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疑，军事技术与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为视觉图像在交流中影响力的提升扮演了关键角色。相比之下，书写语言则显得式微。图像成为那些不愿阅读文字的人获取信息的手段，人们正欢欣雀跃地称颂着读图时代的来临。然而，视觉图像力量的繁殖与扩张一定有其更为功能性的原因。

　　首先，图像一直是人类最简单直接的认知方式。视觉图像是对表象的直观复制，因此与可观世界间的关系似乎更单纯。抽象的书写语言则在进行逻辑性分析方面更胜一筹，是一种对世界的提炼，却天生不能做到具象，是对形象记忆的招回。相比之下，一些图像的确会在情感上对人产生更直接，强力的冲击。

　　其次，视觉图像的确定感是任何书写语言所不能给予的。无论是视觉图像还是书写语言都是符号。符号关乎信息，信息关乎真实性。在符号交流中，信息的可靠性至关重要。语言的不幸是因为自己不能证实为真，甚至在拉康之后，语言的所指陷入了无穷后退的能指链中。图像则是消亡的象征。如巴特所说，摄影是“曾经存在过”，是“一个不可能再触摸的真实”。图像给人这样一种先入为主的印象,即现实中定有或曾有什么事与图像相印证。因此图像可以主持公正，是特定事物曾发生过的铁证。在新闻中图像的信息价值变得异乎寻常地重要。因此，图像也成为国家控制的有利工具，如那无所不在的摄像头，身份证上的头像，警察局的疑犯或罪犯照片。

　　第三，对视觉图像的入迷与这样一种感觉相连，即图像的意义是透明的，直接性的，瞬时性的，这种入迷暗含着一种欲望，体现着人与世界的关系，即透过图像，这个世界似乎直白易懂，因而更易于支配。社会越来越广泛地被媒体所覆盖，世界正在被拍摄。透过媒体，真实的世界通过被转变成纯粹的影像而被认知。随着相机，手机与网络的普及，我们正在成为事件的摄影师——目击人。通过火星探测器返回的图像，我们进行着对未知空间的探索。由此看来，新媒体呈像技术的发展使我们更贴近真实，有助于我们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对真相的寻根究底、对社会不公的揭示，对世界正义的捍卫与美好的颂扬。然而，这些美好的期待却也是令人生疑的。

　　今天，照相机、电影放映机、屏幕、卫星、传感器、遥控器这些视觉机器,快速地改变着我们对世界的感知与认知方式，改变并扩展着我们对于什么东西值得一看及我们有权注意什么。1961年，美国历史学家丹尼尔•布尔斯廷(Daniel J. Boorstin)出版了《图像》(The Image: A Guide to Pseudo Events in America)一书，对“伪事件”(Pseudo Event)进行了清晰的界定。并警告在这个读图时代，图像所产生的信息比文字更为直白却更不可琢磨，我们把理性的决定权交付图像来处理是极为危险的。苏珊·桑塔格在《论摄影》中告诫读者，视觉图像使我们觉得这个世界比事实上更好把握。但照片是否真的有助于我们认识世界还很值得怀疑。世界的真实情况并不体现在它的影像中。法国思想家居伊·德波(Guy Debord)在六十年代提出“景观社会”(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揭示了一种新的社会控制形式。维希留针对影像的流动与消失，提出了“消失的美学”，展开对速度的批判。鲍德里亚则控诉了图像构筑起的拟像真实对真实的谋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