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与占领
法国在战争中被纳粹德国打败，法兰西共和国近代历史上最黑暗的日子便是1940年6月22日停战日：法国贝当元帅的法西斯政权与希特勒第三帝国代表签署协议，法国军队与纳粹军队结束敌对状态，法兰西第三共和国被废除，纳粹对法国的占领条件得以确立。停战协议同时关注纳粹入侵方被囚禁或转移人员的命运，以及向第三帝国的德国人支付经济赔偿等问题。
然而在法国战败之前，1939年8月28日清晨6点钟，在P.B.C.公司牌照为9234 RJ 4的一辆卡车上，装有第一批四十箱从卢浮宫向香博尔（Chambord）方向转移的罗契尔德藏品 。1939年8月28日-31日，罗契尔德收藏被全部转移。它们与国家公共收藏中的其它重点珍贵藏品一样，经历了从卢浮宫 到香博尔城堡的迁徙。分装在一百六十六个标有“L.G.”记号包装箱中的罗契尔德收藏，随后又辗转抵达瓦朗舍城堡。编号“L.G.”（“卢浮宫版画”）代指爱德蒙•德•罗契尔德继承人捐赠的全部收藏，并未针对藏品类别进一步细分（素描、书籍、手抄本或铜版画……）。
卢浮宫馆藏研究员德雷弗斯（Carle Dreyfus）1940年3月21日撰写过一份报告，即有关国家博物馆位于瓦朗舍城堡（château de Valençay） 的仓库。我们从报告的描述得知，“第一辆载有国家博物馆包装箱、目的地为瓦朗舍城堡的卡车于1939年9月13日抵达。从这一天开始，到10月14日为止，共有二十五辆卡车先后运达。城堡中被征用存放艺术品箱的房间有：一层的一间陈列室、一个大沙龙、一个保险柜，外加一个地下室，庭院入口处的车库工具间。在陈列室中存放了123个标记有“L.A.”的箱子（亚洲艺术部）。大沙龙中存放了36个标记有“O.A.”的箱子（中世纪、文艺复兴及现代工艺品部）、39个标记有“L.A.”的箱子（亚洲艺术部）、166个标有“L.G.”的箱子、篮子或收藏夹（爱德蒙•德•罗契尔德收藏）……存放于瓦朗舍城堡的藏品总计为532箱，它们分别存放在专门的接收地点，有明确的编号标记，方便需要时查找。亚洲艺术部与罗契尔德收藏的全部藏品都存放在瓦朗舍城堡，而其它博物馆或卢浮宫其它部门的藏品则分散存放于被征用的不同城堡之中……”
装有罗契尔德藏品的箱子在整个大战期间都存放在瓦朗舍城堡中。国家博物馆档案只记载过一次保管方面出现的漏水意外。瓦朗舍的藏品保管负责人如下描述这次事故：
“我向您确认，昨天即5月1日，我们在电话中沟通过的有关前一晚发生在瓦朗舍城堡的意外。
我9点40分收到皮耶下士的报告，于11点赶到瓦朗舍现场。
我在现场观察了解到，拉吉维尔•特维德公主（princesse Radziwill-Tweed）在18点左右使用过盆浴，当时并未发现浴缸排水有任何异常，浴缸中的水全部正常排出。然而，埋在浴室石板地面里的排水系统发生泄漏，导致在浴室地板层与大沙龙柱间中央区天花板之间形成一大滩积水。积水沿柱子与吊灯吊点流淌下来，并在积聚最重的地方造成破裂。天花板有将近两米长的范围损坏，露出天花板板条栅。水从破裂处流下，影响到地面一米五长的一片区域。
这次漏水事故波及或溅湿到L.G. 20, 37, 61 与72号包装箱，164与162号包装篮，117, 136, 133与134号包装盒，浸湿的程度各不相同。
在我的指挥下，所有上述包装都被打开、晾干。幸运的是，包装内的艺术品大多受到防水纸层的包裹保护。
尽管如此，被水浸泡过防水纸层还是有一定程度的潮湿感，藏品因此被置于最佳的通风地点。
唯一受到实际损失的是L.G.20号箱，其中装有23册……
这些藏品的晾干被安排在条件允许的最好环境中进行。在等待馆藏研究员安德烈•布隆先生到来之际，书籍被打开以保证最好的通风效果，因沾水而黏在一起的书页被重新揭开，并用吸水纸分隔。
L.G.136,144号纸箱的外保护层也受到水浸，纸箱本身并未受到损坏。
受到水浸但可恢复的所有包装均被转移到地下室做晾干处理。我下令扔掉被泡湿的纤维材料，以及那些因浸泡而变形为纸浆的纸箱层材料。
拉吉维尔公主及其年轻的丈夫特维德先生前来对于他们无意中造成的意外损失深表歉意。
我未能见到瓦朗舍公爵的管家蒙哥多（Montgodo）先生，他此次特别陪同主人前往巴黎，去赴公爵传统的周三晚宴。 ”
除却这些由于保存地点是私人宅邸而非符合保藏标准的博物馆空间而存在的风险之外，罗契尔德收藏在战争与法国被占领期间并未遇到其它危险。
其实，最主要的危险与这批收藏的“出身”相关。应该特别注意档案中无从考证的一个信息，即由科布伦茨转述布隆的一段话，需要以最严谨的态度加以考量。“尽管（国家对罗契尔德收藏的捐赠接收）程序完全规范，藏品于1936年7月25日实际转移到卢浮宫，然而在行政管理中，这批收藏一直难以真正融入卢浮宫”。科布伦茨说，“而且很可能由于收藏家的‘出身’，由于1940年停战协议之后开始实施的一系列种族歧视条款，而永远无法融入。 ”
维希政府的反犹立场促使其特意将“罗契尔德”这个名字从所有官方文件中删除。这使我们怀疑，将罗契尔德收藏让渡给纳粹占领者的想法曾经在法西斯维希政府某位官员的头脑中出现过。不过需要注意，这个甚至经常被布隆身边人士提及的假设，并不能从国家博物馆档案中找到确凿证据。档案不但无法证明维希政府曾有放弃罗契尔德收藏的意愿，而且应该说从总体上看，可以排除这个假设。毋庸置疑的是，在纳粹占领期间，坎普（G. van der Kemp）、维尔纳、萨勒（Georges Salles）、奥特格尔（Louis Hautecoeur）等国家博物馆界的馆藏研究员及其他知名人士为保护国家文化遗产有过大量令人起敬的行动，这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即便维希政府的确产生了放弃罗契尔德收藏的念头，他们也会以最有效的方式对其加以保护。
于是，贝当法西斯政权仅仅满足于将此捐赠无理地强制定义为无名捐赠，出发点是这一收藏的犹太出身会使法西斯的种族主义宣传陷于失语。而国家博物馆的档案则表明，并非如那些猜忌所示，爱德蒙•德•罗契尔德收藏自1936年起，便属于国家重要财产，正如1939年8月28日起被迁移到香博尔城堡的其它珍贵藏品一样。
随着二战结束、解放到来，罗契尔德收藏安全地返回卢浮宫博物馆。它从1946年7月开始，重新回到1936年为其指定的位于莫利安殿（Pavillon Mollien）的展厅之中。该批收藏在布隆的管理下重获生机，布隆继续对其进行图录编辑、藏品编目与出版的工作，直至1957年退休。
展览规划也从五十年代开始获得新的活力，一直延续到今天。
博物馆中的纸本刻画艺术收藏需要藉由有计划的展览，向公众展示其最珍贵的精美藏品，才能永葆生命力。从2004年开始，罗契尔德收藏除却在卢浮宫本馆进行学术研究展或侧重审美愉悦的普通公众展，又增加了将重点藏品带到国外展览的规划。这项外展计划旨在让全世界了解这一传奇收藏中的精美珍品，自然也应该面向中国公众。更何况，北京、上海、杭州、重庆和成都等城市已经在过去几年间领略过卢浮宫铜版收藏的魅力。
我们希望在此次几个月的展期内，通过展示精心挑选出的卢浮宫罗契尔德收藏中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珍品，使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的参观者领略到与卢浮宫享有同样国际盛誉的艺术杰作的力量。
帕斯卡•托莱斯•戈尔迪奥拉
馆藏研究员
卢浮宫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