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德拉说：当社会实现三个基本条件以后，写作癖将不可避免地发展成流行病的规模：一、福利水平普遍提高，使人们有闲暇从事无用的活动;二、社会生活高度原子化以及随之而来的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普遍疏离;三、民族内部生活中大的社会变化极端缺乏。

　　昆德拉所说的写作癖形成的条件似乎还缺少了一条，这就是在当代条件下写作癖流行的技术支持，即写作传播方式改变。互联网络的出现，使批评写作及其传播变得简单方便，这也无疑为有批评写作癖好的人提供了极好的机会。

　　曾几何时，在报刊发表一篇批评文章何其困难!

　　第一、 发表的阵地少。有限的批评阵地，而且是很难带来经济效益的阵地，常常人满

　　为患，造成拥堵。过去经常听到这种说法，某杂志发表了一篇有影响的文章后，读者来信和各种回应的信件，每天要用麻袋来装;而有的编辑部根本来不及把这些信拆开。这样，宝贵的批评资源就这么白白浪费了。

　　第二、文章内容的限制。这种限制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体制上的限制，审查制度的限

　　制;另一方面是编辑部立场的限制，就算是某一作者有直面现实的批评勇气，是否能发表还要看这个批评的对象与编辑部的关系如何，是否与编辑部存在利害关系。

　　第三、在僧多粥少的情况下，有限的版面可能要照顾各种关系，要看作者的名头、知名度等等。人们过去常说，中国的批评不发达，至少这与批评写作的传播方式有重要关联。

　　互联网络给中国社会带来的重要变化是，它扩大了社会的公共空间，这是一种借助于新的电子传播的技术手段所形成的新的公共空间。它的直接效应是社会的公共领域的扩大，言论阵地的扩大;而且这种虚拟空间中的公共性、开放性、民主化的程度要远远超过现实的公共空间。网络技术给公众生活所带来的这种变化是无论怎样评价都不会过高的。

　　就网络批评而言，网络空间的开放性对艺术批评生态环境的改变发生了巨大的根本性的影响，它使“人人都成为批评家”成为了一种现实的可能。

　　凡事皆有两面。

　　在网络批评的平台上，讲话自由了，可能性增强了，但是它存在的问题首先是，每个人可能自说自话，每个人被自己的想象所征服，每个人可能把个人的偏见当成真理，每个人被自己的语词所包围……一句话，在网络空间里，由于批判的私权利的扩大，可能造成私权力的滥用;每个人都可能躲在个人设置的壁垒中而拒绝外部的声音，在网络空间的明媚的阳光下，个人的网络批评可能变成一个个拒绝阳光的黑洞。

　　公共领域最突出的特征是交流、沟通。当一个缺乏阳光透明、公开交流、坦诚沟通的领域一旦获得了开放的可能，每个有志于批评写作的人第一件事是兴致勃勃地行使个人的批评权力;然而批评不是纯个人的行为，它需要这个特定领域的的共同契约，需要这个行业中间的所共同默认的“公共伦理”，这些对于网络批评尤其显得重要。

　　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指出：人“无私德则不能立”，“无公德则不能团”;中国第一部《伦理学教科书》的作者刘师培也说：“公德者，又由公共观念而生者也。”不少学者都注意到，中国是一个公共伦理不发达的国家，其原因在于，中国的公共生活开始得很晚，公共领域发育得也很晚，国民普遍缺乏公共意识和公共观念。网络空间作为目前中国最有活力的公共领域，它的公共伦理建设对推动中国社会的民主、进步和进一步开放应该是具有积极示范意义的。

　　网络批评的最大黑洞来自语言暴力，而语言暴力的根源来自人性深处那种与生俱来的“恶”!

　　由于网络可能匿名，这让大量具有两重或多重性人格的批评者终于有了宣泄的机会。这其实不是一个道德问题，而是一个人性的问题。一个人表面上再道貌岸然，在台面上如何光鲜亮丽，私下里，在不为人知的个人巢穴中，他都可能会隐藏着另外一张或者几张面孔。

　　这些人一般不会实名将自己的另一面表现出来，而只有在匿名、蒙面，而且感觉安全的情况下，才会淋漓尽致地在网络批评中通过语言暴力来发泄内心的“恶”，成为网络批评的施暴者。

　　“反正你也不认识我”，网络可匿名的隐蔽特点给语言暴力带来了极大的便利，正如比尔盖茨在《未来之路》上的名言，一只正在上网的狗对另一只狗说：“在Internet上，没人知道你是一只狗。”

　　当然这也不排除网络批评中那些实名的施暴者，他们敢于将暴力语言直接以实名的方式表现出来，这类作者又当别论，他们的不加掩饰，属于“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另一类人。

　　事实上，网络批评中的语言暴力其责任不仅仅在于施暴者，同时，网络的暴力美学倾向也存在于接受者之中。一般而言，网络上一个循规蹈矩的命题，一篇按照一般要求写出来的批判文章，也许并不具有吸引力;而那些剑走偏锋，带有邪恶、暴力意味的文字，准色情的语言，常常更有颠覆力，更能吸引眼球，同时更能产生传播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