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冰，被《美国艺术》杂志评为15名国际艺术节年度最受瞩目人物之一。作品《天书》曾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交界之际引发国内、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响。1990年接受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的邀请，做为荣誉艺术家移居美国。1999年获得美国文化界最高奖：麦克·阿瑟天才奖(MAC ARTHUR AWARD)。2007年回国就任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

　　主动插队只为有机会进中央美院

　　徐冰：美国有一个《美国艺术》杂志，挺有意思的我觉得，他们公布了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他们由专家调查之后他们认为的，一百年以后，仍然有价值的艺术家。

　　许戈辉：结果里是有你的?

　　徐冰：对，当然是有我了，不应该说当然了。

　　解说：徐冰，国际著名华人艺术家，多次获得国际大奖，包括1999年美国文化界最高奖“麦克·阿瑟奖”，2003年第十四届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奖，以及2007年全美版画家协会颁发的“版画艺术终身成就奖”。他的艺术被世界各地六所出版社编入中学及高中艺术教科书，2008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甚至还开设了一门以他的作品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徐冰学”。作为第一批寻梦西方的中国当代艺术家，徐冰凭借他的第一部文字作品《天书》一夜走红。

　　戈辉：其实你这个造的这个字，我在想象啊，比如这个一百年后，突然有外星人发现了徐冰的《天书》，他们试图来破译这个，不知道会破译出什么结果?

　　徐冰：《天书》那个作品其实原初呢是，实际上是内在的动力是想表达自己当时对文化的一种反省，和一种警觉。

　　解说：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的徐冰，受到曾在上海美专就读的父亲的熏陶，从小喜欢画画，在学校里他几乎包揽了所有出板报的任务，并立志报考中央美院接受正统的学院教育，为了这个梦想，高中毕业后他做出了人生的第一个选择。

　　许戈辉：插队是你自己主动要去的吗?

　　徐冰：插队是我自己主动要去的，因为我当时去插队的时候呢，因为我在学校的时候，不是给学校做很多的宣传啊，什么出板报啊什么的。我们学校也没有美术老师当时，所以我呢等于是勤工俭学，当然只是免费的勤工俭学，一下课或者说上着课，这广播里肯定就广播说徐冰到哪个班来，这个班要搞讲座会，让我去写那个讲座会，黑板上就写那个大标语或者说什么什么那些，开会的那些会标啊什么这那的，我当时还觉得挺有，挺特殊的因为我可以不上课，可以有一种那什么，但是事实上后来被累着吧，最后身体特别不好。后来高中毕业的时候那会又失眠啊，头疼啊，发低烧什么的，反正身体特别差那会，后来插队呢，我就可以不去，就是当时可以分在北京的什么一个街道工厂啊，什么这那的，可是事实上我的这个从小的这个理想就是要上中央美术学院，我当时觉得呢，如果你要留在一个街道工厂啊，你的上中央美术学院的这种可能性就比较小。

　　许戈辉：噢，是这样啊，难道插队会有机会?

　　徐冰：插队的可能性会比较大，因为插队呢首先比较浪漫，对不对，再一个呢就是说，插队呢广阔天地嘛，在那有一些作为啊，那你去进入学院学习的机会就会多

　　许戈辉：那你们都做什么呢?

　　徐冰：那就是什么活都干啊，农活都干啊，包括什么种地啊什么都干，就任何农活我都干过，包括那个赶牛进地什么的我都干过。当时不是因为讲知识青年需要农村嘛，农村需要知识青年就等于是一种，那我能做的就是比如说，出板报啊什么搞宣传呀什么的，我当时就是我记得挺清楚的，其实我，因为那个公社，我们上工的地方有一个小的一个墙皮似的，我以前以为是那个，这个山墙上补的一块墙皮呢，你知道吧，但其实它是一个黑板，以前的一个黑板，但是颜色褪了以后就剩那个泥了，你知道吧，后来我有一次我用墨汁什么的，把那个黑板给刷了一遍，后来出了一个板报，主要的目的是要显示自己的这个美工的才能，当时那个板报出了以后确实特别漂亮，你知道吧，然后那一段就是，那一阵子就是在公社那一带就传说，收粮沟那知识青年，说这板报出的特别好，因为离很远吧，你就可以看到这小黑方块，特亮你知道吧，周围更显得暗淡苍凉了。

　　许戈辉：所以那个时候就会给你带来特别大的那个满足感?

　　徐冰：对，确实是这样的。那时候我画过很多。因为我还是有一个理想嘛，要最终要上美术学院。

　《地书》：用现有标识写成的书

　　解说：1990年，受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邀请，35岁的徐冰作为荣誉艺术家去了美国。在新的文化环境里，徐冰又开始对各种标识符号做起了文章，2003年，与《天书》相对应的《地书》诞生了。

　　许戈辉：《地书》的创作灵感是怎么来的?

　　徐冰：地书的创作灵感实际上是，我当时就是在一个口香糖的一个，包装纸上看到了三个小图，这三个小图，第一个小图就是一个嘴唇旁边一个红点，就是意思说是这个口香糖吃完了，以后那个胶状物出来以后。第二张小图就是一个包装纸一个小纸，然后那个东西放在那上头。第三个小图就是一个人回收那个，扔到垃圾桶里头这么三个小图。我当时看了这个我觉得有意思，是因为我认为它用三个小图讲了一个故事，后来我当时想，它可以用三个小图讲一个故事，那为什么不可以我用无数的图，来写一篇长篇小说，我我觉得从道理上讲是说得通的，从那以后，我就开始收集那个，这个各种标识，包括这个指示牌啊包括路标啊，包括这些什么各种符号。

　　许戈辉：前前后后多长时间，收集了多少?

　　徐冰：其实这个开始差不多是四五年以前就开始了，到现在还是在收集，因为事实上我后来发现这个工作呢，其实是一个没头没尾的工作，因为你不可能完，因为每天都会有新的标识的出现，在网络上在各种各样的什么商业广告上等等，它是没完没了的。所以这个作品呢，后来我就开始写，用这标识的语言在写这个书，我们从来不自己创造，就是我自己编一个符号。我们从来不。

　　许戈辉：你用的全是现有的?

　　徐冰：用的全是现有的和收集来的。因为收集来的东西，我认为它带有语言的种子的性质，是它已经是约定俗成的，和已被使用的，我认为你人为制造的东西呢，其实它不带有一种普遍的这种可识别性。

　　徐冰：我的书让知识分子不舒服

　　许戈辉：你有没有做过实验，就比如说给一个文化程度比较高的人，来看你这个用标识写出的书，和一个初级水平的小朋友来看，他们确实是都读懂了吗?

　　徐冰：那毫无疑问就是说这个文化程度越高的人，有时候呢读起来是越费劲。为什么呢?

　　许戈辉：不应该啊，他至少是见多识广啊应该。

　　徐冰：对，但是呢他的这种文化的概念太强，就是他文化的这种阅读的这种概念太强。

　　许戈辉：他不直观了。

　　徐冰：他不直观了。但是孩子呢，其实读这些东西其实读得特别快，是因为什么呢，孩子他没有一个固有的一个，阅读方式和概念，他反倒读得特别快，这有点像《天书》你知道吧，其实《天书》，也不说《天书》，就是说我的作品其实都是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对知识分子总有一点挑战性，或者说让知识分子总有一点不舒服，是因为这个知识分子他这个，文化概念的固有概念太强。

　　解说：2008年1月8日，徐冰受聘回国，就任中央美院副院长一职，从此结束了他长达18年的“纽约客”生活，然而，已经功成名就、名利两丰的徐冰为何会放弃独立艺术家的身份，转而去做一个管理者，这令很多人难以理解。

　　许戈辉：那你为什么要回来?

　　徐冰：为什么回来，其实没有什么计划了，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我其实在西方呆了有18年，我觉得我在西方要做的事情，其实我差不多做了，因为去西方呢当时出国的目的，就是想把现代艺术是怎么回事给搞清楚，因为咱们都不知道这个现代艺术怎么回事，而且为什么就这么难，我有点不太信似的，所以我就出国的目的就是想把这个东西搞清楚，而且要去试一试，但是最后在那参与多了以后呢，你对这个系统就有你的很多的看法，特别是你来自一个不同文化背景的，这样的一个艺术家，你会对这个系统的弊病更敏感，比如说我回美术学院，其实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考虑了，因为实际上你考虑很多东西，它不是说我今天缺了时间，我少画了一张画，它不是这么狭隘的，再一个呢，事实上呢你要真的了解中国，和让你对这个国家的一种，新的一种现象有所认识，你必须要有一种真正的参与，要我说真正对中国的未来，和对中国的现实了解最深的人，其实未必是这些理论家，或者说这些经济学家，有时候有可能就是这个农民企业家，和真正在中国实际的这种内在运作之中的这些人。

　　徐冰：搬到这块主要是为了做这两只很大，这种凤凰。一个凤一个凰。

　　许戈辉：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品呢，是自己的创作还是一个命题作文

　　徐冰：实际上是为一个大厦做的，我其实对这个作品有点满意，是因为它差不多是我回中国以后的一种，在中国这个现实中所获取的一种感受的结果。这个作品其实本来计划的是，在晚上的一个时间段呢，那个大厦的上面的灯会暗下来，在那个暗下来的同时呢，它这个灯呢会，藏在这个凤凰中的很多的小的LED灯呢会亮起来，现在这个灯呢是一个实验的效果。

　　许戈辉：这样它如果要是悬置在一个黑暗的背景下，就有点像我们看的星空里边那个星座和星相是吧?

　　徐冰：对，这个算什么，算一个凤凰星系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