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典型的“我们给敌人造”是乒乓球海外兵团，先是输出教练，为“敌人”制“造”运动员，然后是自己“造”的运动员为外国效力打败中国运动员。至于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时敌人用了我们援助的武器，那是后话，援助的时候还是“我们给朋友造”。但无论如何，从“敌人给我们造”到“我们给敌人造”，中国的制造业有了巨大进步，已经能够独立设计和制造歼10战机、99坦克等先进武器，更不要说枪炮了。

也许，如果有像《红色娘子军》那种国内外都叫得响的艺术作品，中国美术界的身份焦虑就不会像今天这么强烈了，因为如此成功的作品，不但能赢得受众，还能赢得国际话语权和裁判权。《收租院》和《农奴愤》相当于美术领域的《红色娘子军》和《白毛女》，但在国内外都没有取得后者那样巨大的成功和影响力，自然也无法提高中国在艺术领域的话语权和裁判权。应当怪国家还是艺术家？怪中国观众还是批评家？抑或空间艺术本身就无法产生时间艺术那样强大的震撼力？这里，本人只能提出问题。

五、“古已有之”与“外国人玩剩下的”

这是两种常见的说法，都带有民族主义色彩和焦虑成分，“古已有之”与身份焦虑有关，“外国人玩剩下的”与落后焦虑有关。两种说法集中体现在美术界对抽象艺术看法上，书法和太湖石是“古已有之”的抽象艺术和抽象艺术是“外国人玩剩下的”这两个判断句，分开看都有道理，联系起来看就成问题了：如果是中国“古已有之”，那就只能是中国“玩剩下的”，西方换个说法接着玩。如果是“外国人玩剩下的”，中国“古已有之”就不能成立。稍有逻辑学常识的人都会明白，这种相反的命题，只能有一个是真的，或者二者俱假，不可能俱真。但在不讲逻辑的国人哪里，恰恰是二者俱真。即便二者俱真并且没有矛盾，也不能构成取舍的充足理由。因为同样的“玩法”，在不同的时间、空间语境中，意义是不一样的。所以，过去玩过的现在可以重新捡起来玩，中国人玩过的外国人可以重新拾起，外国人玩过的中国人可以重新拾起，而且都可能玩出新花样来。“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只是在落实上出了问题。

显然，只要我们陷入落后焦虑，就会产生身份焦虑，并在两种焦虑的控制下不知所措，最终无法逃脱“油画民族化”与“国画现代化”的思维模式。我想，新中国两个30年应能构成一个完成时了，我们可以静下心来想一想，做一点面对内需而非与西方一较高下的小事情了。比如，给《红色娘子军》主要演员、中国著名运动员画像，通过他们在国内的知名度和受欢迎程度拉动肖像画的内需，《红色娘季军》当年的痴迷观众，很多已经成为富人，但现在他们只能收集到光碟、视频、照片，肖像画基本上是空白。既然靳尚谊可以为彭丽媛画肖像，其他艺术家为什么不能为其他明星演员画肖像呢？既然可以调侃中国形象，为什么不能选择美化中国形象呢？中国消费者有钱，中国艺术家写实功夫好，中国的肖像画市场基本上还是空白，而且不受落后焦虑与身份焦虑的左右，为什么不尝试一下呢？有那么多艺术家在国外靠街头画像生存，难道就不能在国内专事名人肖像创作？在西方，艺术社会学主要是研究艺术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关系，而不是艺术对社会的反映。

下面我引用一位《红色娘子军》迷在自己博客里的呼唤与愿望，希望大家有耐心读完。

菁华姐：

很久没有看到你的消息了,最后一次还是数年前鲁豫对您的采访，近来好吗？欣慰的是有您的影像资料，经常看。我经常在做一个梦，梦见您穿上红舞鞋重返舞台，全国人民欢呼雀跃。。。。。赞美的辞藻我没有墨客们说的漂亮，也没他们多。

当得知您离开中芭的时候我很难过，您不仅仅是中国芭蕾的代表，更是热爱中国芭蕾人的精神支柱，我是多么期盼您重新站在中国的文化前沿，和您一起战斗过的伟大的创作者们再创辉煌，中国文化的阵地还要您们去占领。让人民重新燃起激情。我很不服气，会唱一两首歌就敢称歌唱家，会讲一两个笑话就能当劳动模范，成名就圈钱，吸毒，5000年的文明只剩这些了?跳芭蕾太辛苦了，10岁练到20岁，真正能上台的时间区区几年，每个演员付出的绝不比一个奥运会冠军少，得到的应该算是可怜，我想这就是燃不起激情的一个原因吧，但我坚信,一部红色娘子军,肯定比一万个扫黄打非办公室管用.多年来,有几个电视台播放过？记得当初，您们50天演了49场，那个时代不提了，伤人伤心。

我们一起做个梦吧，我特别想为中国芭蕾做点什么，假如我很有钱，我会为中芭建一个公寓，每个演员分一套，这是我的梦想，假如中芭能把红色娘子军带到台湾，我补助10万元，这是我的期待。

我想，如果哪里能买到“菁华姐”的肖像画，这位博友是不会吝啬的。国家大剧院出资收藏中国著名演员肖像、重要文艺和团体收藏本团著名演员的肖像，应当也是有可能的。此外，这些作品基本上都会成为真正的藏品，拿到二级市场炒作的可能性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