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争论这两年已不鲜见。每当学校中发生类似“争论”，人们都会津津乐道于他们之间的恩怨，渐而忘却了论战之起点。就“张鸣事件”而言，真正该引起大众关注的，不是他与院长的较量，而在于他所提出的“大学行政化”之话题。

　昨天，记者就这一问题电话采访了有关学者。

　　大学：行政权威超过学术权威？

　　“这又是一个令人沮丧的消息，继陈丹青之后。”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熊丙奇说。

　　“中国大学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行政的势力太大。”浙江大学叶航教授说，“在中国大学里，行政权威超过学术权威是很普遍的情况，这尤其体现在职称评定、学术和教学资源配置中。”

　　“我认为大学在全国范围内已经成为改革滞后的区域之一，今天还有多少领域是像大学一样依靠指令性计划行学术之事的？”

　　大学“行政化”之弊

　　“一所研究机构或者一所大学，由于实施了一套‘坏’的制度，按照哈耶克在《通向奴役之路》里的精辟论述，假以时日，通过‘逆向淘汰’——剔除那些惟学术为天下公器者，并选拔那些最懂得以学术为牟取私利之手段者，最终可将多数学者淘汰出局，或推至利益格局的边缘。”这是去年9月著名学者汪丁丁在《学术腐败腹心之疾》一文中的论述。

　　熊丙奇说出了他的一些忧虑：稍有学术成果的老师，便努力谋求获得院系、部处的一官半职；年轻教师课题申请时以领导为第一责任人，发表论文以领导为第一作者。这种倾向都让人担忧。

　　“行政化”之根源

　　稍微回忆一下，“张鸣事件”之前就已经有太多类似的影子：今年“两会”上人大代表洪可柱递交的“四大名校”议案……

　　熊丙奇说：“大学行政化问题其实已经深入今日大学之骨髓，而这一切均源于体制上的一些问题。更让人忧虑的是，在当前的大学办学体制中，生存在大学中的教师、学生、职工，实际上已经严重体制化，习惯了体制化生存。这是当今大学发展面临的最深刻的危机。”

　　他认为，大学之所以如此深入地被体制化，首先在于行政人员能决定教师的资源获取、薪酬待遇及未来前途，那么行政权力当然会成为人们的主要追求。

　　在社会有关部门加强对大学体制化的同时，大学也强化了自身的体制化。“在大学校内，行政会议、行政决定，是最高的‘权力机构’，它可以决定学术委员会的人选，可以决定职称评审委员会的人选。所以大学里所谓的学术委员会等，不过是行政力量管理学术的载体而已。”

　　“在这样强大的行政力量之下，自然很少有教授敢与学校领导进行学术争论，多半只有唯唯诺诺的分。”熊丙奇认为。

　　改革的力量在哪里？

　　“中国高等教育要发展，就必须从根本上解决大学体制上的一些困境。”熊丙奇说，“我们寄希望于高校能摆脱强烈的体制化惯性和倾向，能重新建立校内管理制度；我们更寄希望于教师和学生，能坚守为师、为学、做人的底线，这才是眼下唯一能被期待的改变现状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