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目前现状而言，中国当代艺术领域中知识分子学术问题与批评的属性问题实乃意识形态结构所衍生出来的精神价值取向问题，而官方体制下的文化意识问题显然是其核心。可以说，中国浮于表面的当代艺术现象以及走向的偏颇和陷入危机均来自主流权力的干预、诱导、修正、并以某种权力修辞策略中的历史政治正确性为安抚标杆，以此为标准建构出一整套官方掌控下的文化价值取向。官方主流权力话语对此的阐释是，这种趋向的合理性以及合法性来自对民族文化复兴意识之需要，但是，这个“民族的需求”是在什么样的政治语境和文化价值体系中被鼓动起来的？这个民族根本上需求何种性质的文化艺术？而它与个人的需要在何种角度建立起必然的联系呢？供职于官方文化体制内的那些知识分子在这个问题上有过多少独立的思考判断？说句实话，但凡供职于官方体制的知识分子已经基本上丧失了精神上的独立性，百分之九十九以上都是权力的雇佣工具，并且在从属性的庇护关系的权力单线循环中基于个人利益（这种个体利益并非是普世价值意义的，而是在权力小集团内的结党营私）信条原则而又彼此敲诈勒索。因此，独立性反思已经不属于他们的本性了。这不是我在这里妄下结论，而是基本的现状事实就是最好的佐证。

无疑，官方体制的学术建构之基础本质上是基于权力系统内部分配之需要。大的原则框架是要符合最高文化权力所制定的文化意识形态准则，这种准则则是出于确保权力统治集团的稳定性需求。同时，在此准则的边界上来对知识进行级别类型的划分，以此确立文化价值的终属指向——其意义指向的语法阐释结构在权力运作范畴内以合法化定义形成当代文化在特定领域的价值判断模式。而这样的模式是肯定性模式而非否定性模式，即批判性模式。如果当代艺术还能保持一种文化批判精神，也就是说，艺术知识分子们还能够重新唤起批评的意识，在独立原则上保持批评的犀利性，首当其冲要清理的就是当代艺术批评理论领域中常常被视为某种价值判断的恒定标准，即官方体制权力笼罩下的艺术专业主义壁垒构筑起来的学术指标。对这些具有意识统摄性的学术指标的怀疑、摒弃有助于一种独立的学术建构之可能性。

就中国目前的文化艺术体制而言，所有学术标准几乎都是在体制内被逐步建立起来的，离开体制谈论学术几乎是不可能的，或者说几乎是无效的。因为任何的价值判断标准必然要落实在价值生产关系中来应证它自身的合理性。事实上，所谓成熟的文化生产关系一定会铸就一个具有封闭性的体制权力关系链。尤其在市场价值左右甚至替换了精神生产的现实情景下，在体制内来衡量学术级别不只是认同某个专业领域的从业人员的学术成果的文化有效性，并且这样的有效性直接关切从业者的现实生存，尤其是今天存在价值观念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的情形下，学术生产模式也因此蜕变为体制权力内部的输出与输入在成本和利润关系之间的换算问题。正如法国思想家利奥塔在其文章《知识分子的坟墓》中分析体制内的“知识分子新干部”说的那样，“这些新干部并非真正的知识分子······他们接受对现实的公认划分和评估行为的公认准则。”进而在被指定的领域奉令承担起该领域的责任，但这个责任的条件是，必须要在该领域取得可以被测绘和量化的成果。因此，“当一个作家、艺术家、学者或哲学家承担这种责任时······对文化上的任务而言也是如此。你可以负责一个文化中心、文化部里的一个处，你可以参加一个资助艺术的委员会：不管你是一个伟大的剧作家还是伟大的画家，当你管理文化时你必须承担起一个和‘创作’全然不同的任务。”并且“管理文化上的成功在原则上由成果来衡量，由接受者被判为积极的行为上的变化来衡量。如何把这些成果量化属于另外一个问题。”【 《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年1月第1版 P117-118】

利奥塔批评的法国权力体制内“知识分子”现状以及他们的“现实主义道路”问题同样适合于目前的中国体制内的文化知识分子征性。在中国文化学术体制中，一种更为现实的换算性学术观已经成为当下学术界主流趋势，比七、八十年代的法国知识分子问题存在更为不堪的堕落趋势。几年前蔓延至今的高校学术**现象已经成为学术领域见惯不惊的常态。

由于中国文化艺术的生产一直以来都无法与主流政治权力脱离关系，因此难以产生文化精神层面上的独立意识。尽管在不同时期以及不同社会区域暂时性的也存在某些边缘性的具有批判性艺术文化现象，但是最后当这些边缘性的艺术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获得某种显见的合法性身份后——尤其是边缘批判精神被现实物质利益所替代和被主流权力安抚后——不可避免的要丧失其原先的文化先锋色彩。为了保持往日的权威以及自身的历史位置而不得不依附主流文化权力，甚或成为专制权威的一部分。

中国大陆文化艺术体制显然是制造文化专权独裁的温床，由于权力结构的层级性、单线性的权力从属关系以及以此为准则的利益生存模式导致学术的领地被限于极其狭小的范围。那些居于体制内的有志于打破学术研究领域范围，并渴望拓展出新的研究范畴和抛弃原有的思维观念的知识分子不是被冷落、就是遭到压制打击和在一定程度上被放逐。因其中国单位的权力结构式本质上是庇护关系，领导与下属构成这个系统的政治导向模式。在这系统内的所有运作几乎完全来自上级的指令，来自专制系统的权力指令是绝对性的，不容置疑和抗拒的，这些指令都是以某种行政权力文本的形式层层传递，一直到最低一级行政机构。在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学术研究都是遵循于来自上层的政策需要。只有这样的“需要”镶合在学术的研究中，研究才有价值。当然，也有研究机构报呈预设的学研究项目，但是，这样的预设性学术构想框架仍然脱离不了上层的“需要”，或者这种“需要”更多的是附带个别威权的私欲，极端的是，有的所谓学术研究 文本项目完全是对上级领导的歌功颂德、献媚讨好、以期自己在未来的文化仕途上通行无阻、青云直上，其表面上的说辞是，没有辜负组织上的培养，但是，问题是，这个组织是什么样的组织？这样的“学术习惯”不但成为专业策略，而且严重的是已经内化为日常生活中价值观念的主要核心架构。

今天，中国当代艺术领域中的学术理论研究为何出现很多玄学空谈、枯噪乏味，毫无新的创建？这是因为我们的学者们身上欠缺批判性、独立性，在领教残酷的社会政治现实后，将文化价值精神幻化为某种文化中庸或者守成那些所谓合法的文化传承，也因此不要说新的创建，哪怕是丝毫质疑的迹象都难见踪影，这不得不说是年轻一代全面沦落的表现，问题在哪里呢？其实就是学术**的结果，这和今天的中国当代艺术创作现象是一体化的，即有什么样的创作就有什么样的学术理论研究，而具有话语权的学术理论研究反过来又强化了创作领域中的**现象，或是怂恿更加肆无忌惮的**的进一步疯狂。这种疯狂体现在如今的所谓中国当代艺术“主流性的、正确的、体面的”创作当中，特别是有一种国家主义性质的当代艺术正在成为所谓中国当代新文化的标杆代表，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倾向。而很多处于体制或者渴求进入主流文化体制的“艺术知识分子”们热情高涨的不断以学术名义对之进行意义编码，引导左右社会公众审美倾向，在加之艺术媒体和非艺术媒体的推波助澜更是使得社会公众误认为这些国家文化政策支持的具有中国传统意识的“新文化”特色的当代艺术就是中国当代文化艺术未来的方向，很多的当代艺术收藏家也被这些“合法性”的学术研究成果以及社会文化舆论所迷惑，成为精神盲从中的一员。

当然，我在这里并非针对所有国家体制内的艺术知识分子进行指责，相信也有极少数知识分子大方向还是能够把握住的，或者说至少在向这方面努力。我认为在学院里的知识分子们应该记取伊格尔顿的主张，即在学院中来反对学院主义。西方不少优秀的知识分子即那种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也有不少是有“单位”的，但是，那些令中国知识分子羡慕西方“知识分子单位”是如何产生的呢？毫无疑问的是，这个“单位”是经过数代西方知识分子的抗争得来的。也就是说，西方政府既要无条件的供养知识分子同时也要无条件的接受知识分子的批评，否则，西方的自由民主就是虚伪的标签。因此，一种良好的积极的学术氛围就是充满怀疑批判精神的学术氛围，而不是在小圈子中弄虚作假，在现实利益分配原则中达成某种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