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批评性艺术与公民政治

正像批评性艺术和公民政治是我理论中的关键词那样，我们也有必要重新讨论政治艺术，在现代主义艺术时期，艺术的政治性表现为宏大叙事，这就像马尔库塞的美学“大拒斥”理论，这种大拒斥就是用形式的陌生化表达了“异在”立场和格林伯格的前卫姿态，用前卫的形式主义反对媚俗，这种反对也是在形式认同左派思想，这就是现代主义的艺术，唯有艺术的形式主义才是政治。上述艺术理论是在这样的思想史背景上的，现代主义的整体性即以超人代替上帝的时代，社会依然是靠虚构的政治元叙述来建构的，所以英雄和伟人是现代主义政治的主旋律所要寻找的对象，用此物否定它物，如杜尚。用此形式否定它形式，如格林伯格都是在整体性结构中的拒绝战略，因为它们发生在艺术领域，所以就成为激进美学的标志。用这种，激进美学表达激进的政治态度，但这种态度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宏大叙事”。

宏大叙事结束于现代主义整体性的危机，当有一个向内和中心的结构直接形成了现代暴政，那么，社会政治首先是对整体性的宏大叙事的讨伐，改变人们生活的是，如果社会不再是整体性的，其实宏大叙事的拒斥就变得空洞。整体性的瓦解，社会政治发生了变化，因为社会原来是靠伟人和英雄来治理的，而这个时候社会不靠伟人和英雄，而靠每个公民，社会分化为不同的社团和利益群体，这些社团和利益构群体构成了彼此制衡和互动的关系，公共领域就此发达了起来，这种公共领域的扩大化完全改变了人们的政治生活，在古代，人们听天命和上帝安排的；在近代，人们是听伟人和英雄安排的。当整体性瓦解为碎片化，安排社会的不再是天子，不再是伟人，而是凡人自己，所以当代政治是凡人政治，这是民主社会的重要成果。在这里政治回归到每个公民个体或者说政治是人与生俱来的权利，拒斥政治或者回避政治，都是悖于天赋人权，所以政治不是什么高深莫测，非伟人和英雄不可的行当，而是每个人的常识和事务决定了政治。

曾经作为政治的美学在这样一种政治社会的转型中遭遇到挑战，因为这种美学以前可以说是间离和拒斥社会，而现在只能说是回避社会，回避政治身份。当代政治身份从以前的被安排到当代是参与的，用艺术的方式参与就是诸多参与的一种方式。以丰富这个社会民主的多向度，这种参与同样反对宏大叙事，而是平常人的点点滴滴，这是与他的身边关注的问题和公民权利相关，这时的艺术家区别在于，有些人从身边的点点滴滴发现了问题，而有些人不会，有些人将这些问题转换为视觉方式，而有些人认为这不是艺术而弃之不顾，不过，我们已经看到一些艺术家，将公民身份作为他的第一位，而政治是他的艺术表达。有人会问这种政治表达对改变社会到底有多大的用处，但这种提问本身就是政治实用主义和行政唯一论的习惯思维在作怪。他们只认为能顷刻改变整个世界才是有价值的，或者将公民政治的权利进行权力化才是有价值的，而公民政治恰恰要抵制这种整一性政治，而要坚持政治的多向性和日常性。从程序上来讲，它是代议制中的一个领域，从某个点着眼并形成某个问题情境，这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政治，也是当代艺术中的“前卫”。

有了这样的批评性艺术与公民政治的关系，为我们重新讨论当代艺术中的“前卫”提供了判断系统，不是说进入了后现代就意味着公民政治会发达起来，也不是说到了后现代，批评性艺术就会自然形成。事实上，后现代的美学滞后在现在的主流后现代艺术中普遍存在，即只是为了陌生化而陌生化，宏大叙事的陌生化没有了，鸡毛蒜皮的陌生化到处都是，这种鸡毛蒜皮的陌生化在我的评论中称为“无聊艺术”，其实，这是当代艺术在更前卫过程中的障碍，也是后现代负面性的起因。即这种后现代，它在瓦解现代主义整体性的时候，它是前卫的，但瓦解了现代主义之后，如果没有当代主体性建构，其实不会朝向公民政治，而只会退到犬儒政治，由于离开了日常政治生活情境中的点点滴滴也就离开了政治维度，然后这种日常生活依然是给定的而非互动的，被动的而非参与的。这就是我要用批评性艺术反对无聊艺术的理由，也是我要用更前卫艺术超越后前卫艺术的理由。更核心的是，只有政治艺术才不会让艺术成为政治的工具。

2、艺术内心与自由社会理论

来自“艺术就是艺术”的阵营的人很喜欢攻击批评性艺术，他们很流行的理由是艺术是表达艺术家内心的，这就是他们称为的艺术的魅力。但是，持这种论点的人回避了两个重要的背景：一是艺术家的内心是从哪里来的？二是什么样的艺术家的内心才是有价值的？上述两个提问都与内心的社会性有关，即没有真空中的内心，内心就像一块橡皮泥，它的形状是由社会这个看不见的手捏出来的，我们说的内心早已经是社会性的内心了，“胎教”一说已经在说每个人在还没有出生之前，就有社会性倾向。第二个提问是为了说明，不是说只有内心，艺术就有价值，艺术内心的价值还在于社会性的反思。像凡高那种疯狂的笔触，原来只是精神病患者，但自从弗洛依德的潜意识成为人的内心组成部分后，凡高的笔触进入了艺术风格学的表现主义之中，所以凡高风格的被承认是与人的内心解放相关，这种内心解放其实是社会的解放，就是凡高的内心，在活着的时候是与当时社会偏见发生冲突的，这种冲突是内心向社会扩张的结果，内心不停地冲击社会，然后社会在这种不停地冲击中重组内心的价值观。上个世纪60年代的反文化获得了个人自由，这种个人自由一再成为了自由社会理论的主线，即用个人自由检验社会自由的程度，像当前李银河的同性恋合法化的提案，包括她的成人性自由的自愿原则和公民权利，都是一种“爱欲”冒险的主张，尽管她的提倡总面临批判，但都呈现了内心与社会之间的张力。当然还有其他的事例，比如，变性手术和变换性别的自由，2007年，美国佛吉尼亚理工大学的校园枪击案，将32名遇难者和凶手一起列为悼念的对象，并将33块花岗岩悼念碑安放在校园中心广场的草坪上，以体现人性关怀。

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会在这样的问题上持续争论，这也是两种内心之间的拉锯战，保守主义需要的内敛和约束的内心，而自由主义需要的是开放和冒险的内心，当然保守主义会说自由主义给社会带来了道德败坏，但我们现在看到的公共生活能把个人性提高到最大值的，还是因为自由主义的深入人心，这种衡量内心价值的尺度足以通向社会性。内心的存在是因为它连接着社会而存在的，否则的话就不成其为内心，每个人的内心都有社会尺度，用这个尺度希望自己做什么和不做什么，肯定什么和否定什么。如果艺术是象征着自由，这种艺术内心就像冲撞到岸边的潮水，并随着时间冲积成半岛，以此人们的内心又多了一个新的落脚点，并扩大了内心的地带。我们以此来说，这样的内心通过艺术的表达才是有价值的。

有一种宣称与社会无关的内心，这在艺术界中非常普遍，但这种内心其实是木头心，还有一种将内心宏大叙事化，变成灵魂颂，这种内心都是上帝时代的内心，而不是自由社会时期的内心，正像上帝叙事模式瓦解后，内心的多元化和多层化已经不可能有一个标准、一个模板和一个整体结构来主宰，而且这个内心对应的也不是唯一的客体，而是不同的内心和不同的客体，所以抽象的内心被具体的内心所取代，这种内心的具体化又是维系着社会具体化而展开的，人们无法认为批评性艺术就是与内心无关的，而恰恰相反，批评性艺术更来源于内心的诉求，没有哪一件批评艺术不是因为艺术家处于社会中的内心活动所导致的结果。换言之，有什么内心就有什么批评性艺术，批评性艺术不是说不要内心，而是说要什么内心。是陈旧的、狭隘的内心还是开放的和挑战的内心。其实批评性艺术是用自由理论对内心进行重组的一种内心艺术，有了这种艺术，我们才可以说，内心不再是空洞的，甚至它是引发社会争议的导火线。而批评性艺术也来源于内心对既存社会的批评。

3、作为课题研究的“批评性艺术”

意大利艺术评论家奥利瓦说过一句话：“不是超前卫艺术我都反对”，我们现在看到奥利瓦的这种反对建立了艺术史中的“超前卫”概念。这种情况不只是奥利瓦，抽象表现主义的理论家格林伯格也明确反对现实主义艺术和商业艺术，甚至于为了抽象表现主义的绝对性对德库宁这样有立体主义痕迹的艺术家也不满意。近年来，谈论方法论的人越来越多，但能正确理解方法论的人依然很少，他们受过“党八股”教育，结论是：要全面不要片面，要客观不要主观。哪怕他们不再明确地主张，至少也是潜意识中难以消除的习惯。

批评性艺术遭遇的一种指责就是沿着上述习惯而来的，艺术家们说我的“批评性艺术”把艺术的面搞窄了。除了“批评性艺术”其它的都排斥。他们还不理解批评性艺术是我的研究课题，追问的是当后现代艺术已经成为无聊艺术的时候，艺术如何起死回生。第二，中国当代艺术如何在这种追问中建立起自己的主体性，它不是把艺术的面搞窄了，而是搞宽了，艺术有了新的方式，它不是排斥其他艺术，而是超越了其他艺术，从而走出后殖民艺术时期，所以《观念之后：艺术与批评》一书是对西方前卫艺术史在当代的一次重构。《后殖民荣誉：艺术的中国性与艺术家的中国身份》一书是向19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艺术的告别，《批评性艺术的兴起：中国问题情境与自由社会理论》一书告诉人们的是，我的批评方法论、策展方法论和中国艺术转向中的个案。

课题研究就是这样一环扣一环推导的，而艺术中为大家都认同的标准和形态都已经没有课题的原创性价值，这是学科建设的基本道理，我们不可能要求一个新的课题的研究者还要重复以往的知识，而是相反，以往的知识已经不能成为新课题中重复的对象。否则的话，它就不能成为学术成果，而只能称为推广读物，而且学科的发展决定了课题本身包含它所要反对的对象，没有反对的对象，同样也不具备学科规范，对批评性艺术的上述指责是由非学科规范式或者不知道学术规范所导致的。我们说批评学科如何建立，其中重要的就是，首先每个批评家要有自己的课题范围，这种范围一定是有限的，而不是无限的，而且课题本身的价值要取决于有多少原创性和在艺术史中的前沿性。人们不要再拿所谓的多元包容为由来否定这种学科建设，多元包容是针对开放社会的秩序而言的，对某一个批评家，他只能代表一元，而不能代表多元；他只能用排它的概念和命题，而不能包容那些相左的观点，否则的话，就不能称其为规范的学术，而那些一个人用多元的借口什么都不反对并混迹于各艺术现场的批评家就不能称为有学科规范的批评家，而只能称其为混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