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那么你呢？
高：我也一样在局中。就这个问题本身来说，你无法对它进行一个非历史的解答，但一旦历史性地来解答，那么就说来话长。但对我现在来说，我的愿望是把中国、当代、艺术这三个词分开来谈。首先我们讨论“中国论述”是什么，然后我们谈“什么是当代”，最后我们思考“艺术”能为我们带来什么？我会把中国当代艺术的问题拆解成这三个问题来思考。而一旦分成这三个问题的话，我们会发现我们对问题的思考方式发生了变化。

李：现在，西方全球化激起了一种广泛反应，引发人们对于地域性、特殊性进行了一些重新的思考，重新形成了对全球化概念的反省，你认为这种反省对西方提出的全球化，或者不是主义的反省现在包含哪些方面？
高：其实现在的西方已经是“后西方”了，在伦敦、纽约的大街上全是所谓的非西方。西方的全球化不是我们原先所说的那个一体化了，它更多的是伴随着一种虚假的多元文化并置，是表面的多元性。所以，我认为现在要警惕的并不是表面上的文化侵略，而是那种虚假的本土化。

李：你怎么看待“现代性”这个问题？以及现代性与中国本土文化的关系？它们之间是不是有矛盾呢？
高：第十二届卡塞尔文献展提出了一个相对有意思的说法：现代性已经成为了我们的古代。也就是说现代性本身似乎建立起了一个可以分享的地平线，本身就有各种多元的差异。比如有代替的现代性，有抵抗的现代性，有反判的现代性等等。如果我们不用这些词汇，我们该怎么去描述我们自己过去的那段当代艺术历史呢？因为现代性这个词似乎很方便，但是这个方便是有成本的，有代价的，我们该如何摆脱这些词来描述我们自身？
现代性就在本土文化当中，不要说现代性是外来的东西，然后它跟本土文化结合或冲突。目前对中国的论述实际上也是现代性的后果。中国当代艺术是被捆绑在中国论述的基础之上的。因此，我们有必要建立一种具有主体性的自我阐释机制。
在2000年，第十一届卡塞尔文献展策展团到杭州访问时，策展人Okwui提出了一个问题，西方是什么？这个问题的提出，令很多的中国艺术家感到困惑，因为在我们脑子里有着各种套路化的西方。但Okwui提出“什么是西方？”提醒我们：东方人在抱怨西方误解我们，我们也在很套路地、很刻板地理解西方。西方是多重的，它一直在变化，而且西方已经呈现出了很多个西方，西方自己已经离开了它的轨道。而非洲、东南亚、拉美这些非常广大的区域，即前殖民区域，现在也都处在一种后殖民的文化状态里面。这些后殖民的文化状态，在影响着我们所说的全球化，它构成了一个全球化时代的新的政治空间。这在2000年左右的国际上是一个非常有爆发力的论述。
但我当时思考的是如何去掉那个全球化场景中关于“中国性”的论述，因为这个中国性实际上是被强加的。中国性是在这样一种二元论的结构里面，被论述、架构出来的。所以，我当时说要“去中国性”，希望重新建构起一种自我阐释机制。而机制要摆脱掉“五四”以来的东西二元结构的论述，然后重新从中国历史的文化线索内部来思考我们是不是具有一种当代主体的潜能。
2002-2004年，我参与策划了中国第一个跨学科的亚洲当代艺术项目“地之缘：当代艺术的迁徙与亚洲的地缘政治”。当时我们用两年的时间考察了五个国家，就是为了寻找一种“非西方的国际经验”。因为当我们谈论国际的时候，我们往往总是提到西方，或者说我们和西方，经常会忽略掉非西方的区域跟我们是什么关系，比如印度、伊朗。

李：那么在全球化的今天，你觉得我们要保持的文化的主体性是什么？构成一个民族文化主体的核心意识是什么？
高：这里的主体我宁愿简单化的想作是“人”，具有历史意识的人，他既要具有历史意识还要具有历史视野，这个视野不仅仅是往前看的，还要往后看，只有这样他才能够知道自己处在一个怎样的现实当中，处在一个怎样的历史进程当中，这是我们要达到、企及或者抵达主体的一个前兆。而对中国当代文化来说，我觉得首先要有很大的雄心，并要有足够的诚实。我觉得现在很多人都是肾虚火旺，他们似乎认为，我们经济发展得很好了，我们的话语权拥有了，然后我们就一切解决了。但事实上，话语权归你了，你却根本无话可说。你已经相当自由了，但还是却仍然无法独立，你已经掌握了说话的权利，却无从表达！

李：你之前一直在强调“如何从后殖民话语中走出来，从单调的‘泛政治—社会学’话语中脱身⋯⋯重新构筑一种当代艺术与视觉文化的介入性的表述体系。”那么，今天你能否对新的表述体系有一个具体的描述呢？
高：解构容易，但建构却是非常困难。我很难做出一个清晰的描述，但对我来说，它既是一个出发点，又是一个目的。也就是说这个自我阐释机制，它既是出发点又是目的地。因此要想真正地建立起所谓的自我阐释机制，或者说主体论述，就不仅仅要理清这十年中国社会在发生什么？而且要理清这三十年发生了什么？这一百年发生了什么？我们必须把它当成一个大的“局”来对待。我们必须看清到底是什么推动着百年中国即新文化三十年、新中国三十年、新时期三十年的发展与改变。要看清这三个三十年，即这一百多年的历程到底打造了一个什么样的中国社会？
这涉及到对当下现实的认识，也就是说，在今天，我们的核心是对当下的现实途径进行历史解释、历史定位。就如我当年所说的：自我阐释机制其实是一个对自我现实处境的历史性定位。这是我的愿望，也是我想做的事。在这里，你也可以说这是一个主体的启蒙，不是一个被作为对象的启蒙，而是自我的敞亮，自我的展开。我始终认为自我不能作为出发点，不能作为堡垒，因为自我是你始终要去建构的东西，而作为文化主体更是如此。

李：你这次去印度，觉得印度文化与中国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
高：印度是一个极度多元的国家，它的多元性不仅仅只是政治上、种族上的多元，也包括官方语言的多元，其书写的官方语言就有二十多种。政治上也是一样，它的代议制不是美国式的两党之间的交集关系，而是多层次、多角度的代议制。印度的多元不是一个平面上展开的多元，而是历史性的多元。他们跟我们不一样，我们的历史经历了不断地革命，不断的回归为零然后又重新开始，而它似乎从未归零过。
其次，印度的学术界要比我们在社会上扎根扎得深，因为印度学界有非常强大的社会思想或者说思想脉络，而在中国，更多的则是学术史和思想史。也就是说，他们的知识分子和社会运动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而我们不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