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看起来非常含混、而且充满悖论的问题。当然，我们讨论的范围仍然是局限在“当代艺术”的概念。即便这个概念在今天变得非常陈旧、官腔十足和极具保守意味，但也没更合适的词汇来取代它了。

　　对于那些越来越迅速成长的中国年轻一代艺术家而言，坚决拥护与思考日常生活和大众文化：一个时刻处在动态过程中的背景；或干脆停止“工作”，取消艺术与现实之间的关联，这就随时可保持思考的敏锐与新鲜度。这些举措听起来非常遥远且乌托邦，但远比当代艺术在中国落地早期所承负的“前卫”和“实验”理想的那一代所显示出宏大的社会责任，或“地下艺术”这样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样式来的轻易、简单而真实。事实上，年轻一代艺术家所信奉的是自由、新的身份与无障碍的交流。

　　与真实的现实相似，中国每日都会涌现出新的艺术观点及不同的创作形态，既非全然拿来西方、也非传统中国理念的简单现代版延伸，而是一种试图超越现存的博物馆规则、逆转市场的狭隘定义及固有批评范畴所无法容纳的“新艺术” , 呈现出一种奇妙的混合性。布莱顿•泰勒在《当代艺术》中指出，这种迹象出现的年代按照全球艺术发展态势可以廓划为1999至2004年，但在中国，实际发生的时间要更晚些，部分缘由则是：90年代个体艺术家的鲜明反叛特征被急促赶至的高度消费市场时代所飞速消解、取代；与此同时，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更多的被市场机遇影响的艺术家纷纷创立了规模化的“工作室”；仅以北京为例，保守估算，不计算每年几千名处在不断流动中的、独立的艺术家工作室约有上万个。全球日益成长对中国当代艺术的浓厚兴趣，在过去几年中经济衰退并未明显时，曾经达到一个狂热的高潮。

　　这在某些方面确实阻碍了“严肃的思考艺术”的步伐继续前行，以至于每一严肃的展事或作品的产生，都不得不主动迎合流行文化的主体特征或消费潮流的惯用语汇，使其更容易被广泛的受众所理解和接受，不至成为“空中楼阁”。

　　今天，当代艺术在中国的概念也从未这样丰富、混淆与令人费解，在脱离了可能承载的人文、精神性诉求后，变得完全娱乐化，倾注在无休止的“制造景观”中，从而组成中国高速发展的社会符号中的某一类角色。几乎完全分野的官方协会、艺术院校、全球资本构造的商业画廊或绝对意义上的边缘群落，都宣称自己拥有纯粹的“当代艺术”观点和判断。同时，期待看到“当代艺术”成为文化产业政策中的重要链条或彰显开放的全球信号（除去必要保持的题材禁区外）的政府，成为强力的推动者；对于普通公众来说，近年中“中国当代艺术”所引发的市场狂潮，那些成百倍、千倍上涨或跳跃的数字使人眼花缭乱，谁会严肃考虑其表现的真正内涵所在？ 一切看起来在所难免。

　　在今天，艺术家如何开始工作？

　　这似乎是个好问题。

　　2009年1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