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作品的整个语言本身，显然是用比较超现实、比较无厘头的、比较荒诞的、比较跟现实无平行的手法做的。因为显然鲨鱼、鳄鱼、河马不是同一个主体里面的，或者同一个区域里面生活的东西。但是这三样东西都是非常有攻击力的，很凶猛的。我觉得包括人本身，尤其是文明人也是一样的。所以我后来就把自己拿进去，因为我正好戴眼睛，也是一个某种文明的一种含义。我把自己做进去，也是对我个人的生命的反思，也是试图唤起更多人的对人自身和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一个反思。

当然这个作品肯定不是表现气候变暖，我觉得不仅仅是这么简单，像流行口号语一样的。我更多的讨论的是一种更人性的东西，就是从动物与人之间的关系里面，从这个绳索里面带来一种伤害与被伤害、制衡与被制衡的关系。你会发现这个动物就是人本身，或者人与人之间的一个关系本身，或者国家与国家，洲际与洲际，比如亚洲与欧洲，或者亚洲与美洲，或者种族与种族之间的关系，或者中将与中将之间的关系，一种很复杂的，带有一种悖论性的，博弈性的关系。这个绳索上面要抓住，下面这个手又被绑住，可能人刚开始是要完全抓住它，最后发现抓住就放不了了，那充满一个漩涡，这个是我感兴趣的地方。这完全是个悬案，命悬一线，生死未卜，没有确定性的答案，我对这种答案感兴趣。我觉得这种视觉图像可能印证了我们某种现实性。

我不敢说我的生活完全是艺术，但是我很多艺术是从生活中来的。我只能把我的雕塑艺术，把我心里面某种一点点的思想和观念视觉化，这个视觉化是多维度的，让人家有多种层面可以解读的。所以今天给在座的来讲课，我必须把我个人的，一个比较坚固的基本出发点讲出来。但是我又喜欢说我的作品很默默地挂悬在那个地方，它能跟大众，跟各个层面的人里面对话，是不应该由我来来解释，人家才能看懂这个作品。也就是不同的读者，有不同的获得，不同的经验，不同的联想。会激发起他们的一些想像力和联想力这是我所要期待的。

所以在很多媒体里面，其实我也希望我的作品被误读。因为我觉得很多文化是通过误读的渠道方式传播文明的。就是误读本身也是一个解读，正读也是解读。假如那我觉得误读把这个话题变成更多的话题，可能有一些人会攻击我、诋毁我、谩骂我，有些人会大赞我，大大地赞扬我，我觉得这些声音都是构成我成长的东西。所以我要以一种很包容的心态来对待我的艺术，正如我包容这三个罪犯一样，宽恕所有对我批评的声音。我对所有的声音都充满感谢，正因为这种声音，使我的思辨性和包容量，我的心灵的内藏不断地拓展。

“悬案”里的人显然是有点比较理想主义的，我显然没有这么肌肉男，这么矫健，这是有一种夸张的处理。戴眼睛还是像我这样的。这个作品里面我还讲了艺术语言本身，像古代雕塑有一个拉奥孔，这个雕塑里面人与蛇在博弈，这种场面，在艺术史上不是很罕见的。但把雕塑做成上下幕这是比较少见的。上下幕是通过一个绳索连贯起来，这也是比较少见的。艺术家试图在挑战什么呢？肯定是要挑战艺术史上的所有作品。我做这个作品的思路在哪里，一下子就被看出来，这是我的最大的艺术悲剧。所以我试图讨论一种新的可能性，新的个体性。因为刚才讲到社会、艺术、哲学甚至宗教等等，我觉得作为艺术家还要落实到你的个人性到底在哪里？你的艺术，很艺术的地方在哪里？我觉得这点也是需要跟大家做一些讨论的。就这个作品的前幕是这样，一个动的，充满激烈的，悬挂式的；后面是完全坠落在地的，是一个死的，一个静的答案。但是这个答案里面，又通过一个开的门，一个门缝发现答案中还有答案，是吧？等于说看了前展厅到中展厅，而后面那个黑洞——“无”也是一个展厅。我觉得有三个层次，像一个北京的三合院、四合院一样，几进式院，几进门可以一直往前推，这一点是我对这个展览的一个型，我个人是比较认同地方。也是大家等一下可以讨论的。不是一个层面，一个视觉上一看就完了，它能够几进，一直向前推进。营造出真正有一种玄机，悬案的，不能让人家一目了然完全看清楚的。这样可能唤起更多的解读的可能性。

在这个作品中血案现场的照片，我是通过关系从公安局弄出来了很多，我们为了强调作品要充满玄机和悬疑的，我们只用很简单的一张照片，没有装裱，也没有做一些太多的修饰而且那一天我们是本来是想要打印图片说明，后来时间来不及了，我就随便叫他们买两个彩铅，用手写的就可以。因为一般的情况下，公众会相信一种刻意性。我经过大难不死，我就相信生命充满偶然性，不确定性，充满摇摆，充满你不可掌控的东西。所以我碰到困难的时候，碰到变数的时候，我经常用比较自由的心态来对待我的生活和艺术。我就给我的助理讲说没问题，我们用手写，甚至随便拿个铅笔写也是有新的可能性的，不是以一种既定、设计好的价值才是价值，有时候偶然性的价值更有价值。所以我们当时谁都没有置疑，很多人反而说这种偶然性给人带来了以一种展览的新意，非一定要打字嘛，非一定要怎么样嘛。所以说这种变数里面，也是给艺术家，甚至给观众带来一种心性自由，有某一点的触动。

因为我的艺术一定要追求“艺术到底为了什么”？艺术有一点肯定是为了自由的召唤，获得人性的更敞亮，更宽阔的一种自由和驰骋万里的一种心灵空间，是一种心灵的鸡汤。而不是说艺术给你带来了一种约束，我觉得做这样的艺术，可能当艺术家就没什么意思。因为艺术家跟企业家，跟金融家的一个差别就是，他可能对塑造这个社会的良知，或者思想方式、生活方式要提出个人性的贡献。不是创造财富量化上面产生贡献的，也许是，也许不是，但是最重要的我觉得应该不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应该是他们一种思维方式，给这个世界的多样性带来服务，我觉得这个就是作为一个艺术家的价值。
这个作品是很强调作品与观众互动的，也就是说这个作品如果没有参加展览，它就是是死亡的，是没有生机的。我们这个展览好像是十八天到十九天，也就是十五天是最有效的，这个作品想更有效要等下一次展览。这种感觉是还挺有意思的，有留下很多遗憾，但是这种遗憾又充满，带来更大的一种期待和生机。

在这个作品里面，要尽可能的干净，把每一个多余的细节去掉了，包括这个绳索。这个绳索下面的这堆是不多余的，因为这个绳索反映某种作品情绪，和现代人那种情绪和整个世界现实的某种状态是相吻合的，否则到现场要直直的，直接通到后面就可以。

这个作品《红色记忆》我现在讲一下，话题慢慢展开，我想整个话题会更丰富一点。关于这套作品的产生其实也是一个悬案，当时我记得1996年被抢劫，这个是2001年的冬天在厦门海边推出的。这个展览当时也不知道我哪一针要跳到那里，哪一根筋被打通，哪一根筋在起作用。当时就觉得一定要用红色的。后来也就是说很多业界的人士、美学家、心理学家都说，陈文令的作品一定跟他的血案有关，跟他的红色有关，这一点连我自己都不知道到底是有关还是无关，是本能的潜意识等等，这种东西我觉得是值得讨论的。一个人的不幸和有幸之间的相互转换，是随时转换的。我这几年每年做个展，我被人家问的最多的是：“陈老师，你觉得成功是怎么样的，你成功了吗？”。我经常回答他们“我们实际上说失败是成功之母，也就是说失败是成功的母亲。你如果一不小心，成功会成为失败的父亲，它是相互转换的”。主要取决于当时我个人的一种感召力。我经常也用审美性的目光看待人生的每一个片断，不管什么样的恩怨，什么样的不幸，什么样的好，都用一个比较平常的心态来看。像这种作品，也许是来源于不幸的灵感，也许不是。

在这套作品没产生之前，我完全就在厦门那个农村里面，不能说饥寒交迫吧，基本上就像方力钧说的一条野狗一样，到处晃荡的，基本上没有什么着落了。所以说最后这套作品给我带到了一个系统化来，带到了一个更大的跑道里面来，来进行我的艺术实践，进行我艺术的活动，然后慢慢逐步地实现我的艺术梦想。所以我想到今天，比我还年轻的人，我觉得年轻是没有失败的，一定要有梦想。你的梦想一点一点就会成功。在上一个月，方力钧就在这边办了一个展览，纪录片里有一句话非常触动我，廖雯说,方力钧在1989年的时候找到廖雯，他说:“廖雯姐，我可以跟你合一张影吗？” 廖雯就说，当然可以，你可以跟我合一张影。这句话给我触动很深。然后那天展览的时候，很多人就说，方老师，我可以跟你们合一张影吗？其实这个时间跨度也就只有21年的时间，他的梦想完全从一个很边缘的、很底层的这样的一个小兵变成一个将军，他们的神话就在这个里面实现，所以我祝福在座的年轻人，你们只要是梦想没有被扑灭，你们的伟大奇迹和梦想将在十年后、二十年后会实现。

这个作品《侏儒》是2003年在厦门做的。我当时记得，我话题丰富点，擦边多讲讲别的。在这个工作室之前，我是一直在树底下做雕塑的，这个时候开始鸟枪换炮了，加了一个屋顶，下雨开始不怕了。在之前专门在鼓浪屿的一个树底下做雕塑。我有一个很著名的故事，在座的好多助手他们都是耳闻目睹。我在北京的很多助手，跟我已经十三年的都有了，十一、二年的也有。他们看我，一步步地逐步成长起来，我已充满感激之情。就觉得，从这几步，这样一步步走到京城，换到这么大的一个国际跑道上，能够在一起生活、一起奋斗，我觉得这个充满乐趣。但是他们也知道我的艰辛，一个艺术家是怎么样慢慢地成长为艺术家的？其实哪一天是艺术家和非艺术家我根本不知道的，所以我就讲，艺术家的成长有一种破土之痛。艺术家，一个有成就的人，他选择一块硬地，这块地是没人开垦过的，没人去挖掘过的，你要挖，里面的宝藏才多。你如果要挖一些松土，也许这个是个流行的东西，谁都知道是可以成功，很多人出来了又进去，也许没有宝藏在下面。所以我为了挖这块硬地也是付出了一些代价，这个代价是痛并快乐着。在这个道路上，很勤奋、很刻苦，但是又充满快乐，这个快乐我是非常在乎的。所以，当时我们在这个地方觉得特别好玩，留下很多故事。我们在鼓浪屿里面一个树底下的时候，当时有三个神经病，这三个神经病是怎么神经的，我们等下回再说。我一个人在树底下做雕塑，也没赚钱，衣服也穿得不好，瘦不拉几的，瘦骨嶙峋的，跟我的“小红人”有的一PK了。那三个人他们就是已经神经病了，他们都在一起聊天、调侃，闲扯。就觉得这个小陈不是神经病嘛，怎么整天你不去赚钱？当时给我触动特别大，我觉得一个正常人在一堆神经病里面你肯定要变成神经病了。我当时反思说，我跟神经病的唯一差别是在哪里，艺术家这个神经病的确也是神经病，但是他不要吃药。真正的神经病是要吃药的。神经病和精神病是有差别的吗？是叫做精神病吧。刚才我说神经病是不对的，应该是精神病。因为精神病应该是精神性的疾病，心理的病。神经病是物质性的疾病，是脑筋坏了，是一个生物性的疾病。所以说我刚才说的应该是，一个正常人在精神病的堆里面，你有可能就变成一个精神病患者。这个概念给我一个感觉，艺术的真理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一个人的人生追求经常是由自己来掌控的。也就像刚才那个绳索一样，只有你自己能抓得住，别人没法替你抓得住。所以我当时就相信，我是精神病，但我是有美好明天的精神病患者，我不要吃药，所以我能够从这种声音中走出，不然你会非常得悲戚的，你会非常得绝望。你已经边缘的没有办法再边缘了。一个正常的人在精神病这种底层的人，带有心理疾病的人之中，你变得比他们之下，那你能找到自己的灵魂的出口吗？我想说我当时是找到出口的。我想，以我强悍的内心，我相信我有美好的明天，所以我从当时那个苦难的岁月里面一天天走过来，这个过程其实是充满快乐的。

这个《英勇奋斗》是参加上海双年展。他们见到我就说，我的作品充满了一种博弈性的语言，抗争性的。但是在探讨说，这是不是那个血案对我有一定的关联？这种话题应该抛给的理论家。

这个是我2008年个展，名字叫做《物神》，对物质无比膨胀的感觉。把物作为一个神明，一个拜物教的感觉，一个从地底下走出来。这个作品我觉得也是很挑衅世界力量的，到底有没有一些有价值的东西隐藏在世界背后。所以这个作品可能会给人家感觉有一点刺激，甚至有一点点恶心，有一点点很挑衅你的神经。这到去年的那个“麦道夫”是有不同的方向的，今天的感觉又是不一样的。我想说，我现在正值盛年之时，我的艺术大厦不应该在今天封顶，我还是应该再继续往高处盖。我到底是什么样的艺术家，我觉得应该留给在座的人，留给社会，留给理论家家们。我觉得，我应该是在艺术的路上，一直在路上的感觉真好，所以我自己每年有新的作品，每年有一个变化，也给我带来很多挑战，甚至带来了一些包括经济上、体力上，我们的助手可能也会带来很多危机，可能比我做符号性的东西带来的收入会少。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答案会浮出水面的。我想说，一个人不应该在一朝一夕看长短，应该把目光投向我们的未来。

这个作品《香车美女》，我觉得汽车这种东西是今天一个最著名的消费对象。这件作品是很难描述准确的观念性在哪里。但是它又试图说出另外一种，从视觉里面可能比较审美感觉，跟我作品的一个常规性的表达有一定的变化，或者相左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