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当代摄影史的第一章:“四月影会”30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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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2009/9/22 11:24:23 作者：章润娟
来源：
新周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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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79年至今，四月影会已经整整30年，它的影响不仅仅限于摄影界，更在于为70年代后期的中国艺术氛围打开了一扇新窗口。
1979年4月1日，北京中山公园人流如织，一个叫做“《自然·社会·人》艺术摄影展”的展览正在这里举办。
这个展览不是免费的，中山公园每张一毛的门票加上展览每张三分的门票，对于当年的工资水平来说算是一笔不小的支出，但25天的展览迎来了7万多人参观，仅一个星期日，观众就有8000人。主办这次展览的一个民间组织——四月影会，由此进入人们的视野。后来有人评论四月影会的影响是“一池死水，突然被扔进了一块石头，打破了平静”。
打破的平静并不限于摄影界。1979年5月的“五月版画展”在北京举办，创办者也曾说取名“五月”是从四月影会获得的灵感。1979年7月7日，无名画会在北海公园画舫斋举办展览。1979年8月29日，贵阳五青年在北京西单组织露天画展。1979年9月27日，星星画会在中国美术馆外花园栅栏举办露天美展。
北京乃至全国的艺术界在1979年短短的一年时间之内，由万马齐喑到百家争鸣。30年后再看四月影会，四月影会的“谋士”、著名音乐家王立平说：“‘四月影会’是改革开放的一枝报春花。”
创举式的展览
这次影展展出了45位作者170幅作品。
王志平曾联系过西城区文化馆，馆方要求审查照片，大家坚决反对，于是告吹。后来找到中山公园，“他们说，我们是园林局，不是文化局，你们挂什么我们不管，但我们要考虑经济效益。”双方各取所需，很快签字生效。王志平说：“每天500元还是800元的场租费，记不清了。另外，展览门票收入的一半归公园，另一半归四月影会。”
四月影会成员任曙林，当年是北京第二机床厂的维修钳工，他抽空去了展厅七趟，每次都呆上半天，他在现场对每幅作品编号记录，还让当年的女朋友一一抄录观众留言。
观众毫不吝啬赞美之情，他们写道：“‘文革’以来，头一次看到这样的摄影展览”、“艺术长夜将破晓，你们打出了第一炮”、“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我，十年‘文革’的牺牲品，文字表达能力太差，只能三声太好”、“我认为这个展览对摄影艺术，对绘画、文学等其他艺术创作都有影响”……
任曙林在现场观察：“许多观众将标题、题诗抄在自己的本子上，拿着小本子的有老人，也有学生，有工人、干部，也有军人模样的人。”
1979年4月22日，《人民日报》第四版发表了《〈自然·社会·人〉艺术摄影在京展出》，四月影会因此在全国声名远扬。没有哪个艺术组织像四月影会这样，当年被邀请到昆明、武汉等城市巡回，成为各地民间艺术组织和展览的范本。四月影会成员李英杰说，“受四月影会启发，陕西出现四方影会”。
中央美术学院摄影系教授翁乃强，那时在《人民中国》摄影部工作。他认为：“四月影会出现之前，摄影只是图解政治的工具，为了达到宣传目的，还借助道具制作假照片，有时将领导人的照片剪下，贴到另一照片上。”而四月影会去掉了政治上的宏观叙事和说教宣传，自然、社会、人成为它的关注对象。
无名画会成员差不多集体观看了四月影展，在他们看来，“这次展览中的摄影作品与诗歌相结合，在展览形式上堪称创举”。无名画会艺术家马可鲁说：“我至今还保存着当年抄录的四月影会诗句。”四月影会组织者之一李晓斌说：“观众看展不光看照片，还抄配诗……顾城、北岛来找过，要给配诗，王志平不同意，结果现在人家也成大腕儿了。”
记录空白的历史
坊间一直流传，四月影会是高干子弟玩起来的，因为他们有保护伞，而另一种说法是，四月影会是官方的展览。实际上，四月影会由三股力量会合，一是《人民的悼念》画册编辑组；二是北影厂子弟的“星期五沙龙”；三是王志平临时招兵买马的成员，金伯宏、李英杰、凌飞、张炬等。他们和同时期的无名画会、《今天》杂志、朦胧诗、星星画会，属于同一代人。不同的是，四月影会成员，除了坊间流传的高干子弟，还有不少高级知识分子后代，比如凌飞的父亲是与谢晋齐名的导演凌子风，“星期五沙龙”成员大部分是导演、演员的后代。他们聚到一起的契机是“四五”事件。
王志平、王立平、吴鹏、罗小韵、李晓斌、任世民、李英杰、池小宁、金伯宏、李恬、王苗、任曙林、陈帆、孙青青等都参与了“四五”事件的拍摄，当时他们并不认识。王志平1月到4月，拍下60多米胶卷。吴鹏全面地记录了整个过程。任世民录下了“四五”事件录音，后来成为“四五”事件中唯一没被没收的录音。罗小韵站在自行车后架上，拍下了发表演说的场景《力挽狂澜》。池小宁则爬到人民英雄纪念碑上，拍下史上唯一一张“四五”事件的全景照片，他把这张照片赠给了中国历史博物馆。罗小韵说：“‘四五’的摄影者们当时是怀著一种社会责任感去记录那时发生的一切，以避免那段历史影像的空白，因为专业摄影记者都被禁止去天安门广场拍照。”
在《天安门革命诗抄》和《革命诗抄》相继出版后，吴鹏、高强、罗小韵、王志平、李晓斌、任世民、安政成为《人民的悼念》画册特约编辑，1978年1月开始工作。“四五”事件尚未平反，他们通过各自摄影圈，地下联系作者。“四五”平反后，新华社底片库、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新闻电影制片厂都收藏了不少摄影爱好者们的“四五”照片。李晓斌回忆：“新华社底片库每收藏一张拷贝底片支付3元人民币稿酬，新影用在电影《扬眉剑出鞘》，按时间每秒7元人民币稿酬。”
一天，王志平和李晓斌正在圆明园拍照，王志平说：“咱们搞艺术吧，办一个自己的艺术摄影展览吧！”不久后，王志平和李晓斌、王立平、赵介轩商量展览题目和影展名字，直到有人提出“四月影会”，才算确定下名字。“和‘四五’摄影有联系，可以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王志平说。
王志平和《人民的悼念》画册编辑，分头联系编画册时认识的摄影爱好者。包括专业摄影家和摄影爱好者，翁乃强、金伯宏、丁一、廖增益、邓启元、陈比钢、吴大轸、黄云生、王苗、任国恩、忻迎一、张炬、凌飞、贾玉平、李英杰等人就都这样参与进来。
后来，王志平听说北影子弟池小宁家有一个活动了好几年的摄影团体。他们前去池小宁家时，那里正在举办内部影展，展出了200余幅作品。几天后，双方互相看了片子，达成联合展览意向，“星期五沙龙”的人也就成为了四月影会成员。
30年前的“策展人”
王志平可以说是四月影会的策展人，尽管那时并没有策展人这个说法。四月影会从展览初衷到构思，到组织，到选片，到最后阶段的润色与修饰，王志平的思想与理念贯穿始终。在30年后的今天，李晓斌充分肯定了王志平的重要性：“要不是王志平，也许可能就没有四月影会。”
王志平住在东四三条35号，这个三进的北京大四合院中，共有八十几家人。王志平西耳房12平米的小屋，就是四月影会的办公室，所有的收稿、议事、选片都集中在此。房间窗户用黑纸密封，关上门就是暗室，只有一台苏联产的135黑白放大机，连炊具、餐具甚至取暖的蜂窝煤炉子也没有。“屋里常常挤着二三十个人，有时更多。大家穿着厚厚的衣服，一边冷得搓手跺脚，一边讨论。王志平常常是将照片平摊床上，一边埋头看片，一边谈论展览事宜。”四月影会成员许涿说。许涿那时在中国美术馆摄影部工作，他把司徒兆光，如今的雕塑家、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介绍进了四月影会。
第一回影展的选片会，王志平、金伯宏、李晓斌、张岚都是选片评委。“四月影会第一年选片的过程表面上是民主选片，实际上每一次选完后，王志平和我再选一遍。”李晓斌说，“有一天我和王志平选完后回了家，后来王志平告诉我，那晚他一夜没睡，又选了一遍。所以第一年的作品、整个展览是王志平个人兴趣所在，在风格上更突出了某种倾向。”
这种个人兴趣和风格倾向，对于第一回影展的成功有很大作用，比如摄影配诗就结合得很完美。配诗的工作最开始是王志平自己在做，后来发现中国青年出版社的文学编辑赵介轩更胜任，不久赵介轩又引荐了福州军区的诗人叶福文——当年他的一首长诗《将军，你不能这么做》引起很大轰动。“配诗工作在我工作的单位——农业出版社的暗室中进行。”王志平说，“中午我去食堂给他打一份饭、买上一个菜，算是对诗人的酬劳。”
王志平当年“越俎代庖”，对大家送的片子进行加工，加改题目、选配诗文。“我想让展览的每一张照片、每一个标题、每一句诗文、每一个字，都带有强烈的四月影会的‘味’。而这一切，我认为没有时间、没有力量，也没有必要去一一征求作者的同意。”
从争论到解散
虽然第一回四月影展在摄影界、新闻界、文化界反响强烈，但是反对的声音也不少。王志平的《风烛残年》和王苗的作品《冷与热》、《约会》、《笼里笼外》都受到了批判。《冷与热》被批判为“小资产阶级情调”。《笼里笼外》被批评为“影射社会主义将人关在笼里，没有自由”。《约会》被批判成“暗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约会”。
《新华社》也连续发表评论文章，矛头直指四月影会的“小资产阶级情调和不健康思想”。李晓斌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抬起了杠。新华社批评四月影会，《人民日报》表扬四月影会。”李晓斌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的同事中有不少高干子弟，比如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贺龙的女儿贺捷生等。“我通过关系将影展的全部照片送到中宣部部长胡耀邦家中，请他审看。胡耀邦把《人民日报》的负责同志和新华社的负责同志找到家中。几天后，我去胡耀邦家中取照片时，问胡德平：‘你父亲都说了什么？’胡德平说：‘我父亲说他没有看出什么大问题，就是有个别照片情趣不高。’我问哪一张？胡德平说：‘就是一个草帽下边露出女人大腿那张。别的就没有多说什么了。’”
几位组织者都回忆，帮助和支持过四月影会的重要人物有胡耀邦、邓力群、王任重、何康、周巍峙、冯牧、刘迅等。
1980年，四月影会第二回影展在北京北海公园画舫斋举办，151人参展，四月影会会员39人，其中包括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18人，未加入四月影会的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19人。王志平还清晰地记得，在布展现场，一位现役军人拿着自己的照片对他说：“请看看这些照片，我很想参加你们的展览。”王志平选了几张：“快，自己找框子，找地方挂吧。”这位军人就是王文澜，如今已是《中国日报》总编助理、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王文澜很幽默地说：“人家问我，你摄影受谁的影响最大？你受哪个摄影大师影响最大？我说我受‘四月大师’的影响最大。”
1981年，四月影会第三回影展在中国美术馆举办，参展人数达170人。如今的摄影批评家和策展人鲍昆、如今的导演张艺谋都参加了第三回影展。还在上大学的张艺谋，展出的四件摄影作品“带有黄土高原的味儿”。王志平的瑞典朋友章凯莲想购买作品，王志平那时不觉得照片可以买卖，答应送给她。王志平选中了张艺谋的作品，张艺谋欣然同意，“他很快复制了一组他的参展作品：象征意味很强的黑白人像《难忘的年代》寄给我。并附了一封诚挚热情的信”。四月影会成员穆雨晴回忆，几年之后，名扬海外的张艺谋与巩俐来到法国重逢定居于此的王志平，张艺谋对巩俐说，这是我大哥。
关于四月影会的解散，坊间有很多传说：一种说法是，四月影会后来被招安了，因为大部分成员后来都成为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另一种说法是，四月影会最有意义的是1979年和1980年的前两回影展，1981年的第三回展览，作品太温和了，失去了冲击力。
1982年，四月影会几位组织者，王志平、王立平、李晓斌等人开会，解散了四月影会。回忆原因时，王立平说：“第三回影展，可以讲是最辉煌的一次，但是我觉得是最惶惑的一次。办得规模最大、规格最高，但是特色最少。所以我觉得结束的时候到了，所以我力主结束。”而李晓斌认为停办的原因是：“个人的志趣发生了变化、有了分歧，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原因是主办人办展览非常辛苦和累，也不太想办了。更重要的原因是1981年下半年，文化部有一个‘十号文件’。明确规定，任何的群众组织，要有上级的主管单位，要有工商管理的注册，否则就作为非法地下组织。四月影会无法找到上级主管单位。”
四月影会和后来的无名画会、星星画会以及朦胧诗的广泛流传，共同构成了70年代末一股文化变革的力量。四月影会曾经的成员如今大都是中国摄影界的中流砥柱。在中国摄影史上，四月影会的影响也不可小视，它直接影响到摄影小品、纪实摄影和抽象摄影等流派的产生和发展。
虽然它的形式不存在了，但是它的精神却延续着。
四月影会人物谱
王立平 著名作曲家，曾为《南海姑娘》、《红楼梦》、《聊斋》、《花木兰》、《火烧阿房宫》等电影作曲，因一曲《太阳岛》红遍全国。1978年通过《人民的悼念》征稿，结识王志平等人，成为四月影会组织者和“谋士”。几次座谈会中，被推举为四月影会的“新闻代言人”。代表作为《啃一圈》、《让我们的血流在一起》等。
王志平 1979年在农业出版社任美术编辑。四月影会的念头是他在编辑《人民的悼念》时想到的，他是四月影会的重要组织者，始终充当着“策展人”的角色。代表作为《风烛残年》、《家》等。
金伯宏 1979年任《人民中国》摄影记者。金伯宏参与挑选参展照片的工作，还负责将作者送来的业余级底片制作成影调鲜明的专业级展件。代表作为《回音壁》。
罗小韵 1979年在中国新闻社任摄影记者。她是《人民的悼念》编辑，四月影会组织者之一，在四月影展筹备中，联系了邓启元、音乐家陈比钢及吴大轸参加四月影展。在四月影会的发展中，她和家人及周围长辈做了很多支持工作。代表作为《解冻》、《力挽狂澜》。
李晓斌 1979年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工作。四月影会组织者之一，参与了四月影会前期筹备工作和之后的选片会。代表作为《……好吗？》、《上访者》。
池小宁 70年代中期在自己家中开设讲座，成为“星期五沙龙”的主人。1979年，王志平邀请“星期五沙龙”参加四月影展，双方看片后，沙龙的主要成员加入了四月影会。代表作为《暮归》、《谋生》。
王苗 1979年任中国新闻社摄影记者。代表作为《约会》、《笼里笼外》。
许涿 代表作为《现代》。
凌飞 代表作为《只有思维在流动》。
任曙林 代表作为《尽在不言中》。
吕小中 代表作为《峡谷秋杨》。
李英杰 代表作为《抱佛脚》。
李江树 代表作为《画家石鲁》。
池小宁和“星期五沙龙”
“星期五沙龙”的主人是池小宁，他是影视圈中令人尊重的“池叔”，他是《菊豆》、《秋菊打官司》、《乔家大院》、《走向共和》、《雍正王朝》等影视作品的摄影师。
池小宁生性热情、好客，他在新街口新太平胡同3号院的家成为上世纪70年代北京文化圈著名的聚会点。四月影会的二十余位成员，“第五代导演”陈凯歌，朦胧诗代表北岛、顾城，星星画会王克平、黄锐等人经常聚集在这里。
“星期五沙龙”成员大部分是北影子弟，以及朋友的朋友，张岚、李恬、吕小中、钟星座、陈帆、范生平、孙青青、任曙林、袁文园、邢森林、陈明、吴赣生、薛岸平、张海潮、陈明忠等。他们聚集一起的基础是“为艺术而艺术”，大多数人后来从事电影、电视拍摄制作工作。
70年代中期，池小宁和朋友商量，请北京科影厂特技摄影师狄源沧在家中办讲座。狄源沧是中国摄影界一位重要的摄影家、理论家和翻译家，摄影、美学、文学都是他所关注的领域。他还精通英文，通过朋友得到不少国外资料、图册再翻译为中文。之后，摄影家李维明、丁一，雕塑家钱绍武，电影摄影师黎希、杜玉庄，导演凌子风、陈国夺，美术家邵柏林等都去讲过课。
参加沙龙学习的人由最初的八九个扩展到了四十多人，最多时，挤下近六十位。门外停着那么多自行车，引起了派出所的警惕。池小宁对警察说，来的都是自己的朋友。考虑到主人是两个孤儿，派出所才放松了盯梢。
他们还结伴去十渡、樱桃沟采风，交流摄影经验，并先后举办过三次内部影展。北岛、顾城、王克平、阿城等都前去参观并评点。
2007年7月22日，池小宁的追悼会上，陈凯歌、张黎、顾长卫、姜文、葛优、潘虹、胡玫等影视界大腕纷纷现身。一同长大的陈凯歌为池小宁写的送别文字是：“你一生最快乐的日子，还是你二十多岁拍照片的时候，你克服丧失双亲的痛苦，把你的伤心和快乐都放进那些春花秋月的影像中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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