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在你认为中国和印度双方最大的可借鉴之处有哪些？
高：从现在艺术史的角度来说，印度存在着一个所谓的本土现代主义充分展开的时期，而中国则被抗战、革命打断了。当然也不存在谁好谁不好的问题，因为真正的最后的结果是非常不一样的。左翼的发展，以及建国以后的历史，一方面打断了中国现代主义充分展开的历史过程，另外一方面也给我们留下了很多东西。这些东西曾经被过于廉价的使用，将其图式化或图像化，以致最终变成直接拿出来被消费的东西。
而现在，当我们对照印度的时候，我们能清晰的感觉到，我们的社会主义遗产被廉价地消费了，它的历史力量并没有被发掘出来。因此，今年上海双年展，我们会做一系列印中社会思想的对话，我们将邀七位印度重要学者来讲演，我们会匹配中国艺术界和知识界的同仁们进行回应，进行一场社会思想的对话。这事实上不是艺术领域的事，但我们希望由艺术界来发起，从而使中国社会思想开始一个新的起点。

中国文化自我解剖与复兴

李：在你看来，中国目前的文化体系能够为世界提供的具有普世意义的价值观有哪些？
高：这个真的很难回答。我判断在两个方向上都是有可能的。一个方向就是我常说的作为经验的山水，作为我们人跟自然的一种特定关系的山水。我觉得中国古典文化中的这条线索对世界史而言是一个世界观上的贡献，在我们往回看的时候，我觉得它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可能，虽然在今天非常的艰难，它已经被改变了太多，这是其一。
其二，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好好的想想，我们的社会主义实践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它曾经给我们留下了怎样的一种历史抱负？它又变成了怎样的一种历史包袱？我觉得从这里出发，我们也有可能给世界一种贡献。

李：那么你认为中国文化当中最糟粕的是什么？
高：中国文化中有一种“世故”是我所不喜欢的。所以对于山水经验，我谈的是“天地不仁”。而我说的另外一个重要的资源就是社会主义的历史实践，这都会去除那种“世故”。

李：我们今天谈文化复兴，那么你是怎么看待文化复兴的？
高：我理解的文化的复兴一定不会是古老文化的复兴。而是一种文化的新生。这个新生要求我们打捞起历史上一切对我们有价值的东西，汇聚在当下，不分你我，共同形成当代的画面。当代是一片流沙，而当代艺术就是不断地证明我们以为坚实的大地其实是一片流沙。

李：在你看来，文化的兴盛与个人的启蒙，与个人的主体性的关系是什么？
高：我们通常认为，一定要有一个强大的主体才能够带领一个民族文化的复兴，但同时个人的命运也都是靠“风云际会”。以前我们不说国家，我们说的是“家国”，对传统的中国人来说，它就是家国。而这个家国很好地勾连起每个个体和大时代之间的关系。

李：作为一个当代的文人，你觉得知识分子生存的理想方式是什么？
高：从我个人来说，我还是认同陈寅恪那句话：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至少对我来说，这是一个起码的要求，但同时也是一个很高的要求。

艺术真正的价值在于大关怀和大困惑

李：作为策展人，你怎么看待当下国内的双年展展览的机制？
高：国内目前的一些展览过于行政化。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反而是有深度的个展更能够推动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

李：在一次访谈里你谈到：艺术未必靠奇观，规模庞大耗资巨大的东西很可能不及一件小的作品有价值，那么在你看来，艺术真正需要依靠的是什么？
高：我觉得靠的是心力，而这个心力到底是什么？具体点说，我认为它要有大关怀、大困惑。当代艺术其实尤其是这样，刚才说到，当代艺术不断地把我们自以为坚固的大地变成一片流沙，它在不断地面对困惑。

李：那么在你看来，艺术真正的价值是什么？
高：艺术真正的价值仍然在于大关怀和大困惑。艺术家展示给你的是常情常理下的矛盾和纠结，看上去简单的东西其实并没有那么简单。同时，他要把你引向新的关切，然后引导着不同的人群建立起共同的关切。我其实很认同中国古人所说的“兴观群怨”，只有符合了这四点，当代艺术才能够有继续深入的发展。

李：那你评判当代艺术的标准是什么？
高：当代艺术很特别，它在不断的把标准反驳掉，它始终是自我反驳的。所以你很难定义这个标准。而且它就是方向，它本身就无方向，所以才会困惑，而这种自己找来的困惑，在今天的意识形态结构里很重要。因为现在无论是政治宣传，还是商业推广，都已经把这个困惑给清除掉了。

李：在你看来中国传统艺术与当代艺术的关系是什么？他们如何有效结合在一起建构新的中国文化艺术体系？
高：在我看来，当下艺术没有当代和传统之分，只有把这个名相抛掉，我们才可能走向更深更实在的问题。从一个创作者立场来说，要打捞起古今中外所有在今天、此刻能够生效的知识，才能够构建起这个当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