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八辈贫农子 ”通过QQ向我提了四个问题，他／她自我介绍是一名大三的学生，专业是艺术批评与艺术理论。

(一)关于课本与学业

问：作为在校大学生我们是否应该以我们的课本为主？说实话我对手里的所谓课本，很厌烦!

但老师很强调我们的思想上“积极性、正面性”，至少我很矛盾。

答：作为艺术批评和理论专业的学生，课堂的那些课本是远远不够的，只能作为专业的入门基础。当然，那些马列邓选课让人厌烦是正常的，但它不代表理论与书本的东西全是多余的，不然怎么搞艺术批评和理论研究呀？不过，本科只是基础学科，大部分人毕业后未必从事理论与批评工作。不幸的是，中国大学教育体制存在严重弊病，一方面大学扩招没有对有些专业进行合理限制，特别人文理论方面需要“少而精”，它的就业空间极小，实用性极差，乱扩乱招，对学生和社会都是极不负责的。另一方面，许多学生自身也比较盲目，不是因为读艺术史论，而是他们对读书本身的盲目，过分看重文凭与学校，不注重自身的兴趣与潜力。我遇到美术史论的学生，大部分是混文凭的，他们对读什么都没有兴趣，只是需要一张文凭而已。何况理论的东西本来就枯燥，没有兴趣去读这些专业，简直对自己是一种伤害。就马列理论而言，尽管它有些教条，可对于一个对政治、哲学、社会等理论思想感兴趣的人来说，肯定是不乏味的，唯物主义及其辩证法、阶级论、经济学与历史观，至少代表人类思想观念的一种，从中能够领略它的对错、新旧、出入是件非常了不得的事情。可是，对理论、哲学、政治毫无兴趣的人而说，它简直是要命的折磨。诚然，我不清楚你对艺术理论有没有兴趣。全世界老师都会鼓励学生“积极性、正面性”，不过什么样的积极性、正面性则大不相同，如“党八股”是假大空，连那些强调者自己心里都犯嘀咕，让人讨厌就必然不过了。尽管我不知道你老师强调的“积极性、正面性”是什么，就当前中国的大学及老师，我显然清楚他们的说教。我想，你“很矛盾”也证明了你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判断，不再任人轻易摆布了。

(二)关于保守以及教师

问：您作为大学教育者怎么看待老师的保守以及对学生的影响？

答：我有学生与老师的双重经历，可当老师的时间相对简短。保守的类型与性质极为复杂，如果你遇到的是位治学谨慎、表情严肃、为人刚正、思想守旧的老师，即使他没有过人的才学或成就，拥有这样的老师将是你的精神财富。一名教师给学生不光是学识和技能，更重要的是他的人格魅力。当学生们回忆自己的老师，难忘恐怕不是某个老师的教学才华，而是他／她的人格力量，课堂所传授的知识对于走向工作的人而言，毕竟微不足道。对此，我对今天过度商业化、功利化、腐败化的高校风气感到极度焦虑，可能未来的一代人回想起自己的大学老师来，更多的是道貌岸然、口是心非、色鬼、财谜、势利眼的负面印象。当人们回忆起大学时代，感到一片“亦师亦友”的温存，那将是多么幸福的美好记忆，它既是人生的财富，也是世界的力量。如果一个人因为利益驱使，成为一种狭隘的保守者，这极有公害性的，特别作为教师，他会不自觉地灌输一些错误思想给学生，甚至有意识阻止学生的独立思考。在大学里有一些党棍分子，他们思想保守，但不妨碍他们的行为像猴子一样灵敏活络，口是心非和道貌岸然，他们之所以保守是保守给他们带来既得利益，并不等于他们是安分守己的道德保守者。其次，道德的保守本是一个人的价值倾向，只要它不强加给他人就无害，至少不比虚夸的激进更差；一个保守者首先要以身作则，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否则就是一个没有道德的保守者。我前面说到那种保守老师，尽管他们思想落伍、行为保守，可他们作风正派、举止儒雅、为人和蔼、安分克己，因为道德保守是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的自律意识，它无论在任何时代都是值得尊重的个体品质。

(三)关于激情与刺耳

问：在网上经常看您的大作，总觉得很有激情，但有时也觉得刺耳，你认为您的这个表达方式可以让我们后生效仿吗？

答：谢谢你看我的文章。你觉得它有激情可能是一部分有共鸣，即我们在某些观点上立场接近。至于刺耳，可能是我的文风令你不习惯，这当它是人的个性差异吧。正如有人说我的文风很“文革”、是“发作症”，他们大部分是更糟糕的伪道德主义者。当然，中国人普遍看重表面形式，难听的说，他们是靠嗅觉、脸色判断问题的，而不是用脑思考。讲面子的习俗传统，长期以来已成了一种伪道德主义的扭曲文化。很多问题绝对不是面子、语气那么简单，如我质问蔡国强是艺术家还是诸猡？那是因为他把毛**当作崇拜偶像和艺术导师，将大跃进、文革这种历史浩劫当作一种“行为艺术”，如此麻木不仁的话，有人性的人是说不出口的，——徐冰也有类似的言论。要知道，在毛**的独裁乱治下，我们付出了几千万人的同胞性命，逝者不说，可还有健在的亲人，总得尊重的她们疼痛感受吧？在蔡国强看来，哪些生命不过是一种毫无情感的艺术教材。面对这样的问题，不怒发顿起是不正常的。诚然，我的表达方式只符合我本人，你觉得刺耳就更没有必要仿效。

(四)关于后台与话语权

问：我们现在这些年轻人没有后台、没有权钱，没有名家拥有的“话语权”，我们是否只有先失去自我才能有机会拥有话语权，这是一条唯一的路吗？

答：年轻人自己没有权、没有钱是世界普遍的，有没有后台则因人而异，大部分人家庭出身都一般，自然就没有后台可言。再说，有后台未必是一种成长与发展的绝对优势。过去有“富不过三过代”之说，现在连一代都困难。这一点，西方人不仅看得透彻，更付于实际行动，他们很少把财富留给子女后代，原因怕他们丧失正常的生活竞争能力。当然，中国人还处于半文明与半开化、半封建与半现代的状态，很多贪官不顾政治前途和个人荣誉，为了子女着想而不惜成为贪官污吏。当然，一个人成长环境的恶劣程度，只要不影响到正常的身心健康，他在未来生活与发展上均能达到一般人水平，个别人从中获得巨大动力，取得傲人的成就。换言之，一个有后台的人可能有起点优势，但后台的不稳定性自然增加发展的变数性，当后台不复存在与能力局限，他们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如果按照出身论的规律走，后台意味着永无止境的优势，那历史就归为一个家族的私史了。相反，一个有后台的人，如果对优越条件的滥用或依赖，必将事得其反，最终将一败涂地，这也是普遍规律。此外，你对“话语权”的认识不全面，我上次回一位央美同学来信中，提到这个年轻人关注的问题，不知你看到没有？在此不妨再次贴出来。

央美同学来信如下：

老师好，我非常欣赏您的批判态度。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就是我是央美艺术管理毕业的学生，非常讨厌我们某位老师的态度，自以为是，掌握话语权，那么像我们这样的晚辈要反叛他，要反对他的观念和观点，怎样才能做得到，因为他在艺术圈中已有名气，中国又是个关系社会。我们怎样超越呢？

我的回复文字如下：

　　哈哈，你打算争取话语权吗？一种是以社会关系确立的批评话语权（它是大部分中国批评家不可缺少的手段之一，学理始终位居次要位置）；另外一种是通过学术成就建立起自身的话语权威（中国人只要有点学术成就便开始吃老本，为巩固地位及利益捍卫自己的话语权，丧失了对真理学理的探索追求）。这是我的简单说法。中国艺术理论批评普遍是些乌合之众，央美也不例外，只有极个别学者还算勉强及格。至于话语权，它常常是一种社会性的博弈关系，跟艺术批评本身的学术价值毫无关系。

你说的“话语权”，大致是那种通过社会关系得以确立的一种话语权。事实上，批评话语权不外两种基础，一是语言本身的实际权威价值，二是决定发言的主导权。前者是指通过语言本身的实际价值确立的话语权，当话语丧失了内在价值，为了掌握话语权就必须通过话语外延力量得以巩固。简单的说，当你通过努力钻研发现了可供人类生活的第二个地区，你成了一种权威主宰，当有人发现了第三个更适合人类居住的地球，他可能成为一名权威主宰，这严重威胁到你的既定权威与既得利益，于是你动用各种手中势力，将他的发现据为己有，或者将他的发现隐瞒起来，或者干脆将发现者与其发现一起消灭掉，从而保证你的权威性不受任何挑战。

你说“先失去自我才能有机会拥有话语权”，大致是后面的一种情况，如依附某种话语——通过金钱、色情、殷情，巴结某个权威人物，通过这种“失去自我”达到拥有发言的机会，从中经营自己的发言权。要知道，这种途径在社会博弈中是有效的，但如果缺乏发言本身实际权威性，要维持一种话语权是不能完全奏效的，抢到话筒说不出一句有质量的话来，听众必然将你跟话筒一起抛弃。当然，另一种情况是，当所有人在霸占话筒而尽说废话的普遍前提下，抢夺话筒（话语权）本身就演变为一种完全的实际目的，话语本身内在价值丧失意义（后现代理论基本囿于这一结构形态展开思考的）。社会话语权的确有一种博弈的游戏性质，如国批评界对抢占话语平台尤为激烈，杂志主编、美术馆长、文化官员都是理论家与批评家梦寐以求的发言话语平台，因为拥有它可以随时发言、出租话筒、禁止他人发言，而不在于实质说了什么。综观中国一流艺术掮客，不外是这两种人，一种通过能力确立话语权，一种依附平台确立的话语权，同样，通过话语本身确立话语权的人，也在千方百计的把持话语，没有内容实质价值的人也通过外部势力占有话语权，老毛说的“枪杆里出政权”现实性说明了话语权的社会博弈性质，现在执政者就是靠枪杆维持充斥谎言的话语权，连“伟大的中国XX党万岁”都可以肆无忌惮，表明话语本身价值的话语权与控制发言的话语权有着不同的根本区别，此外，还有它们之间的博弈与蜕变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