增，并最终变成了“洋大人”。从此“胡说”（外国人说）、“胡来”（外国人做）就变成了敬畏和尊崇的事情。我小时候，“洋火”、“洋车”、“洋灯罩”、“洋布”、“洋铁桶”、“焊洋铁壶”、“洋胰子”还是上一代人的常用词，“洋气”和“土气”则是当时都市文明的重要价值尺度。这是一个师法西方，实现自身现代化的社会，在语言和价值观上的必然反应。新中国的成立使中国得以在和平环境下加速现代化进程，“土洋结合”、“土洋并举”成了此后工程建设的普遍模式。1956年，第一辆解放牌汽车下线，从此，“洋”打头的工业品逐渐去掉了“洋”字，到文革末期，“三转一响”开始在中国家庭普及，中国已经形成了基本满足国内经济建设与人民生活所需的各种产品，尽管品种单调，质量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