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示：黑为杨卫《朱其的失误》各段原文，红为本人批驳按语

最近，朱其连续撰写了一系列揭示中国当代艺术市场“内幕”的批评文章，在圈内圈外引起了不小的振荡。作为一位著名策展人，多年来一直从事中国当代艺术策划的业内人士，突然报出这样一些“秘密”，自然引起了坊间的各种猜测：有人认为可能是朱其在利益面前失去了平衡才由此倒戈，也有人认为可能是朱其受了某些高层的暗示，有意从内部来刁难中国当代艺术。但据我对朱其的了解，这些猜测并不怎么着调。因为朱其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复杂，他还是一个很单纯的文化人，且有着相对独立的思考。之所以他用如此这般颠覆自己的方式来揭示中国当代艺术的市场“内幕”，应该说还是书生意气，是一种“舍身取义”的文学臆想在作怪。

按：不论朱其揭示中国当代艺术市场“内幕”出自那种目的，只要他作为一个社会成员都有基本的言论权利，关键在于他所揭示的“内幕”或“黑幕”正不正确、有没有价值。作为一名真正的美术批评家，对艺术外部的市场、制度、社会的关注都是应分的职责，作为批评家必须具有公共意识。杨卫以“纯粹的文化人”、“书生意气”“文学臆想在作怪”的说法来证明朱其所揭示“内幕”是毫无根据的“文学臆想”。这些都是含沙射影的废话，而不是针对问题的本质。

在中国当代艺术批评界，朱其是最喜欢臆测的批评家之一。这大概与他的文学情结有关。作为一位从文学领域转入艺术理论的批评家，朱其始终在心理上占有一种想象的优势，认为中国当代艺术的批评太过余具体，甚至被艺术家的表现方式所牵引，失去了自我叙事的能力。这应该是朱其转入艺术批评的一种动力，也就是说他由局外深入局内，一开始就带有某种文学渲染的历史使命感。所以，从1996年他在上海策划“以艺术的名义”当代艺术展以来，那种重新建构中国当代艺术史的抱负就已经埋伏在了他的思想理路中。我们当然没有理由去挑剔一个人的心理抱负，无论这种抱负是大还是小，是对还是错。但我们有理由去怀疑实现这种抱负的操作途径，因为只有这个操作途径才会影响到周边，播种下某种价值的误区。从朱其放弃对同辈艺术家探索的关注，继而力推起70后、80后的艺术家来看，他并不是一位注重精神痕迹的人。艺术史之于他，与其说是心灵的表现史，不如说是历史的效果史。

按：杨卫继续将朱其定为“中国批评界最喜欢臆想的批评家”。言外之意，朱其做美术批评是不重学术方法和事实依据，只用“臆测”来做艺术批评，而且这一切来自朱其的文学情结。事实上，一个理论家或批评家有文学情结和历史使命感并不是坏事，它绝不是影响一个人做艺术批评或美术评论的弊端，相对是一种潜质优势。杨卫先将朱其定为“臆想”与“臆测”的批评家，接下来便有理有据地贬朱其，如他说“我们当然没有理由去挑剔一个人的心理抱负，无论这种抱负是大还是小，是对还是错。但我们有理由去怀疑实现这种抱负的操作途径，因为只有这个操作途径才会影响到周边，播种下某种价值的误区”。我不清楚杨卫用“我们”是何意？可以说，这是一种不自信的语式。其次，做艺术批评就更需要一个人有历史使命感和社会文化良知，如果朱其作为一个八十年代“文学青年”，并保持那种理想激情，这种说明了朱其是个能够坚持信仰的人，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所缺少的精神。再看杨卫，象个老经世故“小老头”，既无激情理想而又无社会责任感，尾随那个日益腐朽的江湖圈子，做些名家访谈，尽写些吹牛拍马的文章，一个典型的美术江湖“小混混”。

对效果史的关注，其实不只是朱其一个人的毛病，从85新潮到今天，几乎所有中国美术批评家都容易犯这样一个通病。只不过朱其出道后，于同辈批评家当中在这一点上表现得比较明显。因为如此，他的知名度上升得非常快。不过，也正是因为如此，他也最容易感到失落。从朱其揭示中国当代艺术市场“内幕”时，所举例出的艺术家名单来看，我们能够体会到朱其的那种失落心理。因为这份名单大都与他的批评策划没有什么关系，而是由前辈批评家栗宪庭等人力推出来的结果。由此我们能够想到，为什么朱其会反戈一击的原因。因为从效果史的意义上，这些艺术家的商业成功，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掩盖了朱其近年来所做的工作，使他急于想以新来弃旧的心理愿望化为了泡影。

按：暂且不扯什么“效果史”。这里非常明确的是，杨卫认为朱其出来揭示当代艺术市场“内幕”是出自一种心理失落，证明他同那些说朱其揭示“天价做局”内幕是出自“妒忌心理”观点所一致，在前面用“文学臆想”和“文学情结”不过是卖关子而已。杨卫象变戏法一般在证明朱其的“心理失落”，所以才有揭示“内幕”的反戈一击，还说朱其近年致力推出年轻艺术家的工作被栗宪庭推出来那批人所掩盖。这些是真是假都不很重要，问题关键在于朱其所揭示“天价做局”种种黑幕对不对？多少对和多少错。任何心理动机的都是合法的，假如那些当代艺术市场没有黑幕，而且光明磊落，朱其再怎么嫉妒、揭示也无济于事。相比之下，杨卫显得有不可告人之目的，无非不过是讨好美术圈子的一些人而已，不然用不着这么拐弯抹角和自相矛盾了。

提到中国当代艺术的市场，当然不是没有问题，尤其是在近两年内迅速地暴涨，的确有着泡沫化倾向。但学术批评的职责，不是一种简单的揭示泡沫，而是要树立那种高于金钱价值的人文价值，在更高的理性层面上告诫市场什么样的艺术作品更有意义。朱其在批评中国当代艺术市场时，并没有在这样一个层面上展开，而是一味地将其称之为假象，予以否定。这就使得他的批评缺乏文化批判的高度，而局限在了轰动效应上，成了“艳照门”之类的八封新闻。当然，关键问题还不在于此，更在于朱其揭示这种所谓“内幕”的时候，既不拿出根据，也不举出例证，而是完全凭着自我的主观臆断，以一种文学性的细节描述加以渲染。如此这般造成的结果，看上去好像具有某种文化的反思性，但其实是抽离了文化反思的支柱，将其再一次引向了效果史的轰动表面，滑过了问题的实质。

按：既然知道中国当代艺术市场有问题，证明朱其出来揭示“内幕”有意义。不可思议的是，杨卫竟然认为这不是“学术批评的职责”，还冠冕堂皇地高调“人文价值”，作为一名美术批评家，不仅具有艺术史论的知识，同时还要有社会公共责任感，包括对艺术相关的机制、教育、市场等外部基础进行必要的批评构建，这就是艺术批评有别于史论的根本分野。所以，朱其所做的恰是一名美术批评家分内之事。由于中国缺乏批评机制和批评文化，人们习惯把批评当作歌功颂德和吹牛拍马或骂街，杨卫自己是这么一位批评界的“小混混”，充其量也不过是美术记者。有趣的是，杨卫反说朱其的揭示“内幕”是“艳照门”之类的八封新闻，一个批评家对艺术市场黑幕现象的分析与揭示，不可能象司法调查必须拿出“罪证”，任何人对任何社会现象都有批评的权利，观点对错则另当别论。中国艺术市场的黑幕已到白热化程度，只是大家“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而已，以致受害者都以沉默来转嫁自身损失，因为真相大白就不再有人上当。这一切，不是朱其凭着自我的主观臆断，以一种文学性的细节描述加以渲染便成了事实。时间将很块证明一切。

作为朱其曾经的朋友，我之所以写这篇短文指出朱其的批评误区，并没有想要冒犯朱其的意思。而是因为朱其将他的那种文学想象带到中国当代艺术的批评领域，已经产生了一种偏离主体的影响，造成了某种不据事实的随意性与散文化的批评倾向。如果朱其一个人这样尚且还好，还可以作为一道抒情的风景来丰富批评的枯燥，但如果由此影响到更多的批评，则会断送其批评生涯，使批评的工作复归于零。因为批评离开了现实的依据，就产生不出矫正的思想与批判的精神。哈母雷特可以自恋，也可以臆断，因为他是文学中的人。但批评家不是哈母雷特，必须要将哈母雷特提升。只有将其提高到道德追问的层次上，并从中梳理出一条理性的归路，批评才能通过艺术作品的原型对现实有所警示，对人生有所启迪。这，是我写这篇短文的冲动，也是我作为朋友对朱其的善意之言，但愿朱其能够理解。

按：朱其对当代艺术内幕的揭示，完全是一个美术批评家应做的分内事务，除非他是个毫无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庸人，整天搞名家访谈、写些“你好、我好、大家好”文章，把吹捧当作批评的江湖混子。凡是艺术、学术、批评一旦丧失外部的社会作用和现实价值，任何高调的“人文”“道德”“理性”“学术”都是不值一提的。朱其揭示“内幕”不是批评误区，恰恰社会所需的学术正道，相反，杨卫的这篇文章是真正的“误导”。朱其对“天价做局”和“艺术泡沫”的分析与批评，有目共睹，根本不是杨卫所说的“散文化”批评，反而显得杨卫他对朱其这篇是“散文化”批评倾向，什么“作为朱其曾经的朋友”；什么“哈母雷特”；什么“道德追问”。说穿了，杨卫写此文章，不就是要声明跟朱其划清界线而已，生怕跟朱其“称兄道弟”影响到他在江湖上的既得利益。用利益去决定友情和批评的倾向，虽属个人自由选择的权利，但它是有失公允的卑劣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