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7日，印度洋低海拔岛国马尔代夫在其首都马累东北约35公里处的吉利岛海域6米深的水底，举行了一个由总统纳希德亲自主持、14名内阁成员参加的为时30分钟的内阁会议，会议签署了一份要求各国减少温室气体二氧化碳排放的“SOS（紧急求救）”决议。这个极具创意却隐含悲剧色彩的“水下内阁会议”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科学已经基本证实，由人类活动产生的大量二氧化碳气体引起的温室效应，逐渐导致地球气温的异常升高，由此将给人类带来深重的灾难——飓风、洪水、农作物病虫害、人和动物瘟疫流行等等，气温升高还会导致海平面上升，这又严重威胁到低海拔地区人们的生存，而马尔代夫则首当其冲。

马尔代夫是群岛国家，由1192个岛屿组成，80％是珊瑚礁岛，地势低平，平均海拔不足1.5米。2007年联合国气候变化问题研究小组曾警告说，到2100年全球海平面可能升高0.18-0.59米，那时马尔代夫将变得无法居住。今天的马尔代夫已开始遭遇全球气候变暖的危害，据媒体最近报道，在马尔代夫全国约200个居民岛中，大约50个面临着海水侵蚀问题，其中16个岛需要立即采取行动；首都马累周围的防波堤也没有挡住2004年12月的海啸，当时损失严重。为此，马尔代夫甚至在做举国移民的准备，2008年上任不久的总统纳希德即提出希望在澳大利亚、印度或斯里兰卡购买土地，为33万国民重建家园。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马尔代夫对全球气候问题的忧患意识要比其他国家强烈得多。

正是在这样的气候危机背景下，马尔代夫才“迫不得已”地召开了这次“水下内阁会议”，这种命运的“迫不得已”使会议隐含了人类生命的悲剧色彩，这次会议将使由于全球气候变暖而导致的人类生存危机问题再一次凸显出来，可以说它就是一件诉求“气候正义”的当代艺术——行为艺术的经典作品。

以“特定方式”提示“特定问题”，是我一直主张的当代艺术的“问题主义”。“水下内阁会议”的“特定方式”——国家领导人在海水下召开呼吁各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会议，是如此富于想像力和创造性，让人不禁感叹危机与忧患是怎样地激发人的智慧！它仿佛在告诉我们:全球气候变暖而导致的人类生存危机已经迫在眉睫；我们不能对马尔代夫这样的国家首先遭受的气候灾难熟视无睹；各国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已经刻不容缓；应对危机的主要责任首先在各国政府及其领导人；各国政府及其领导人要像马尔代夫政府及其领导人一样富于智慧地积极采取行动；马尔代夫面临的问题就是全世界面临的问题，如果我们拯救不了马尔代夫，我们也就拯救不了全世界，就像马尔代夫总统纳希德所说:“如果马尔代夫不能获救，我们感到世界其他国家也没多少机会。”

由此，我们不得不反思，在全球气候变暖背后，自现代社会来临后要面对的许多深刻问题:物质主义、享乐主义、功利主义、发展主义、科技主义、国家主义、地区主义、民族主义、大国主义、人类中心主义、反历史主义……而反思这些问题的根本依据在于“气候正义”。正是与人类生存和命运密切相关的“气候正义”为我们审视这些问题提供了新的角度。“气候正义”已经成为人类行为新的道德律。

也许我们确实应该重新思考艺术在当代的存在方式。来源于达达主义的“一切都是艺术”的观念在解放艺术的同时，也使艺术发生了意义的断裂，它所导致的“无可无不可”的后现代主义艺术方式使艺术成了庸俗的功利主义玩物（而这正是时下中国当代艺术的特征）。如何在“一切都是艺术”的观念下超越后现代主义，使艺术成为人类追问自身命运和人生意义的精神圣物，正是艺术面对的紧迫命题。而“水下内阁会议”作为一种追问人类命运和人生意义的现实生活行为，它那种“问题主义”的存在方式或许给艺术昭示了新的可能——艺术不仅是艺术的，更是生活的；不仅是审美的，更是观念的；不仅是有意味的，更是有意义的；不仅是个人的，更是社会的；不仅是文化的，更是政治的；不仅是愉悦的，更是忧患的；不仅是当下的，更是终极的……（作者系艺术评论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