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小彦：行货与趣味排他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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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2010/12/27 4:50:15 编辑：杨小彦
来源：
99艺术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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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发现我也很难给出关于“行货”的准确定义。所有指责“行货”的说法，大概都可以在公认的“大师”身上找到相应的证据。比如说，“行货”指的是一种重复生产，可有哪一个大画家一生不在重复自己？难道他可以每天都画出完全不同的风格吗？即使是多变的毕加索，一生也不过是几种风格而已。况且，他一辈子也没有画过真正意义上的抽象画，他的所有作品，都是在一个具体的对象刺激下诞生的。他不重复，还有谁不重复？又比如说，“行货”指的是一种艳俗，可是我们今天的画坛已经流行有“艳俗风格”了，艳俗画家们发现人间有多少种艳俗的样式，就大方地、不顾一切地照搬过来，以便去好好地艳俗一把。再比如说，“行货”指的是一种熟练，一种过度的烂熟，可世上又有哪一种“成功”的描绘不是靠熟练才练就出来的？“艺术”是一个雅词，说出来让人肃然起敬，可从普及角度看，“艺术”也不过是手工艺人的一种熟练把戏罢了，熟练了不也就“行”了吗？! 再比如说，“行货”指的是一种讨好，一种献媚。可从某种意义来看，世上又有什么艺术不是讨好、不是献媚的？讨好中产阶级固然不好，可讨好大众就好了吗(估且不论所谓“中产阶级”趣味和“大众”趣味本身就是一个需要仔细讨论的难题)？讨好革命已经证明和真实的革命没有太多关系，而且还会演变成极权式的“颂歌行货”版本。那么，讨好自己吧，自我表现吧，可自我表现也难以长久，也会成为另外一种过分自爱的“行货”而遭人唾弃，最后会变成一个“艺术祥林嫂”，除了唠唠叨叨，就别无所长。
况且，对趣味还有一个从陌生到熟悉再到“行货”的过程。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艺术界中有一批坚定的现代主义者，不顾中国社会的实情和大众的趣味，大胆引进马踢死[2]和毕加索的风格，其中有人为此付出了一生的代价。在这些狂热的中国现代主义者当中，有一个广东人叫赵兽，当年画一种接近抽象风格的作品。此人后来居然消失了。1949年以后在一家国营农场务农，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北京的陶咏白编《中国油画一百五十年》，收进他一幅早年作品，人们才发现他还活着，广州还有这么一位中国现代主义的“活化石”。当广东美术馆的有关研究人员找到他和他的后人时，这位“活化石先生”的自我定位是“东方毕加索”，他的儿子也认同父亲的这个定位。研究人员对这个定位只能听之任之，因为，赵兽用一生的代价来博取“东方毕加索”的称号，后人是无法轻易嘲弄的，除了敬佩以外，还是敬佩。但是，从历史眼光来看，赵兽的意义并不是他真的成为了“东方毕加索”，而是，他的命运昭示了现代主义在中国社会中的真实困境。
让人感到难以忍受的是，今天如果有谁不仔细分辨就去摹仿毕加索的风格，就去学习马踢死的线条和色彩，大概是得不到什么更高的评价的，甚至会被指责为“缺乏创造力”。如果有谁过分熟练地运用他们的风格时，那么，“行货”这个可怕的词就很有可能会降临。
当然，行文至此，我得赶紧声明：我是一个反“行货”主义者，因为我毕竟在艺术界工作，多写与艺术有关的文章。更重要的是，我还是一个热爱艺术的人，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发现更多地把年轻时的热爱转变成了一种分析。[3]而一旦我用分析的方式来观察艺术江湖时，我就不期然地发现了“行货”这个词的普遍性以及背后所蕴含的趣味排他性倾向。讨论趣味排他性的具体状况不是本文的目的。我怀疑人们即使用很长的篇幅，也不一定能够谈清楚这个复杂的问题。[4]我要承认的只是，“行货”是什么可能不是最重要的，而它所指称的趣味排他性才是最重要的，是造成艺术界千变万化的江湖格局的原因之一。这充分说明趣味的基本含义就是排他，就是区别你我他，而“行货”只是其中一个常用的、使用起来非常方便的、同时又不知所云的词而已。也就是说，艺术界在拒斥“行货”上达成了广泛的统一战线，原因就是这个领域的精英们实在太关心自己的“非依附性”了(闹独立的一种“学术”说法)。虽然艺术江湖大得很，彼此风格千差万别，有高有低，有雅有俗，但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要求独立，一致反对“行货”(尽管不知所云)，这说明艺术独立问题真的很严重。反过来说，这更证明我的一个看法可能是符合实际的：所谓艺术的独立是不存在的，因为艺术不是别的，艺术就是一种意识形态，是文化政治的一种表达方式。当人们不再从艺术中感受到任何自由时，其实责任不在艺术本身，而在于操纵艺术的权力。这也就是说，“行货”只是一种不假思索就可以套用的说辞而已，隐藏在趣味排他性背后的那只看不见的权力之手，才是最重要的。有意思的是，这只手本身往往很“行”!
[1] 见贡布里希《探索文化史》，载《理想与偶像》，范景中等译。
[2] 徐悲鸿语，表达了他对法国现代主义的憎恨，坚持写实主义的信念。具体见王震编《徐悲鸿文选》，上海美术出版社2005年版。
[3] 我研究艺术多年，发现“艺术”一词的确无法准确定义，我们只能根据具体的上下文，对艺术这一现象做出合适的反应。在这方面，我信守贡布里希的名言：从来就没有艺术，只有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或者，我们把这个说法向前推进一点：从来就没有抽象的艺术概念，只有具体的艺术现象，有以“艺术”命名的一种带精神性的社会实践。当然，从热爱艺术的角度出发，我的这个立场的确让人沮丧，所以才有人写文章批评我，说一个研究艺术多年的人，最后怎么竟然对这个伟大的事业产生了怀疑。我觉得批评者是好意，至少我无法指责“热爱艺术”。然而，毕加索有一段话却说得好：“没有比将军手上的指挥刀和画家手中的画笔更让世人感到害怕的了，但人们却没有勇气把艺术驱逐出他们的视野之外，因为他们需要附庸风雅。”贡布里希的话见范景中翻译的《艺术发展史》的导言，天津人美1987年版。毕加索的话见“与泽沃的谈话”，载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世界美术》，哪一期忘了。批评我的文章见王威廉的《作为伪问题的艺术与政治：兼评杨小彦先生的<艺术为什么服务>》，见2006年的《粤海风》。
[4] 关于趣味的讨论，人们可以参看哈斯克尔的有关著作。对哈氏介绍最好的中国学者，我想应该是中国美院的曹意强教授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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