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艺术与婚姻：关于民国的几对画家夫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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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2010/12/9 14:53:38 编辑：水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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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就已经不止于常书鸿不原谅陈芝秀，而是整个社会态度鲜明立场坚定地不依不饶，与她专业对口的一切单位全都对她关闭了大门。作为雕塑家的陈芝秀走投无路，沦落到在街道为人洗衣服谋生的境地。与她当年一道学习雕塑的同学（如刘开渠、曾竹韶、王临乙、王合内等人）如今德高望重的教授们，对这位早年的女同学也是一字不提。我只在秦宣夫夫妇那里听到过对陈芝秀的同情，说起陈芝秀的今昔，他们只有摇头叹气。
今天的中国艺术界，大概不会再像当年那样众口一辞地谴责陈芝秀。我们只能将他们的悲剧归结为性格的差异和生活理想的矛盾。有些人曾经作出好心地假设：“如果他们在人生理想、生活志趣上比较一致，他们的婚姻一定会是另一种结局”。我曾设想，如果陈芝秀是一个男人，他的结局是不是也会如此？如果陈芝秀活在文化事业未经政治整合的社会环境，又当如何？如果常书鸿没有去敦煌，又当如何……这种种假设当然无从验证，我们甚至无法得知在两位艺术家走到人生尽头的时候，是否曾经思考过他们爱情的前因后果，或者在心头浮现过遥远岁月的片段？
从常书鸿这一方看，与1945年在兰州报纸上刊登的声明相比，他在1948年发表于《大公报》上的文章是这样叙述他的婚变的：“这里既然是一个40里无人烟的孤僻所在，一般年轻同事，因为与城市生活隔绝的关系，日久就会有精神上异常孤寂之感……作者的妻——一个在巴黎繁华世界混了八九年的女人，就是为了过不惯这种修道院孤寂冷静的生活，在1945年4月抛弃了子女潜逝无踪地奔向她理想的乐园去了。”如前所引述，在数十年之后，在他去世前完成的回忆录《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中对陈芝秀的看法又有所改变。
1980年，池田大作问常书鸿：“如果来生再到人世，你将选择什么职业呢？”常书鸿的回答是：“我不是佛教徒，不相信‘转生’，但如果真的再一次重新来到这世界，我将还是‘常书鸿’……回首已过去的人生，我自豪地认为，我的人生选择没有错……”。
没有任何人问过陈芝秀这样的问题，她完全彻底地在中国文化界消失了。编写中国雕塑历史的学者,对这位早期留学法国学习雕塑的女性只字不提.她在公共"媒体"上仅有的一次“闪现”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北京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有大字报揭发常沙娜给她的“反革命母亲陈芝秀”写信汇钱，这成为常沙娜“不与反革命划清界限”的罪状。此时的陈芝秀心头没有政治是非，没有艺术得失，只有宗教感情，她给女儿的信中说她的遭遇“是上帝对我的惩罚”，“因为我走错了一步”……1979年，当年留法同学，吕斯百夫人马光璇从常沙娜处打听到陈芝秀的地址，由南京去杭州探访老友，得知陈芝秀已因心脏病猝发而死去。
同为法国留学生的方干民（1906—1984）和苏兰（1905？—1985），庞薰琴（1906—1985）和丘堤（1906—1958）的爱情和婚姻当然不像常书鸿与陈芝秀那样以极端尖锐的形式结束。她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演绎着爱情、婚姻、家庭、艺术与时代的关系。
方干民1926年到法国，既学绘画又学雕塑，既学古典写实，又学现代表现，他自己回忆“有时候夜间作梦也在画画”，确实过了一段“昼夜兼程”的紧张学习生活。她的女友苏爱兰（后改名苏兰）是随姐姐苏小梅一同去法国留学的，巴黎留学时期正是方干民与苏爱兰热恋时期。每天中午，方干民必准时去苏爱兰画室接她同去午餐。方干民在画室外的出现，成为这些年轻人午间下课吃午饭的信号。两人回国后结婚，一同进入上海新华美专任教。后来方干民应聘到杭州艺专，成为当年国立杭州艺专著名的三位西画教授之一，与林风眠、吴大羽齐名。由于他在古典写实主义和现代表现主义艺术上都有很深造诣，教课大受学生欢迎，选他课的学生极多，凳子从课堂内一直摆到走廊上。
苏兰出自安徽太平望族，其姊苏小梅，即抗战初期被誉为“爱国学人”，以后活跃于海外文坛之苏雪林教授是也。当年在巴黎留学时，姐妹二人的才艺同样出色，人们预测苏氏姐妹学成回国后将引领中国女性文艺新潮。但苏兰却一步步离开艺术创作和教学，逐渐发展为传统的贤内助，她为丈夫方干民的事业和生活尽心竭力。另一方面，世事也不容她出头露面——她姐姐苏雪林不改当年锋芒毕露的本性，公开宣称自己是三十年代仅有的与“共党喽罗”猛烈笔战的作家。这样，姐姐苏雪林在台湾的名声越大，妹妹苏兰在大陆的处境就越糟，她屏声噤息“夹着尾巴做人”，方得苟全性命于乱世。她和方干民侥幸熬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心想进入主流艺术的方干民，在文革开始后就遭受残酷批斗，关入牛棚后，万念俱灰的他曾服毒自杀而未遂），过了几年寂寞而安宁的日子之后相继离世。从牛棚出来以后的方干民变得沉默寡言，他重新拾起画笔，到浙江、江苏各地写生，但没有人重视他的新作。实际上从大跃进之后，方干民就陷入无所措其手足的境地。浙江美术学院的党委书记以他为教师中的反面典型，“这样画也批判，那样画也批判”。而苏兰的邻居只知道她是一个待人和善的买菜烧饭老太太。
与方干民之努力进入主流艺术不同，庞薰琴（1906—1985）和丘堤（1906—1958）是三十年代中国现代艺术大潮中推波助澜的一对。庞薰琴从巴黎回国后，与倪贻德等人创建中国艺术史上第一个现代艺术社团“决澜社”。在日本学习绘画归来不久的丘堤，满怀激情地参加了中国艺术史上开现代艺术风气之先的决澜社活动，她的艺术才能和她的神态仪表为这群年轻艺术家所激赏，她成为决澜社几次展览中唯一的获奖者。
丘堤原名丘碧珍，少女时期就热情追求新文化新艺术和新的生活方式，进入福建女子师范后曾带头剪去老式发髻。上海美专毕业后与林默涵等人同在日本留学，回国后进入上海美专绘画研究所。她的画风接近后印象派诸家，洗练、大胆，富于个性特色。1933年丘堤和庞薰琴结婚，在上海、北平生活，生下女儿庞涛和儿子庞均，她的身份逐渐向家庭妇女倾斜。八年离乱中，他们随同国立艺专师生迁徙于西南各省，在昆明和成都有过一段虽然拮据但相对安定的生活。她为一家人的衣食费尽心机，画画便成为她的副业。她也为丈夫庞薰琴创造了从事艺术所需要的家庭环境和创作灵感，英国美术史家苏理文教授在他的著作中说“庞薰琴在他的同是画家的妻子丘堤的全力支持下，生活在一个完全没有被周围的腐败所污染的世界里”。而他那些描绘女性人物的作品“其灵感也许来自身边美丽的妻子和女儿庞涛”。
但丘堤不是一个做好家务就感到满足的人，她是一个不断生发自由创造梦想的现代女性，无法容忍压抑、封闭、贫乏的环境。随着生活环境的恶化，丘堤常常陷入沉思冥想，有时候说起来又滔滔不绝。她不断地在纸上描画宽敞美丽的现代化住宅，幻想有朝一日能有一个理想的家。1945年抗战胜利后，她和庞薰琴总算回到她朝思暮想的江南，她在上海、杭州和庐山上画了许多风景和静物，这些作品的格调显得清新明朗。
新中国建立的前夜，庞薰琴和丘堤与进步美术家们积极投入宣传、联络工作，五十年代初期，她随庞薰琴到杭州艺专，参加了浙江农村土地改革运动，画过一些宣传土改政策、鼓动劳动热情的大幅宣传画。但这些画与她所向往的艺术不是一回事——她崇拜的是现代派画家亨利．卢梭和乔治．勃拉克。而这些西方艺术家已经成为国内艺术院校思想改造运动中批判的靶子，社会环境决定了丘堤不再可能自由第从事她个人的绘画创作。
1953年，庞薰琴调往北京中央美术学院，开始筹建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丘堤随之由杭州调到北京。这一次“随爱人调动”的后果是彻底改变了丘堤的身份归属，从一个画家变成一个归手工业管理局管理的“工艺美术工作者”。但五十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都变得没有了脾气，丘堤以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研究室人员，忘情地投入工艺美术设计活动之中，她和郁风等人参与筹办1957年的全国服装展览，与常沙娜、陈若菊、夏亚一、肖淑芳等人参加设计了一批融民族形式于现代风格的时装以及《采茶扑蝶》等舞蹈演出服。她在发表于《美术》杂志的文章《谈谈服装的式样》中希望中国人的服装“不要千篇一律，而应该多种多样”。
和几十万中国知识分子一样，1957年是他们命运的转折点。一直追求进步靠拢革命的庞薰琴在这一年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倔强而充满活力的丘堤则患上心脏病，她带病观看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里铺天盖地的批判庞薰琴的大字报，沉默无言地在病床上听学校大喇叭里批判庞薰琴的广播。重病中的丘堤留给庞薰琴的话是“你今后的生活将很艰难，我不愿连累你”。她在1958年春天死去。
20世纪前期的这几对艺术夫妇，可以说是他们那一代人中间得天独厚的人物，但他们似乎未能如愿以偿地走完自己的生命旅程。究竟是特殊的历史环境使他们的道路变得前所未有的坎坷，还是一切辉煌的理想最后都会坠落于冷酷的现实土地？这实在是难以解释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这几对夫妇中的丈夫显然比妻子有较好的结局。妻子在婚姻和家庭中付出的更多，而她们从各自的婚姻中获得的往往是难以自主的结果。虽然她们代表着20世纪追求自由解放，富于创造精神的中国女性，但政治、文化环境的转变并没有给她们带来特殊的优势地位。我想要说的是这不能完全归于政治环境的影响，因为当我们阅读现有的艺术史资料、著述时，这种感觉更加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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