尸体艺术 – 丑闻还是实验？

达米•赫斯特开创的新哥特式风格不仅仅出现在艺术领域，甚至出现在科学展览上。在“感性”展之后，另一个在英国引起公众瞩目和争议的是2000年在伦敦展出的“身体的世界：真实人体的解剖巡回展”，它打破了禁忌，把解剖过的尸体公开、真实地展示出来。“人的身体会死吗？”这个看似荒谬的问题在展览期间不断地被英国媒体讨论着。在今天这个高科技的时代，CD-ROMs、基因学和神经学的发展减少了医学对尸体解剖的依赖。然而尸体在以科学和艺术为名的展览中却似乎获得了新的生命。

“身体的世界”展得以实施有赖于科学技术的进步。自1977年起，德国医学教授哈根斯(Gunther von Hagens )发现把人的尸体存放在真空里，抽出体液和油脂，再放入反应性塑胶聚合体能够防止尸体腐烂。通过十几年的努力，他能够把处理过的尸体和各种骨骼、循环、肌肉系统清晰地展示出来，使观众能够看到身体的各个部分和独立器官。

哈根斯的展览不仅全方位地展示了人体解剖，而且还结合了艺术特征。其中一个肌肉发达的男性跑步者看上去象意大利未来主义艺术家波菊尼(Boccioni)的名作《空间中持续的特殊形式》(Unique Forms of Continuity in Space，1913)；一个坐着的弈者重复了杜尚1960年在费城博物馆的行为艺术表演 ；还有一个被分割开的尸体模仿了达米•赫斯特陈列动物尸体的方式。甚至戴着黑色礼帽的哈根斯本人也有意模仿艺术家波伊斯(Joseph Beuys)。

“身体的世界”在世界各国巡回展出时吸引了众多观众，从普通人、艺术家到医学教授。但是有关人体尊严的道德问题一直伴随着展览。其中最有争议的是一个孕妇的尸体，剖开的腹腔中露出了一个未出生的婴儿。人的遗体是否能够被当作公开展品？用哲学家康德的话说，如何把人体陈列作为教育的目的，而不仅仅是处理后事的方式，更不是象征人类自身的完结，一直是伴随展览的重要议题。

法国哲学家福科(Michel Foucault)(1926-1984)曾在《临床医学的诞生》(The Birth of the Clinic)中阐释过西方理性主义的发展观念为何要求揭示人类自身的生命奥秘。 而在这项探索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对人体科学的研究。福科以理性主义者的冷静视线，透过解剖学提出了生物力量的概念，说明人类对自己身体及其各个器官的好奇心如何体现在执著而精密的科学研究上。福科的理论特别强调研究人体科学的人道主义目的。他勾划了与人体科学的研究的框架与之相伴的道德动机。他认为我们对自己身体的了解和健康的维护，不仅符合个人的利益，也是社会的需要。

对于《身体的世界》展，哈根斯提出的宗旨是“发现你表皮下的秘密。”他一再强调自己的目的是使人们摆脱身体的神秘感，结束医学精英主义，普及解剖学知识。为此，他在展览中特别加入了瓦萨留斯(Vesalius)在16世纪医学书中著名的人体插图。在展览中，人的遗体以各种不同的形态和方式展示出来，伴随着有关系统如何相互作用的信息。残疾的、健康的与患病的遗体都得到并列展示。肿瘤、脓胞、人的生理缺陷、各个器官的细微变化都被毫无掩饰地陈列出来。作为医学展，这个展览的价值在于它的教育功能。以人体肺部的展示为例，观众在展览上可以清楚地看到抽烟人的肺呈现出可怕的黑色.不仅如此，城里居民的肺也早就不是健康的粉色。这种展示不仅直观地传达了吸烟和环境污染对损害人类身体健康的信息。而且显示了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作为个人，我们可以选择不抽烟，也可以选择更健康的生活方式，但是却无法选择我们所生活的城市的环境污染指数，更无法改变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

《身体的世界》只是借用了某些现代艺术的表现手法，实际上是一个大众化的医学解剖展。它成功地利用大众的好奇心，达到了商业目的。在《身体的世界》这样的人体解剖展览中，我们可以看到人的循环系统、骨骼系统、神经系统、生殖系统、消化系统等等所有器官和它们的所在。却无法看到灵魂归宿。人类生命的奥秘不可能用一种简单的方式来揭示。展览所提出的问题“人到底是什么？”永远是艺术和科学所共同追求的终极课题。

科学试验vs.实验艺术

如果说德国医学教授在医学解剖试验中运用了艺术的元素，那么yBa 在艺术实践中加入了科学元素，最典型的例子是达米•赫斯特著名的浸泡在福尔马林液中的动物，他惯用的医学试验用药柜和玻璃水箱。其实，不仅是英国年轻一代艺术家，整个英国视觉艺术发展史都与科学试验性密切的关系。

除了外来的宫廷艺术家荷尔拜因、凡•代克、鲁本斯以外， 英国对于世界视觉艺术的贡献是从牛顿 1704年的发明开始的。牛顿的七色光谱系列在当时比任何英国艺术家的影响都要深远。1740年出版在英国出版的一本著名的绘画论要求所有风景画家系统地学习牛顿：“光与色的规律，准确地说，能够产生世界上的各种视觉现象，提供给人无穷无尽的令人愉快的享受。" 以科学的精神对待艺术，促进了英国以特纳和康斯泰勃尔为代表的风景画传统的发展，并开启19世纪印象派的先河。

19世纪早期的英国画坛以风景画为主导。 康斯泰勃尔和特纳都是对自然极致精微的观察者。康斯泰勃尔对云的观察和记录就像做科学试验一样精细。他在一幅云的习作后面写道：“ 汉姆斯泰德。9月2日， 1821。" "10到11时， 晨，晴 – 银灰色的云笼罩着闷热的地面，西南微风，白天晴，晚上有雨。 ”康斯泰勃尔是自然主义者，也是诗人。他对于家乡的灌木丛、小河、马、小路、草垛……都充满了情感。康斯泰勃尔最喜欢的一本书是吉尔博特•怀特(Gilbert White)1813年所著的萨尔博尼的自然史。他赞美怀特以清晰细致的观察视角表现了对自然真诚的爱,而他自己把这种爱都融汇在自己充满诗意的画面里。

特纳是另一位歌颂自然的诗人。他在大自然中发现了野蛮不可思议的力量。他对于崇高和狂野的自然力量的追逐，如同诗人拜伦对暴风雨的赞美：“让我是你的凶暴和狂喜的分享者，让我是你的一部分。”　特纳的风景画曾受到曾英国历史上最重要的艺术批评家约翰•罗斯金的高度评价。罗斯金认为特纳不仅是自然表面的观察者，而且是一个科学家、分析家，一个能够揭示山的内在结构和海的力量的理论家。他的作品超越了所有人，不仅因为它美丽，更因为它真实。

牛顿的科学不仅影响到风景画，而且还制造了一种深入观察的文化气氛。18-19世纪科学的观察在英国成为一种全民观念。在国立美术馆展出德比的约瑟夫•赖特(Joseph Wright of Derby)《气泵里的鸟实验》(1769年)最好地记录了当时的英国人科学实验精神。这幅画记录了一个可怕的弗兰肯斯坦 (Frankenstein)式的科学试验场景：为了演示气泵的原理，一位科学家把一只鹦鹉放在一个被逐步抽干空气的玻璃箱中慢慢地闷死， 在一旁观看的小女孩忍不住难过地哭泣起来，不忍心再看下去。`这样一个场景展现了在科学理性之光下的阴影下隐藏的残酷。

不仅是在英国，整个欧洲艺术史文艺复兴以来艺术史上的成就都与科学发展密切相关。欧美艺术史上的大师对于人体描绘的精准都离不开通过医学解剖得到的对于人体结构的详尽了解。达•芬奇甚至曾经亲自参与过解剖实验，由此画出大量精确的人体素描草图，其中甚至有女性子宫解剖图。达芬奇在当时曾怀疑过有多少人能有勇气效法他解剖人体。喜欢人体艺术的人也许很多，但是又有多少人愿意陪着那些被剥了皮的尸体呆上一晚上呢？

象达•芬奇一样，18世纪的英国艺术家对自然的好奇心也表现在解剖学研究上。英国绘画史上最著名的动物画家乔治•斯塔布斯(George Stubbs)的赛马图就挂在伦顿国立美术馆中赖特的作品旁边，同样显示了对科学研究的执著和热情。斯塔布斯画马、狮子、长颈鹿，他的画反映了18th-19th世纪英国人对于狩猎和赛马运动的热爱。同时，斯塔布斯对马的知识也是通过解剖学得到的。他擅长画马，能够抓住马的特点，是因为他对马的内在结构的有详尽的了解。1766 年，斯塔布斯发表了《马的解剖学》(Anatomy of the Horse)，其中精确细致的马的图像，既是艺术史也是自然科学史的记录。 赛马是观察自然本身的最好的机会，英国人对赛马的热衷是他们长期以来形成的观察自然文化的反映。擅长观察自然的文化母体最终诞生了对世界文明影响巨大的达尔文的进化论。达尔文对于各种动物的好奇心，特别是他饲养鸽子的爱好对他发现和阐释 “适者生存” 的理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当康斯泰勃尔画天空的时候，当达尔文发表《物种的起源》的时候，艺术与科学共享的是人类基于乐观主义的经验：知识使世界变得更加富有，使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幸福。而20世纪以来，知识变得可怕了。科技的突飞猛进并没有消除人类生理和心理上疾病，经济的富有也没有给世界带来和平。现代化之前的恐怖：死亡、疾病、对世界末日来临的恐惧和对现实的怀疑再次出现在当代艺术里。

1995年特纳奖的候选人、马克•沃林格尔(Mark Wallinger)在1994年再此造访了斯塔布斯的绘画方式和赛马这个主题。从社会学和视觉文化学角度，沃林格尔赋予了这个主题当代性的意义。马，象征着自由和野性的美，它象征着雄性的力量，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分析把这种动物当作男性的性象征。在《魔力的运用》(The Use of Enchantment ) 中，心理学布鲁诺•贝特尔汉姆从性语汇解释了许多女孩对于骑马的热情：“通过驾驭这种强悍有力的动物，她能够感觉到自己对于男性或是她自己内在性本能的控制。”马，同时也象征着男性的权力和社会等级制。对于马的鉴别从来都与它出生的种性有关，在英文中，race这个词具有赛马和种族的双重含义。赛马和马术原本是英国皇室贵族和特权阶层的享乐。至今，骑马狩猎仍然英国贵族的特权。 在1913年 的赛马会上，艾米丽•戴维森(Emily Davidson)为了争取妇女参政的权益不惜以生命的代价拦截国王的坐骑，显示了女性和弱势群体在现代社会中最强烈的反抗。如今，赛马活动不再是贵族的特权，它加入赌博业中，似乎成了大众化、平民化的娱乐方式。但是，与其它赌博方式一样，操纵游戏规则的资本。赛马赤裸裸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金钱和权利的交易。而这种交易与艺术市场的交易乃至整个商业社会的之间的联系是不言而喻的。沃林格尔买下一匹赛马，起名为“真正的艺术” 。他画的是被驯服过的马，看上去很温顺，似乎失去了反抗的力，但是它们强有力的体态下潜藏着强大的生殖力。以 《种族、性别、阶级》(race，sex, class)为题，沃林格尔的画面对艺术中“再现的政治”(politics of representation)和“政治的再现”(representation of politic) 提出了有效的批评。

迪诺斯和杰克查普曼兄弟的小型雕塑群《天启》(Apocalypse)又称《地狱》(Hell ，1999-2000) 中的场景好像是自然史和英国当代风景画的结合，其中的铁路模型和火山喷发的场面令人想起特纳的画面，具有英国艺术所特有的崇高和怪异感。从火山中冒出是一群穿着纳粹军服的玩偶。他们被关在一个荒谬的环境下被虐或者施虐。有的已经显示出基因变异的特征，仿佛是在地狱里忍受着无尽的折磨和煎熬。查普曼兄弟在9个纳粹符号形状的平台上，设置了超过5000个人物的微缩雕塑群。在形式上引用了许多基督教历史上的经典图像：比如戈雅和卡罗(Callot)的版画， 特别是矫饰主义(Mannerist) 和巴洛克艺术中所表现的基督教徒牺牲的场面和人类灾难的主题。《启示》并非谴责纳粹大屠杀的另一个版本，这样一个火山爆发的场景象征着世界的起源和它的结束，讽刺了达尔文的适者生存理论运用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滑稽性。

特蕾斯•艾门(Tracy Emin) 的床，给人提供的不过是艺术家的物理生存的证明。这张床上有她的睡过痕迹：紧身衣、空水瓶、污点…有各种原封不动的、属于个人隐私的痕迹。这是艺术家生活经历的展示，她的情感完全隐藏在物质痕迹之后。艺术家所强调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经验，而不是某些模糊的“观念主义”，观众对这样的作品完全可以得出自己的结论，这也是英国艺术自80年代末以来最重要的特色：以经验主义的实验反对后现代主义空洞的观念和教条。关于经验的重要例证是理查德•威尔逊(Richard Wilson)在 1988年创作的装置 20:50。艺术家把 整间屋的变成了迷惑人双眼的机油箱。这是对人类感知力的最佳测试，也是巨大的现实经验的证明。这件作品与赫斯特策划的《冰冻》展同年, 反映了一种新的趋势：艺术变得可触摸了，更实在了，更感性了，纯理性的观念主义不再可靠。

达米•赫斯特的作品一向很明确地展示他对实验性的艺术态度。他坚持实验的价值与解剖一样，是应该从里到外翻出来给人看的，就像他在《分割开的母与子》所展示的那样。他的《赞美诗》(Hymn，2000)直接展示了一个高达6米的巨大的人体解剖模型。在《爱的内与外》(In and Out of Love)(1991)中，赫斯特呈现了蝴蝶从孵化到死亡的过程。来自马来西亚的热带蝴蝶也许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昆虫。但是当它的蝶蛹在雪白的画布上孵化出来后，却只能在画廊中度过它们短暂的一生。它们在人造的热带雨林环境中吸吮准备好的糖水、交配、产卵直到死亡。它们的尸体当场被制成标本粘贴在单色画面上，依然美丽却没有了生命。赫斯特所展示的生命历程不仅有美丽的、也有丑陋的。他的作品《一千年》(A Thousand Years)（1990）由一个腐烂的牛头、糖水、蛆虫和灭虫器构成。在玻璃箱里，你可以清楚地看到牛头里的蛆虫怎样在糖水的滋养下变成了苍蝇，又怎样在瞬间被人为地灭绝。

看待艺术从来都有两种方式：有人喜欢收藏具有审美意义的经典作品，即便它们已经属于过去的时代，因为它们美是永恒的；有人喜欢直面现实的创作，即便它很残酷或是丑陋，因为它鲜活而有生命力，赫斯特的作品仿佛在向观众提问：你更倾向哪一种？如果说《爱的内与外》和《一千年》是自然与社会现实的缩影，那么这种的隐喻是悲观的，它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以这样一个弗兰肯斯坦史式的实验场景，赫斯特讽刺了以资本为中心的艺术和社会体制对自然创造力和生命力的扼杀。

在赫斯特的画面上，死亡的蝴蝶在画面上飞舞，仿佛艺术家想要抓住自然之美，而不得不杀死他的所爱，如同赖特画中正在做实验的科学家；康斯泰勃尔的《干草车》中在芦苇丛中钓鱼的男孩；庚斯博罗(Gainsborough)画中正在追逐蝴蝶的女孩。他们所欣赏的那个自然死了， 但是，在艺术和科学实验中，在人类对真理的无穷探索中，自然得到了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