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高的专制主义”政治及其党文艺模式在中国是极其复杂的。现代专制主义思想的复活，事实上都跟20世纪的民族解放直接相关。现代专制主义在殖民地民族解放的背景下，实际上形成一种经过改造的“崇高的专制主义”，亦是殖民地解放国家的现代性的一部分。

但在民族救亡使命完成后，军事共产主义制的党文艺体制就该结束，至少应该重新恢复上海左翼时期的学术自由、追求真实性及个性解放的原则。1949年后的极左文艺思潮的悲剧，在于试图将人民和知识分子自愿交出个人自由永不再退还，以此作为一个推动繁荣的专制主义模式。实际上，对这一人民自愿牺牲的救亡模式试图永久霸占，正是导致解放后的“极左”政治和文艺思潮的源头之一。

因此，沙飞等人将自己自觉归入解放区的党文艺体制摄影，但这一时期“崇高的专制主义”性质的红色影像具有特定历史阶段的解放意义。而沙飞及其战友们一再强调，解放区摄影绝不能搞摆拍，这也是上海左翼文化坚持艺术和政治真实性的最宝贵的遗产，解放后的诸多官方摄影的虚假表演性拍摄恰恰是对这一遗产的破坏。

在延安整风运动之后，诸多知识分子、作家及艺术家都是为恪守中国革命文艺的现实主义精神和真实性原则付出了几代人的惨重代价。在这个意义上，“崇高的专制主义”，“崇高”应该是永恒的革命价值，但专制主义只是革命和解放的临时手段，不应该被视为是天赋革命的可以永久存在的东西。

2011年1月11日写于望京

--------------------------------------------------------------------------------

[1] 《中国摄影史1937-1949》，蒋齐生、舒宗侨、顾棣编著，中国摄影出版社1998年6月第一版。《中国解放区摄影史略》顾棣、方伟著，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7月第一版。

[2] 《中国近代摄影艺术美学文选》400页，龙憙祖编著，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年2月第一版。

[3] 同上，405页。

[4] 同上，405-406页。

[5] 《中国摄影史1937-1949》87页，蒋齐生、舒宗侨、顾棣编著，中国摄影出版社1998年6月第一版。

[6] 同上，80页。

[7] 同上，81页。

[8] 《中国近代摄影艺术美学文选》534-535页，“摄影初步”。

[9] 同上577页，“宣传政策和反映错误的实事”。

[10] 《摄影理论和实践》108页，石少华著，新华出版社1984年12月第一版。

[11] 《中国近代摄影艺术美学文选》608页，“太原战役中的四幅照片”。

[12] 同上611-612页，“值得我们学习的四点”。

[13] 《罗光达摄影作品·论文选集》129页，靳福堂编，辽宁美术出版社1995年8月第一版。

[14] 《崇高美的历史再现——中国解放区新闻摄影美学风格论》，蔡子谔、顾棣著，山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8月第一版。

[15] 《摄影理论和实践》1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