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欧洲19世纪哥特式复兴运动中，“哥特式”概念中的贬义色彩被人们淡忘，各种“好听”的更名也未得到广泛的认可，它依然叫“哥特式”。不过哥特式的起源还是一个问题，引发了历史学家的争论。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建立起精确的哥特式发展编年史，并为它进行准确的定义。一开始人们认为尖券是哥特式的最本质特征，但早在17世纪晚期人们就发现，哥特式建筑的尖券直到1100年之后才出现，但早在尖券出现在基督教堂中之前很久，伊斯兰建筑师就开始使用它了。后来专家们的注意力集中到肋架拱顶，正确地认定它是哥特式建筑结构的基本特征。到了19世纪初叶，古物学家们开始进行文献研究，幸运的是，他们在巴黎圣丹尼斯的唱诗堂中找到了这一结构的最早证据，它是12世纪中叶在修道院院长絮热的主持下在旧有结构上改建的。这一点在今天已经成为一个常识，但在19世纪的论争中，法国之外的历史学家要承认这一点并不容易。英国建筑师达拉韦(James Dallaway)在《关于英格兰军事、宗教和民用建筑的考察》(1806)一书中最早提出哥特式起源于法国，就在英国引起了普遍的反对，但他得到建筑史家惠廷顿(George Downing Whittington)的支持，惠廷顿曾经于1802-1803年前往法国进行考察，在后来出版的《法国基督教古建筑史纲》(1809)一书中，将圣丹尼斯教堂定为最早的哥特式建筑。
在19世纪，当有关哥特式风格诞生、发展和传播的历史知识越来越丰富时，建筑理论家和批评家便进一步对于哥特式的关键要素进行研究，并试图对哥特式的本质做出解释。最早的是英国人里克曼(Thomas Rickman)的历史研究，后来还有法国建筑师维莱奥-勒迪克(Viollet-le-Duc)的功能主义研究，英国作家罗斯金对于建筑的道德批评，等等。哥特式现在成为一种最诚实的建筑样式，并代表了结构与功能上的进步倾向，它的肋拱原理与新的建筑材料——铁——的结合，将为现代建筑形式的进步带来革命性的变化。哥特式的概念也扩大了，不光包括建筑，也包括了美术;进而批评家开始谈论起哥特式文学和诗歌，哥特式音乐，哥特式哲学，哥特式文明，最后甚至还有“哥特人”。
19世纪的地缘政治和民族主义强烈影响了美术史研究，这种民族主义研究旨在确认艺术的种族身份，围绕着现代政治疆界来确认艺术流派，并用学术为狭隘的爱国主义服务。进入20世纪后，此种情况仍继续存在。文艺复兴南方作家所杜撰出来的哥特式起源于北方森林的隐喻，在后世那些“人类精神”的信奉者的心目中反复出现。最著名的例子是沃林格尔的美术史理论。他将哥特式作为德意志民族精神，与南方的古典精神相对立，为德国表现主义运动开辟了道路。沃林格尔的两分法成为他艺术形式分析的有力工具，但其背后即是种族与地域间的对立：北方对南方，抽象对移情，古典与文艺复兴对哥特式。沃林格尔将北方的哥特式精神追溯到遥远的古代，试图论证它与古希腊精神的二元对立的正当性，但正是这种理论取向，后来被国家社会主义用来论证“纯种的”与“退化的”美学观的理论基础。同一位作者的理论，既可以解释极具前卫性的表现主义艺术，又可以被表现主义最凶恶的敌人纳粹党所利用，颇具讽刺意味。
二战之后，统治了西方思想界一个多世纪的历史决定论过了时，并受到科学哲学家波普尔和美术史家贡布里希等人的无情批判。这种理论来源于黑格尔，常与“民族精神”、“时代精神”等空洞而含混的观念相联系，其思维模式最终导致集权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同时，美术史学也因地缘性因素发生极大的变化，这主要是纳粹排犹运动造成德国美术史家向英美“学术迁徙”所造成的。身处美国的欧洲美术史家得以摆脱地理的局限，获得了更为开阔的国际眼光。潘诺夫斯基在“美国美术史三十年——一位欧洲移民的印象”一文中十分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欧洲国家之间由于距离太近而不能迅速协调，又因过于贫穷而不能迅速恢复文化交流，所以多年来这些国家之间的沟通一直处于中断状态。而美国与这些国家的沟通却始终未受影响，或者很快就得到了恢复。纽约就像一座巨大的无线电台，它能够接收和转发无数电台的信号，而这些电台之间却无法相互联系。当初来乍到的人第一次了解到美国的情况时，给他最强烈的印象就是：欧洲美术史家习惯于从民族和地区的疆界来考虑问题，而美国人却没有这种局限性。”①
在哥特式建筑领域，著名美术史家弗兰克尔(Paul Frankl)的研究可以作为潘诺夫斯基这段话的注脚。弗兰克尔是布拉格人，沃尔林夫的学生，哈雷大学美术史教授，纳粹上台后被革除教职，1938年前往美国，两年后成为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成员。1960年，他出版了一生最重要的著作《哥特式：八个世纪的文献与阐释》，两年后又出版了标准著作《哥特式建筑》。弗兰克本人是种族主义的受害者，他竭力排除在学术研究中的一切种族与地域的分类。他认为哥特式是“诺曼人、法兰西人和英格兰人所面临的共同的精神问题”，并不是一个生理学的问题。如他的《哥特式建筑》并不像一般教科书那样，按地区流派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写下去，而是采取了一种国际主义的观点，将哥特式看作一种欧洲现象。他研究的哥特式建筑类型，从礼拜堂和修道院到教区教堂和主教堂，时间跨度近五百年，在地理上涵盖了从那不勒斯到达勒姆的广大地区。此书是鹈鹕美术史丛书中罕见的具有广阔视野的著作，主编佩夫斯纳一开始想出一本单独的英国艺术书，并已经委托另一位作者撰写英国中世纪建筑，但弗兰克仍坚持将英国建筑写入自己的书中。当佩夫斯纳在他的十分有名的《英国艺术的英国性》中断言存在着永恒的民族特性的观点时，弗兰克强烈地反对这种强调艺术创造领域内生物学因素的观点，拒绝承认哥特式建筑表明了任何共同的民族特性，尽管他认识到不同民族间存在着不同的各种不同的哥特式版本。
在弗兰克尔之后的现当代美术史研究中，哥特式不再与古典式处于二元对立的状态，人们可以在哥特式建筑与古典建筑的完全不同的外观之下，发现古代传统在哥特式建筑中的延续。将哥特式视为泛欧洲，甚至泛西方世界的一种文化现象，是现代哥特式研究的特点。学者们更注重的是追溯一种风格从一地到另一地的变化，哥特式惯例与当地文化传统的结合所产生的新的区域性变体，以及一个地区如经济、意识形态和保护人等事实因素对接受某种风格的影响。此外，传统的“中心”观念也受到了挑战，“边缘”地区的研究得到更多的关注。如弗赖冈(Christian Freigang)对于法国南部13世纪下半叶巴黎辐射式发展的重要研究，便是一个范例，他质疑了一种传统的观念：13世纪哥特式是以巴黎为中心的。博尼(Jean Bony)是福西永的学生，著名中世纪建筑专家，他将英国从宫廷发展起来的盛饰式提高到法国与德国晚期哥特式源头的地位，从而将法国13世纪文化霸权转移到了14世纪的英格兰，重新调整了民族哥特式与晚期哥特式风格在观念上的疆界。“德国”哥特式，似乎并非对应于某个单个的政治实体，其定义更为复杂，但是努斯鲍姆(Nussbaum)对德国哥特式建筑的研究具有典范性，他敏锐地将其主题设定在基督教文化一体化力量的上下文中，而过去常说的中世纪“德国”甚至神圣罗马帝国的上下文中。中世纪的“法国”也是一个时代错位的实例，需要仔细限定。博尼关于法国12、13世纪哥特式的权威研究，略去了政治、机构甚至神学的内容，因而绕过了历史上的地理因素，集中考察石匠的选择和发明这些具体“事件”对哥特式风格的影响。对博尼来说，法国哥特式是一种进步的风格，一种前卫的风格，但它也是一个不同观念的实验场。
注释：
① E.Panofsky, Meaning in the Visual Arts，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 p. 328.
参考书目：
Burckhardt, Jacob, The Civilization of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 Phaidon Press Limited, 1995
Frankl, Paul, Gothic Architecture,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
Kultermann, Udo, The History of Art History, Abaris Books, Inc., 1993
Mallgrave, Harry Francis, Modern Architectural Theo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anofsky, E., Meaning in the Visual Arts，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