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公众都会认为公共厕所是个好东西。这个结论是可以通过调查问卷，然后统计出来的。

即使这样，这些公众意见还是有局限的。也就是说，公厕的问题，只是对那些感到了公厕缺乏的公众才成为问题；只有那些膀胱的容量比较小，在公共场所经常受到内急折磨的公众，才会在意多建一些公共厕所。

如果公厕的适当分布是一个城市的文明指标，当市政部门按照标准在某处为公众建设公厕的时候，出来抵制的，恰恰也是周边的公众。

抽象地说，大家都认为多建公厕比较好；具体地说，公厕如果建在离自己家门口不远地方，周边的公众又要说不好了。这样，干脆采取民主的办法吧！以民意作为依据，将规划建设方案在建设地点进行公示，结果会怎么样呢？反对的声音可能远远高于肯定的声音。

这并不是说，公众不主张建厕所了，只是就这个地点而言，反对的人担心公厕的出现会影响他们的居住环境，他们对环境问题的关心超过了“其他人”如厕是否方便的问题。由于环境问题与他们的利益更加直接，所以，反对人群参与的热情要比“其他人”更为踊跃。由此而来，反对的民意也更加强烈，所以在统计结果中，反对建公厕的意见可能占了多数。

我们看到，在公厕的问题上，会出现两个公众，产生两种公众意见：一个抽象的公众意见，一个具体的公众意见。市政部门在决策的时候，以那个公众意见为依据呢？如果听取民意是一种民主，那么那种民主更是民主呢？

不光是公厕，还有城市道路，高架桥、立交桥……都是如此。从理论上说，谁都认为城市交通关联到每一个人，但是谁都不愿意承担城市交通设施建设所带来负作用。强烈呼吁改善城市交通状况的是公众；阻止城市道路从小区旁穿过的，也是公众。

那么，公众是谁？

对具体的公共事物而言，从来就没有一个意见统一的、意志共同的公众。我们不太严格地将全部人口都统称为“公众”其实是一种虚构和假想。公众不是所有，他们是依据问题而划分的，有多少问题就有多少公众。

所有人的“公众”之所以不存在，从传播学的角度，就没有这种可能性。即使是再强大的传播媒体，也没法动员到全部的公众，共同关心一个问题，对同一个问题发表意见。据说，在传播极其发达的美国，也不存在使80%的美国人对一个问题发生了解的可能性，这是盖洛普民意测验所发现的。

当“以人为本”、“尊重民意”、“民主决策”越来越成为一个城市的关键词的时候，过去被遮蔽的许多问题也渐渐地浮现出来，在公共领域，如何科学、合理地采信和尊重公众意见，就是一个问题。

简单地拿“公众”、“民意”来说事将越来越困难。例如，如今“公共艺术”这个词十分时尚，谁都愿意说自己的艺术是公共艺术，但是谁都不认真考虑自己的作品究竟有多少公共性。

在我们的城市生活中，常常会出现这样的句式：

经征求公众意见，我们决定……。

应广大民众的要求，我们决定……。

根据群众的建议和反映，我们决定……。

这些公众、民众、群众是谁？有多少？依据是什么？是在什么背景和条件下的意见？

那些“我们”又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