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大众媒体一起成长

追溯艾的经历可以发现，他可以说是中国当代艺术家中最接近媒体特别是大众媒体的人，或者说，他本身就是媒体人。比如，他曾参与编辑《黑皮书》、《白皮书》、《灰皮书》等艺术刊物，这已成为记录上世纪90年代当代艺术发展的重要资料。2003年之后他因为参与奥运项目获得关注以后，则接受了很多和建筑、文化有关的采访——事实上，由于中国媒体存在的普遍的版面饥荒和对于名人效应的关注，那时候语言出色而稍微知名的文化界人士如陈丹青都经历过类似的媒体密集报道。
艾未未的媒体生涯的重大演变源自网络媒体的兴起，2005年内地的新浪网推出博客（blog）服务以后他是艺术界最活跃的发言者之一，甚至也借助网络平台征召自己参加2007年卡塞尔文献展的作品《童话》的参与者。到2009年他因为“涉及敏感发言”遭到blog遭到关闭以后，他又开始利用推特（twitter）、微博这样的网络新媒体方式发出声音并与粉丝交流。
在网络普及之前，大众传播受制于传播技术本身，具有单向性很强的特点：传播者是从事信息生产和传播的专业化媒介组织，对象为社会上的一般大众，因此要从一个编辑中心批量生产、复制和传播到许多的个体。而个人几乎无法购置设备来进行反向操作。但是网络在中国已经极大的改变了目前的传播生态和方式。一个明显的列子，很多艺术家建立了个人网站，这比出版画册更便宜，但传播的范围却更广泛。其他诸如blog、艺术网站也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值得注意的，韩寒、陈丹青、艾未未这样的“”著名作家、“艺术明星”开始频频在报纸、杂志等纸质媒介上亮相、聚合名气，之后则借助新浪这样的网络媒体开设blog，这种不再单独“被编辑”的方式可以说是“自我媒体化”的显著例子。
纵观中国艺术界“出名人物”的背景，可以发现有三类让他们获得大众知名度的模式：
第一种较为传统的是黄永玉、范曾等人，在1980年代、1990年代逐渐得到当时官方控制松动但稍有自由度的媒体的报道积累起名声，这让他们仍然可以有一定影响力，但无疑他们在文化界和社会上的能量处于衰减中。
第二种是因为和社会关注度高的公共事件有关，如陈丹青尽管在油画界素有大名，但在社会大众中出名却是因为2005年他宣布从清华大学辞职以后获得《中国青年报》等报刊、网络的大量报道而成为公共话题，艾未未、蔡国强则是因为参与奥运会才从艺术媒体走向更多的大众媒体，当然，后来艾未未则因为关注地震遇难学生以及之后的一系列社会实践获得关注——这时候报刊等传统大众媒体对他的报道开始受到官方限制，而在网络上他获得更多回应。
第三种是因为“天价拍卖记录”的产生，如张晓刚、刘晓东、曾梵志等艺术家是因为2004年以来接连爆出天价拍卖纪录获得大众媒体的大篇幅报道，这并非因为公众关注艺术家的创作，而主要在于全社会对于财富以及投资话题的关注。吴冠中现在似乎就介于第三种和第一种之间。
进一步，也可以看到成名模式中媒体的“微观操作模式”的特征，比如，艺术家和著名人物、事件如果形成“名望谱系”或者“话题性谱系”就可以获得更大面积的媒体关注和反复传播，如陈丹青辞职事件之所以得到媒体的密集报道，首先因为教育体制是全国关注的话题，其次，则是清华大学是中国最著名的大学之一，陈丹青则是著名艺术家，他们的冲突有巨大的戏剧性，而对艾未未，几乎所有媒体报道他的同时都不忘提到他的父亲是艾青——因为艾青的诗歌选入中国的中学教材，实际上他的名气要比艾未未更广为人知，所以媒体喜欢以此来提示读者艾的“家族背景”，同样，奥运会、地震、明星也是“名望谱系”的一部分，读者们喜欢看到某个名人抨击另一名人或众所周知的机构、事件，这是当代中国“炒作”的习惯方式。
其次就是在大众媒体上，常常可以看到各路专家、艺术家的发言越来越有“格言化”的趋势，简单上口、所指模糊的“格言”的流行，可以说是大众传播的一个内在要求——大众更喜欢肤浅而有诱惑的口号式语言，而讨厌那些专业的术语体系。其实，现代艺术史上的达利、安迪·沃霍尔也很早就意识到媒体和读者的这种喜好并有意地用来进行自我包装，而今天的当代艺术家中也不乏其人。某种程度上，这可以说是部分精明的艺术家、专家和媒体人心照不宣的游戏，他们不断推出新的格言和口号，虽然有时不免显得华而不实——不过这也许和中国媒体的审查和自我审查机制有关，因为无法实质性的谈论公共话题而不得不“打擦边球”。

“中国”在西方媒体中的自我塑造和被塑造

在国际上，2003年以后因为中国经济实力的全面提升和北京奥运会的临近，《时代》周刊、《经济学人》等国外媒体关于中国的报道激增，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和国际性媒体关注的“常规项目”，这也影响到当代艺术界，实际上也是在那以后中国当代艺术家们越来越多受到世界各地的博物馆体系和画廊体系的关注和操作。
可是突然激增的媒体同样面临“版面饥荒”，国外的记者们也发现他们报道中国的话题要么受到官方的限制，要么面临采访人不愿或者不敢多说的情形，许多人于是开始有了“常备采访人”，就是他们乐于界搜采访的著名人物，这在各界都有一两个，艾未未似乎就成为艺术界获得更广泛的文化界的一个，当然，2008年以后他似乎还成了谈论更多社会话题的选项。
作为批评者的艾未未和作为被经常报道出来的批评者的艾未未就此也形成了互相反馈的关系，在外国媒体上艾好像成了一个总是在批评的人，让人容易忽略他也是个有自己的创作和设计项目的艺术家。
艾发起的一系列“公民调查” 值得尊敬，他们无疑有记录和见证的意义并有促进人们主动进行社会改良的助益，而作为对立面的中国官方却以令人难以执行的僵化面对新的媒体环境和社会生态。由于中国从秦始皇以来一直是个中央集权的国家，无论政府体制和文化思想上都是“大一统”，这种传统在共产党统治时期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对内对外都严格控制信息特别是“负面信息”的流布——比如地震遇难学生数量、名单可能会激发民众质疑建筑质量以及工程腐败问题。由于党国体制是典型的刚性体制，所有问题都可以归结到政治方面，因此官方仍然按照自己的逻辑进行信息控制，这是艾遭到官方封杀的关节所在。
尽管，随着网络等传播技术的出现，官方的信息控制变得越来越徒劳，可是由于治理体系和制度没有根本性转变，官方在媒体管制上的僵化还在持续，这也是今天中国在国际媒体中被塑造的形象较为负面的原因之一。中国官方现在尝试聘请国际国内商业广告公司、传播公司拍摄广告进行形象塑造，可是他们这种战术性的举措并不会让中国的“国家形象”得到多大改观——广告词冲淡不了实际上每天都在发生的不公正事件透露出的气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