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我写了《朱其的失误》一文，就朱其揭示中国当代艺术市场“内幕”，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明理人都看得出来，我写此文并没有要为中国当代艺术市场辩护的意思，只是因为朱其在揭幕的时候，没有拿出足够的证据，仅凭了一种猜想，使我觉得批评文章不应该如此臆断，而应该有理有据。尤其是涉及到艺术市场的问题，本来不是学术问题，所以，揭示“内幕”不是目的，如何通过这种揭示对市场形成正确的引导，才是学术的方向。我是在这个意义上看到了朱其批评工作中的一些纰漏，才由此写就了《朱其的失误》一文。没想到的是，我的这篇短文登出后，第一时间得到了程美信的反馈，更没想到的是程美信的反馈文章会带有那么浓烈的阶级斗争色彩。正如他将我的原文逐段分开，以按语标记红字体的方式一一加以反驳一样。这种不顾我文章内容，上纲上线到人生指责的批判方式，使我联想到了“文革”时期的那种批斗语式，很有点“凡是敌人坚持的，我们都要反对”的意思。

我跟程美信素昧平生，没有过任何交往，不知道他是从哪个意义上认为我是他的“敌人”，要如此这般予以剿杀。是因为我写文章批评了朱其，还是因为我是“小混混”之类的缘故？不错，在程美信这样“正派人士”的眼里，我的确是个不怎么着调的“混混”。早在十多年前，我在圆明园被驱赶时，警察就曾拍过桌子，说我们是“混混”，是“盲流”。对此，我已经习以为常了，不觉得有什么丢人之处。相反，多年的“混混”生涯倒使我明白了许多人生道理，最深刻的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从艺术创作转入艺术批评，人文的基础就在于此。其实，说到批评的大碍，有时并不在于批评的对象，而在于批评的主体，在于批评主体的目空一切、自以为是。这就像程美信在批评别人时总摆出一幅正义的立场，以某种天然的道德优势去呵斥他人一样。我真不知道程美信的这种道德优势是从哪里来的？是从过去驱赶我们的警察那里来的吗？为什么“尾随”、 “小混混”、“小老头”、“卑劣”等等一些不雅的词汇都是跟别人有关，而自己却永远高挂在光明磊落的亮处？

程美信在驳斥我的按语中，说我指出朱其的失误，暗含了一种“不可告人”的目的。照他的理解，就是为了“讨好美术圈子的一些人”。那些被程美信看成我要讨好的一些人，又是些什么样的人呢？大概是程美信说我靠采访起家访谈过的那些人吧。经程美信这一提醒，我还真的回忆了一下我曾经访谈过的对象，迄今为止，我做过访谈的艺术家有如下五人：方力钧、岳敏君、祁志龙、李路明和伊灵。不错，这些人现在大多已经成了中国当代艺术的标志性人物。不过，程美信却忘了一个前提，那就是我与这些人共同成长的背景，尤其是在圆明园时期共同奋斗的那段辛酸经历。我之所以与这些人做访谈，既没有什么经济利益的驱动，更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而仅仅只是为了证明自己与他们一起走过的那段历程，证明中国当代艺术是从何种艰苦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不经一番彻骨寒，哪得梅花扑鼻香”。为什么程美信只能看到这些人的成功，而看不到曾经付出的艰辛呢？难道我整理一点过去的历史来引镜自照就不对了，非得像程美信那样谁有钱了就去革谁的命，谁有名了就去剥谁的皮才够正确？才算人文？这让我不得不怀疑程美信从事艺术批评的动机，就像他骂吴冠中，批水天中，责王南溟，继而又挑剔起我一样。如此这般揪着别人的小辫子不放，一而再、再而三的出言不逊，如果仅仅只是图嘴皮子痛快，为了出点风头倒也罢了，顶多是多生产出了一些语言垃圾而已。但如果是有目的的来区分阶级，制造仇恨，那就有可能殃及池鱼，破坏生态了。

是的，批评本来是一个人的权力。在一个具有民主气氛的社会里，每个人都有权力对社会上的人和事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所以，程美信对我的批评原本属于正常现象，就像我也批评朱其一样，这都不是问题。问题还是出在批评的目的与方法上，就像程美信的批评中总是夹带有一些不干净的字眼，且往往忽略批评的事实而直取人生的攻击一样。这样的批评方式非但不能使自己扬名立万，相反还会作贱自己，遭来更多人对自己的不屑与不敬。对于我而言，指出朱其的失误，并不是要跟朱其划清什么界限，倒是程美信的批评方式让我感觉到了与程美信划清界限的必要性。因为他的“文革”语式中所包含的那种道德优势，早已经使他丧失了一颗理解事物的平常之心。

2008、7.18于通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