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保守派与新左派占据了中国思想学术界的绝对分贝，导致身入其中的年轻学者普遍倾向于思想保守，成了热中“去政治化”的新犬儒主义者。可以说，鲁明军及其《政治的历史抑或人性的历史》一文在学术圈内很有代表性，反而像余杰、韩寒这样具有独立思想的年轻人只能出现在民间。如果没有草根自由主义的存在，中国未来必将走向一种鸵鸟思想王国。

　　鲁明军在文章开头写道：“如果说政治仅只是一种技艺的话，那么历史归根是人性的，而非政治的。”

　　我的看法是：人类生活在任何时候都离不开手段，抑或说它是一种“技艺”也不为过，政治行为同样不能例外。历史的中心及纬度是人，它也从来没有能离开过人。至于历史的文明属性以及人性的自然本能，它如同政治一样，始终存在于人类生活之中。无论何种人性、何种政治，它一直伴随着历史而存在。明确的说，历史不光是人性的，同时也是政治的。

　　鲁明军拿电影《再见，列宁》作为例证，不过，它只是一种个人解读，完全可得出多种不同的解读版本。众所周知，对作品与现象的解读，一个根本目的在于材料利用。为此，不妨将《再见，列宁》搁置起来，直面鲁明军试图说明的主题。

　　鲁明军接着说：“殊不知，后柏林墙时代正是中国当代艺术的时代。这并非只是因为资本带来的艺术市场的繁荣，事实上在这背后隐含着更多复杂的面向，特别是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不同于今日之德国、俄罗斯的——‘后社会主义’国家，本身已经充满了分歧和张力。社会与资本，个人与集体，权利与权力，民族与国家，自由与民主，等等之间，历史的多歧性就这样渗透并充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这自然地成为‘政治波普’、‘玩世现实主义’、‘青春残酷’及‘卡通一代’不断生长的土壤。但毋庸置疑的是，这些都是在政治或意识形态统驭下的反省，在此背后，人及人性的一面被抽空了。易言之，当政治、经济作为本质或立基点的时候，实际上其同时也成为自我反省的一个障碍，从而阻隔了切进我们生命本身的道路。其实，作为个体的人，不仅是政治的，归根还是一个鲜活的、丰富的、伦理的生命体。这就意味着，今日当代艺术的问题不是如何启蒙，也不是如何反启蒙，不是如何被权力，也不是如何反权力，而是如何去启蒙化，如何去权力化，如何回到人及其生命本身。在这样一个政治的时代里，我们自觉的是人性，而非政治。”

　　我的观点是：从历史同时性立场而言，中国还处于一种柏林墙倒塌的前时代。如果将中国出现的“政治波普”、“玩世现实主义”、“青春残酷”及“卡通一代”当代艺术，作为横向比较，当下中国艺术在柏林墙倒塌前、倒塌后均未出现过，无论中国走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它始终携带自身历史禀性在蠕动。那么，从中国波谱艺术的政治大批判，它对西方一度流行的艺术形式的借鉴挪用，无非满足一种政治无能感的调侃表现，根本不具有建构意义的文化反省或严肃批判；玩世现实主义艺术似乎走向公开嘲讽，到了“卡通一代”艺术，开始走向去政治化、去理想化，或者说更为物质化与愚乐化。这一切，无非表明一种政治规避的恐惧自律，它显然是政治受挫产生了一种扭曲的政治观，不能证明政治与权力的不存在，明明生活在强权政治下，却要自欺欺人的回避政治，更不能说明这种倾向出现代表了人性的健壮。鲁明军试图将这种鸵鸟行为找到一种合法解释，他用似是而非的游戏文字概括：“今日当代艺术的问题不是如何启蒙，也不是如何反启蒙，不是如何被权力，也不是如何反权力，而是如何去启蒙化，如何去权力化，如何回到人及其生命本身”。试问，没有对人与生命的认识启蒙；没有对权利与强权的争抗，怎样回到人以及生命本身？

　　鲁明军还说：“在这样一个政治的时代里，我们自觉的是人性，而非政治”；事实上，《再见，列宁》业已告诉我们，柏林墙倒塌或许终结了政治的历史，但人性的历史并未终结。人性是永恒的。在人性的面前，政治是卑微的，意识形态是虚无的。如果说共产主义是想象的乌托邦的话，那么自由民主又何尝不是一种谎言呢？——不管是柏拉图所谓的高贵，还是尼采所谓的低俗。”

　　不错，人的自觉具有人性的基础，现代人的自觉，首先离不开权益意识的政治觉醒，民主就比专制更符合普遍的人性，这是它成为现代文明社会制度的价值取向的重要依据。或者说，一种自觉的人性，必然倾向反对政治专制压迫，起码取向民主政治的价值认同，更不存在去政治的。柏林墙倒塌是冷战的终结，不是政治的终结，是两大彼此对立意识形态阵营的结束，不意味着人类历史彻底的去政治化，至于世界走向对抗或合作就另当别论，不论一个国家还是整个世界，只要还有权利矛盾或利益分配的存在，政治就不会消亡，它恰恰是人性的社会化表现，政治意识形态毕竟是人性与利益的矛盾延伸。如果说政治有卑微或虚伪，那人性必有他复杂的负面成分，正是这些决定了政治存在的必要作用。共产主义是乌托邦政治构想，它的实验失败，不等于相对自由的民主制度的失败，尽管民主制度存在或多或少的虚伪与弊端，它们仍比赤裸裸的独裁政治暴力更符合普遍的人性。实现中的南北朝鲜已胜过一切理论雄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