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语：

回望即将过去的2009年，金融危机，市场动荡，面对艺术界各个方面不景气的局面，环顾四周，媒体同仁们都还在。无论是转战阵地抑或持久沙场大家都在热情坚守，且个个斗志昂然。年底各家忙盘点，我们为同行战友留出版面听各家掌门人讲述自己奋斗感言，很欣慰大家能畅所欲言。

我们根据现有的当代艺术杂志，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几家艺术媒体，分别对其主要负责人进行了采访和对话。他们分别是：《HI艺术》的出品人房方、《画廊》的总监何金芳、《缪斯艺术》的主编盛葳、《艺术财经》的主编顾维洁、《艺术地图》的主编朱其、《艺术与投资》&《当代艺术与投资》的执行主编董冰峰、《艺术时代》的总编王南溟、《ART概》的执行主编李璇进行了一次类似“圆桌”式的对话，分别就各自杂志的定位、具体的栏目设置、各自的优势、今年所做的具体工作、存在的问题以及未来的规划等方面说出他们自己的看法。

这个选题初衷很简单。不仅是为了对我们这些媒体伙伴们今年所做的工作做一梳理和呈现，更重要的是为了我们今后如何更好的服务于中国当代艺术提供实质性的意见。本专题的策划我们并不想介入太多自己的观点，力求能够呈现给读者一个更加“开放”的平台，让大家了解我们各自战斗的装备力量。

当下活跃的一些艺术杂志是民营资本运作，资金的投入与如何产出，对于每一个杂志的执行人而言都是心中的一个结。那么我们是否只顾商业，是否有学术根基，是否只围着展览报道和明星画家，是否在风暴来临之际容易动摇，我想大家会在这里找到答案。

尼采一直纠结在“永劫回归”的漩涡里，我们却要勇往直前。

《Hi Art》房方: 瞄准中国当代艺术的现实

《画廊》何金芳：坚持就是胜利

《缪斯艺术》盛葳：媒体良知与批评独立

《艺术财经》顾维洁：未来的平面媒体是奢侈品

《艺术地图》朱其：清晰的“阵营”意识和独立精神

《艺术与投资》&《当代艺术与投资》董冰峰：实践出真知

《艺术时代》王南溟： 我们能否做出“风险学术”的杂志？

《ART概》李璇：我们一定要走出去

你们如何看金融危机对媒体和画廊的影响？

何金芳：我们去年年底针对在金融危机影响下画廊业的现状做过一期题为“瑞雪兆丰年”的专题，但总体呈现出来，还是比较乐观的。而且下半年大家都看到的，整个市场都出现了回暖的现象。身在其中的我个人较深的感受是，很多坚持把艺术做到底的画廊、艺术家，把展览的数量减少了，但质量提升了，例如长征空间、偏锋、伊比利亚等，在危机面前显示了他们的追求与实力。至于对媒体的影响，因人而异吧，毕竟每家媒体的定位不一样，但很多当时“来势汹汹”的媒体，也随着金融危机悄悄地“走了”，这是一个洗牌的过程，那些带着“来捞一把”的想法的人迟早都要退出去。

盛葳：无论市场如何，艺术家、批评家、艺术机构、收藏家、艺术学生、爱好者等依然需要获得各种信息，在动荡的经济局势下，大家更期望看到及时的资讯和恰当的评论。从这个角度看，对媒体的需求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是在增加；而且，众所周知，2000年以来中国的当代艺术受到市场的影响很大，这些影响有好有坏。无论如何，作为结果而言，艺术批评和媒体的影响力在下降。因此，艺术市场的不景气或许正是艺术批评和艺术媒体发展的一个契机，也是当代艺术重新找回属于自身价值观的契机。在一系列复杂的背景下，我们决定做一本全新的刊物，但编辑和运营团队基本保持不变，这使得我们的工作可以立即开展，几乎不需要磨合。杂志本身也随着背景的变化作了一些调整。

顾维洁：当然是好事。从某种意义上说，艺术市场是最脆弱的行业。但也正因为此，市场恢复也很快。任何市场都有起有落，很正常。

朱其：金融危机是直接的因素，没有金融危机中国的艺术市场也会出问题。市场危机首先影响画廊的销售，其次就会传导到媒体广告的锐减。

李璇：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金融危机会产生关联性的影响，尤其是对艺术产业。我想我们谈论更多的，媒体报道更多的也就是“萧条”二字。其实，媒体也好，画廊也好，甚至作为二级市场的拍卖行，都是在一条产业链上，资金在艺术产业的削减和转移，势必会导致产业链的各环节的发展受到严重的影响。我们自己既是媒体的身份，也是一个画廊的身份，在这方面感受颇深。

1. 媒体方面，我们作为北京文化发展基金会国际艺术沙龙的会刊，作为一本艺术类的媒体杂志，《ART概》一开始就做好了长期服务于艺术市场的准备，虽然媒体赖以生存的广告受到了影响，但并没有影响到我们整体的发展战略，学术性内容的深入，选题的不断更新，板块日益的完善，发行渠道扩大，团队素质提升等等，一直都是我们的核心工作。

2. 画廊方面，销售肯定有一定的影响，但对艺术家的推广和展览的规模我们反而越做越大，几个重大的活动，如中德艺术交流展“对话Ⅲ”上、下两个展览的盛大开幕，杜大凯教授的个展，签约画家王岱山，肖方凯的个展，刘军个展，艺术北京博览会的参加，第二届北京国际艺术沙龙展在国贸的举行，等等。

金融危机的到来如同一把双刃剑，有利有弊。艺术一定要用长远的眼光去做，不是短线投资，更不是营造泡沫，我们只是想在这个时候能够更冷静的去思考自己的定位和发展。

回顾今年艺术界的活动和展览，给你印象深刻的有哪些？谈谈你的感受。

房方：我不得不承认，2009年是中国艺术界的一个“小年”，至少从展览方面看，这不是一个丰收的季节。值得纪念的展览不多，整体上比较平淡，甚至年初的一些所谓大展明显是在赶艺术品价格泡沫时代的末班车。这一方面有金融危机的影响；另一方面，中国当代艺术自身的发展也进入一个盘整期，“后八九”那代艺术家的创作普遍遭遇瓶颈，“后八九之后”的艺术家方阵还比较稚嫩，至少从整体上还没有呈现出一个比较成熟的“解决方案”，中国的新艺术还处于一个探索期，还只是初露端倪。

何金芳：从今年的活动来看，大家还是比较偏好大而全的展览，大牌艺术家、大牌策展人，开幕式上好像人气很旺，但实质上给大家留下的什么也没有，大家如果能把多一些的机会留给年轻人就好了，年轻艺术家需要更多的机会去呈现。

顾维洁：托金融危机的福，艺术家比以往更善于思考。今年令人印象深刻的展览较往年要多。比如方力钧、张晓刚、毛焰的个展，艺术长沙，艺术北京、经典北京以及今年的拍卖行为顺应市场所作的努力，对我个人来说都很难忘。

朱其：印象深刻的还是2009年首届北京798双年展，像主题展“社群”反映了许多艺术家对公民社会话题的关注，语言上也注重从中国社会自身寻求形式。

王南溟：今年的批评界想重新接上1990年代中期的那场关于“当代艺术的意义”的讨论，这个讨论随着当代艺术的发展，问题也比1990年代深入，而且又形成了新的作者群，总的来说，今年是新一代批评家登台表演的时期。他们的一个特点是注重理论的上下文历史，这与他们刚从学院出来有很大的关系。《艺术时代》杂志也是新一代批评家活动的舞台。

李璇：用结果指导过程吧，大家今年似乎都在努力保持一种状态，但是结果并不尽如人意。09年的上海、北京的博览会和几大拍卖都给我们留下无言的结局。其实这也是中国的当代艺术自己酿就的成果，艺术还是要靠自身来拯救。

面对去年的金融危机，今年杂志的定位和侧重点是否有所转变，在栏目设置方面是如何体现的？

房方：一直以来杂志的定位和内容策划都是由整个团队来完成的。《HI艺术》有相当年轻化的团队，它是一本绝对专注于中国当代艺术的刊物。轻松的阅读，甚至有些娱乐化只是我们杂志的外壳，但我们对学术价值和市场问题都是抱以一个非常严肃的态度。我们希望提供一个易读的外壳，装入专业的内核，这形成了《HI艺术》独特的风格。

内容上，我们融合了三种媒体的优势：第一、我们具有新闻时政类媒体的快速反应能力；第二、我们具备财经类媒体严谨的数据统计对生意问题刨根问底；第三、我们借鉴了时尚和娱乐媒体的包装方式。在《HI艺术》创办之初，它就带给读者一种全新的阅读体验，树立了独特的品牌风范。这也帮助我们有效的要打破了学术与市场、圈内与圈外的各种壁垒，拓展了艺术阅读的疆域。在此之前的大部分当代艺术杂志，多是隔绝于市场、隔绝于公众，仅在传统的学术体系内传播。

今年，《HI艺术》面临两种环境的变化，一来是大家共有的外部环境──金融危机；二来是杂志的内部环境，结束了与主编李昱的三年合作。经过三年的发展，《HI艺术》已经走完了第一个从无到有的发展阶段，从白手起家，逐渐成长为一个被行业广泛认可的媒体了；因此，在人员上我们及时做出了一些调整，对定位进行了一定的修正，这样才能更加适应一个行业主流媒体的新角色。

何金芳：其实，金融危机的到来对我们没有产生多大影响，我们的定位和方向还是以关注画廊行业的动态和当代艺术的发展为核心，如果说改变的话，就是艺术市场从喧嚣走向冷静的时候，我们反而加大力度，从原来的双月刊改成月刊，在3月份的时候还出了本“全球艺术博览会特刊”，备受业界关注，可以说今年我们共出了13期杂志，我们的态度是坚持就是胜利。

盛葳：我们原来的《艺术出口》主要是以国际、国内艺术资讯为主，在北京、首尔、纽约和巴黎设有编辑机构，注重有价值艺术信息的质和量，但很少做大型的深度报道，现在《缪斯艺术》月刊加强了杂志自身的专题设计和策划，减少了信息量，每一期都有2-3个专门策划的专题，旨在对某一个话题进行专门的、有深度的挖掘。专题的策划不像传统专题全部靠约稿，而是采取编辑负责制，一个编辑负责一个专题，形式包括撰写、访谈、约稿等方式，这样能使专题更加有机，而不是几个批评家各讲各的。固定的栏目包括“眼界”，聚焦每月最新最有价值的新闻；“聚焦”，在文化和大视觉艺术的范围内策划；“特别策划”，主要是专业的专题策划；“人物”，包括对艺术家、批评家、收藏家、机构总监等人物的报道；“活动”，对该月具有价值的展览和活动进行有立场的评述；“市场”，专题性的研究该月博览会、拍卖等行情，一般包括分析和报道两部分；“空间”，主要是对国外优秀的美术馆、非盈利机构以及它们的宗旨、策略、场馆、活动进行评介。“图画见闻”，以图片为主的栏目，用图像来记录艺术界的故事。总体说来，《缪斯艺术》力图通过图文配合来进行深度评论，而不是刊登作品为主的图片和新闻稿。当代艺术杂志在视觉方面普遍比较弱，我们希望能做得更好一些。

顾维洁：杂志的定位从来没有改过，那就是关注艺术市场，引导收藏。但是随着市场热点的变化，我们也有相应侧重点的改变。

朱其：我们在栏目上没什么大的改变，相反把一些市场话题取消了，我觉得学术杂志不应该报道收藏家、博览会、拍卖之类内容。

董冰峰：今年1月我开始接手杂志工作，调整了工作团队，对栏目也进行了改版，加大了杂志的研究范围和专业性。到现在为止，通过一年的实践证明，我们有百分之八十做的是正确的，剩下的百分之二十主要原因是我们对内容的制定、选择和判断，还不够精确。因为我们不仅是在做一本普遍大家了解的那种艺术杂志，更像是一本严肃刊物。比如杂志有意识的回避了那种空头批评的文章，倾向与实践能力非常强的批评家或策展人合作，从我们组织的“专题”和“概念”等栏目都可以看出这种特点，因为“当代艺术”不是一个静止不变的理论和现象，尤其是近年中大量新的批评理论出现，都是归结为具体的艺术创作、展览实践，策展、美术馆体制的发展等综合因素导致，所以我们绝不停留在简单介绍现象，而是更去深度关注与艺术创作、批评相关的机制构建的复杂问题，而且，中国的具体现实，远远要更复杂和矛盾重重。我们杂志现在是集研究、策划、写作与展览于一体的实践方式，我们的定位也同样强调对当代艺术领域中最核心部分的关注，即“艺术创作”和“艺术实践”本身。

我想为什么2008年底以来的经济危机会令我们如此紧张，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担心自己做的不够好，也就是说你的思考、适应能力、专业性还没有达到。我们必须适应挑战。

李璇：金融危机，并没有影响到杂志的定位，我们有很清晰的目标，就是把杂志做成专业圈内艺术家、评论家、策展人、画廊、拍卖行、收藏家之间的沟通桥梁。在发展的过程中发现艺术应该走进生活，于是就秉持着艺术生活化的概念，通过不断地搭建平台，将艺术与时尚、设计等广泛的领域跨界发展，让更多的领域关注艺术，让更多的艺术走进生活，杂志的栏目肯定会越来越多元化。

2009年即将结束，请详细的总结和梳理下今年所做的工作，比如策划了哪些专题，发掘了哪些有价值的艺术现象等？

房方：在栏目上调整的幅度不大，但在理念上更加注重“深度阅读”的可能，页码从“野蛮生长”的200多页调整到150页左右，注意力从数量的积累转入对品质的苛求。强调每个页面的“可读性”或者说“收视率”，图文的品质都越来越考究，还适时开设了一些与国内重要学术机构合作的新栏目。

今年的封面故事，重头戏当属继续推出的升级版洗牌过后的指标艺术家、09Hi艺术年轻艺术家排行榜，此外还有针对金融危机影响制作的：“金融海啸中的画廊生存”；针对拆迁现象制作的：“下一站，宋庄？”；针对09秋拍制作的“当代艺术秋拍翻盘概率”以及以国内美术馆势力分布调查出发的“当代美术馆棋局”。

何金芳：我们每期都有一个话题，譬如关于卡通一代的讨论、私立美术馆的思考、抽象主义的现状以及对跨界的讨论，12月份的是一个关于艺术区的大专题，占了2/3的版面，把国内目前重要的几个艺术家村落拿出来剖析，虽然近来有好几个媒体都在做，但我认为，既然是热点问题，肯定也是大家关心的问题，关键是找到什么角度去切入。至于我们是以什么方式呈现，下个月初大家就可以看到了，到时请大家都来评一评。

盛葳：今年的工作应该说发展很顺利，无论是杂志内容、传播、发行，还是其他方面都比较满意。杂志内容的专题策划是今年工作的重点，也受到读者的好评。我们的专题主要是通过“观察”、“特别策划”两个固定栏目来实现的，此外，“活动”、“市场”等栏目也会不定期的进行专题规划，可以说，“专题”的策划是《缪斯艺术》的一大特点。具体而言，我们已经实施的专题包括如下几类：

1、纯学术专题，譬如“阅读史——当阅读成为一种记忆”，通过对当代艺术家和批评家的阅读史梳理，从一个侧面来洞见当代艺术的历程和背后的动因；“装置艺术现状”，是对中国当代艺术中运用越来越多的这种艺术形式进行调查和分析；“无根的漂泊，孤独的个体”，这是与“艺术国际”网站合作的专题，调查艺术村落和群体的演变及现状；“大起大落的艺术存在方式：1949-1976年的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这是对目前尚未引起注意的一个领域的观察和研究。

2、具有时效性的深度评论专题，譬如“学术，在哪里？”，这是对经济危机后各大艺术机构、画廊、媒体大打“学术”牌的一种调查和思考；“双年展应该怎么做?”，是对今年国内外一些双年展的反思；“没有旅行就没有艺术”是对国庆以后艺术家的活动调查，旨在通过“生活”来挖掘“艺术”的创造。

3、与日常生活更接近的艺术调查专题，譬如“艺术时尚”，是针对艺术创作与时尚越来越多合作的思考；“双城记”，是对很多艺术家两地奔波的调查与思考；“‘先锋’还是‘先疯’？”是对大文化圈“先锋戏剧”问题的反思；“一辈子的N次转变”，是讨论宫崎骏的艺术世界，深得读者好评；“复古：一种幻象的诗意”，是对当代文化的一种思潮的总结。

4、市场方面的专题策划，譬如，“非艺术成功人士的艺术饕餮盛宴”，是通过几名收藏家的调查来看待目前的当代艺术收藏，以小见大；“艺术衍生品的调查”，是对金融危机后一种新市场的观察。

5、常设的“艺术批评”栏目，也是以专题的形式展开，而且是长期延续性的专题，目前主要是聚焦于对一些重要的西方批评家，但又未充分引起国内艺术界注意的这些批评家的评介。

顾维洁：杂志一如既往做有原则的工作。我们不仅分析市场，还逐渐在2009年更深入的介入艺术家个案的研究，如方力钧、张晓刚等。这些专题都受到读者的强烈好评。

朱其：2009年我们杂志做国外的翻译专题比较多，比如社会图像的艺术、西方前卫艺术与亚洲禅宗哲学，都是国内其他媒体没有做过的。

董冰峰：其实从2009年起我们每一期做的专题，都可以看出我们对艺术史、研究与写作、批评与策展的关注的角度，这些栏目能解释我们所做的工作。

比如，第一期“马德里新浪潮”；第二期“后西方社会”，就是广州三年展最后举办的一个论坛，从后殖民演化为后西方社会，为什么要谈这个话题，因为西方也面临一个转型，中国也面临这样一个文化中的冲突与自身主体的塑造，在这种关系中我们如何重新来拓展自己的视野？这都是需要面对的问题；第三期的焦点是“八九大展20年”，从这里我们逐渐导入对中国当代艺术历史的梳理过程；第四期的“这里发生了什么？”是对近十年中从事中国独立影像工作的民间机构的文献整理与讨论；第五期关注现在最为活跃的亚洲的声音创作网络；第六期是“全球策展视野下亚洲当代艺术”；第七期“威尼斯双年展”；第八期“作为政治性的艺术生产”；第九期的“新媒体考古”；第十期和十一期，我们和上海国际当代艺术博览会合作，独家全文发表博览会学术论坛“什么是当代艺术”；第十二期回到杂志组织、策划的展览项目“工作坊：艺术家是如何工作的”。

我自己最偏爱的是第八期，从专题“作为政治性的艺术生产”到艺术家陈界仁的推介，是一个很精确的整体案例，比较有代表性。今年组织和讨论的这些话题，都能看出和国内正在进行中的大量实践观点是非常吻合的，也是我们杂志对今年艺术界的一个整体看法和判断的体现。

王南溟：《艺术时代》强调学术性和前沿性，从创办到现在每期围绕一个主题，比如第一期的89大展行为艺术的艺术家访谈，到包括现代水墨画的民族性话题，当代艺术的社会性话题， 绘画对现实的关注，还有对装置艺术的重新讨论和它的历史研究，直到这次的女性主义专题。评论内容上重点进行了当代艺术的争论，像鲁明军与吴味的争论应该是2009年当代艺术理论的最新动向。也重新讨论了抽象绘画在中国的发展。我认为2009年的《艺术时代》挑起了不少可以讨论的话题，也推荐了比较敏感的艺术家，如徐唯辛的新作和金锋的作品。还包括当代摄影的评论。一些关注中国问题的摄影被《艺术时代》杂志所讨论。而且今年《艺术时代》上，除了当代艺术的鲁明军与吴味之争外，还有“王、吕之争”后的深度分析，包括鲍栋和牛见春对“意派”的批评和高名潞的回应。我们想把《艺术时代》做成一本争论的杂志。

李璇：今年我们杂志在原有板块的基础上做的几期专刊，反响还是可以的。2009年初的当代水墨艺术专刊；五月份的影像专刊（“80年代中国摄影个案”）；十月份的女性艺术专刊；十一月份的经典艺术专刊；特别策划的专题有：“跨学科的艺术批评”、“艺术的出口——国内艺术网络媒体的分析报告及访谈”、“ 跨文化与创造力——海外中国青年艺术家创作生态浅析”等都在于发现艺术现象并做分析调查和客观呈现，引起一些关注及批评，这也是作为一本杂志想要达到的目的，就是作为媒体我们到底应该看重什么。个人认为杂志本身不做评论，也不想约稿做片面的批评。同时，在下半年我们在杂志栏目的设置上进行了小的调整，比如相继开设了“摄影”、“人物”、“家居与设计”等新的栏目。

作为杂志的主编和负责人，你觉得自身最大的优势体现在哪里？

房方：在经营画廊的同时又做媒体，对于我来讲，似乎没有特别的优势。这是一种把一个人劈成两半的生活，但我一直以来就特别热爱艺术和媒体的工作，所以都不想放弃。我挺享受这种分裂的工作状态。目前这两个工作都有一种“在路上”的感觉，真正的快乐和满足感也在于此。我大学在中央美院学的是美术史专业，毕业后，又从事了五年的艺术类记者工作。在这当中我也反复思考过艺术媒体的问题，比如干嘛非要把学术与市场二元对立，有必要么？我发现中国的艺术媒体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何金芳：我们最大的劣势同时也可以说是我们的优势，就是我们偏离当代艺术中心——北京、上海，远在广州，而恰恰是这样，让我们可以保持冷静和思考，呵呵。人只有在冷静的情况下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北京办事处是我们的一个窗口，为我们提供很多鲜活的信息。我们编辑部的情况比较特殊，由我这个外行领导内行，好像有点不太合适。我高中时学过画画，后来又选择了外语专业，但冥冥之中注定我跟艺术有缘，在从事很多行业之后，2000年我来到了广东美术馆，工作了6年，我感谢广东美术馆，不但让我跟艺术重续前缘，更重要的是让我接触、认识了当代艺术，为我进入《画廊》杂志打下了基础。因为之前也没有读过太多的专业理论，也没有从事杂志的经验，就凭着一股热情和盛载着老板的信任，就走马上任了。人生，有时候就是这么神奇。但我觉得自己很幸运的是，有一个非常好的团队，除了开明的老板，还有很多非常出色的老师、同事帮助我，我真的非常感谢他们！因为，这三年多的路上，风雨兼程，真的不容易，没有他们的支持我肯定坚持不下去。

盛葳：不仅我自己是美术史专业出身，我们的编辑也有好几位是美术史专业毕业的。从上面我谈到的专题也可以看出来，尽管我们从不刻意强调学术的重要性，但事实上做的很多具体工作都是很严格的学术建设，此外，将艺术扩大到生活和大众也是我们的重要目的。而美术史的专业知识和反思能力，都是非常必需的，譬如，我们长期做的“艺术批评”栏目，就是对重要的西方批评家的评介，可能会比非美术史专业出身的编辑做的更到位。当然，美术史专业教育里面也会包括很多媒体、出版课程，这些也都很有用。我想，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有能力进行专业判断，对信息进行专业的选择和处理，做好各种各样有意思的专题策划，而不是散乱地刊登艺术资讯。

顾维洁：工作经验丰富。从大众媒体到市场的很多环节都有经历，或许这是个优势。

朱其：我的优势可以帮助编辑弥补知识和判断力上的不足，我的知名度也会带动杂志的传播。

董冰峰：我的身份和背景比较复杂。我是鲁美油画系毕业，当过六年的老师，在油画专业的范围内停留了十四年，可以说我是个纯专业系统内部的人。但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艺术的形态已发生改变，当时我中断了绘画，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从事着非主流文化的推广、策划和组织，比如地下音乐或独立电影等等。几年后，我选择了去广东美术馆工作和实践。当时主要参与的是第二届广州三年展，这个展览对我影响很大，在当时的中国艺术生态中是非常特殊的。然后又加入到费大为先生主持的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从2006年的筹建到开馆经历了漫长的积累阶段。组织和策划几个大型的展览，像“’85新潮”等，做了大量资料和文献研究。那时反而觉得自己对中国当代艺术历史的了解还不够，因为我们已经面临了一个新的、巨大的历史档案的打开，而不是简单停留在之前已有的一些关于中国当代艺术历史的著作里。我也在反思，不管你是从业者、艺术家、策划人，还是批评家，如何看待艺术系统，如何看待在这个历史过程中的艺术生产及其背景的关系。到去年起接手做《艺术与投资》，对我来说又是一个转折，从大量的展览策划实践经验又重新回到接触实体的具体文本工作中，发现其实绕了五、六年，你还是有一个重新开始。你对艺术的理解，当你融入一个体制、甚至把体制当做一种创作，衔接很多种不同层面的东西。现在我们看到的整体的艺术景观都是在游离的状态中产生的，需要更清醒、冷静地去看艺术系统与现行的机制。

我解释的是杂志的具体工作和我自己的一些困惑、反思、不适应、到抵抗体制又产生新的作用力的时候，我就把思考过程，放在杂志的研究和现在正在不断做的展览实践系统里，然后再互相关照。

王南溟：就我个人而言，我希望能发现更多有新的理论视角的新人。我经常会关心一些不成熟的艺术和文章，而且从这些作品和文章中看到新的生长点，还有就是艺术家的新的尝试。没准这些被认为不好的东西恰恰是新的生长点。新的艺术在它刚开始的时候很容易被认为是不好的，但等新的标准出来后，他就成了重要的艺术，关键是我喜欢在艺术史的逻辑关联上深入分析这些不被人发现和重视的现象。我这个人不怕被人误解，也不怕被人骂，如果想着要前沿性，那一定要做价值待估的内容，我称这个为“风险学术”，当然做大家都认同的东西，那就是“安全学术”了，但大家一片叫好的东西往往已经庸俗了。

李璇：俗话说，做一行，爱一行，对于艺术的热爱和兴趣是我做杂志最大的信心和条件，文学专业出身的我比较“诗情画意”，但多年的实际操作经验使我无时不刻不在警惕要刚性做事，前几年在中央电视台书画院对传统艺术和经典绘画的关注给我留下宝贵的实战经验和资源积累，接触当代艺术使自己的眼界更宽阔，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吧！

从艺术史的角度而言，你们觉得当下的艺术媒体应该在当代艺术中充当什么样的角色？在实际操作上，你们又是怎么做到的？

何金芳：我个人认为这个角色很重要，艺术媒体的历史使命感，经常使自己感到责任重大。因为在美术史的发展上，艺术媒体记录和见证了艺术的发展过程，每篇文章都有可能成为日后查阅的文献资料，所以，我经常提醒同事们一定要谨慎、细心，不要给历史留下错误的数据。

盛葳：其实去年我就开始反思这个问题，并在艺术批评家沙龙第二回论坛上作了关于艺术媒体现状和对策的发言。主旨包括：

1、现代艺术批评的起源之一是媒体传播，因此，艺术媒体的发展必须和艺术评论良性共生。媒体是艺术批评重要的承载物，有责任引导艺术批评的良性发展；

2、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后，必须时时更新传媒观念，这也就是媒体自身的更新问题；

3、时刻保持自己作为一个媒体的良知，而不至于沦落为“媒体经济”的附庸；

4、倡导“媒体生态”，也就是在艺术媒体中进行程度高低和不同类别的划分，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自身特色。而目前的现状是，无论是纯学术杂志、大众艺术杂志、艺术资讯杂志都做得不到位，性质和类型趋同化太严重；

顾维洁：我不敢说别的媒体，我只希望我们自己的媒体能被认同，能做一些别人做不到的工作，比如比学术媒体更深入的研究以及对市场和藏家更好的引导，保持公正的立场和媒体的本则。至于我们有无做到，不是我说了算的，是读者说了算。

朱其：媒体应该在当代艺术中具有独立精神，并提出问题，进行学术建设。在实际操作上，我们朝这个方向努力，但做得还不够。问题还是在于新一代编辑和理论家的知识储备和人文判断力不如上一代人。

董冰峰：我好象记得是批评家高名潞说过一句话，大意是，严格意义上做研究的学者，在写作时是从来不看杂志的，因为杂志容易流俗，可信度低、权威性不够，学者不可能在文章中写，这个观点来自某某杂志，会显得很不专业。当时对我的影响很大，难道杂志就只能做些现实的资讯、一些时效的报道内容吗？

于是我们在今年就有意识的加强做专题的力度。我们邀请了很多很权威的国内外学者与专家，我们的节奏逐渐放慢，我们的观点就可以沉淀下来，不是说杂志看完就扔掉，而是可以反复研究和细看。

至于杂志能够在艺术史中有何角色，我觉得这个定义为时过早，我们试图在整个艺术史发展过程中，也有一些观点和具体的影响存在。而且除去杂志的工作，我们还有和《今日先锋》与《现场》合作，《今日先锋》从第16期开始，计划保持半年一期，做些研究性更强的内容。这样对我们都是几个层次的工作平衡。

王南溟：如果是一本专业媒体的话，它应该能提供一种学术上的新的信号，而且要激活话题。其实《艺术时代》杂志今年做得是各种声音都有，有激进主义的，有保守主义，有各种艺术种类的，每期的观点都是有所不同的，或者是相反的，但有一点，它们都是挑起话题让人反思的。这样才能让媒体成为一种提供问题的平台。引发一次次的讨论。用这种讨论来触动思考。

比如，我们以前对一些艺术史中的现象都没有很好地加以研究。所以《艺术时代》补一下这方面的缺失，因为这方面是纯理论研究的，当然翻译的文章很需要，这些翻译文章应该都有助于今天的研究。而使这本杂志做到批评与研究相结合。

李璇：所谓媒体，就是传播信息的介质，通俗的说就是宣传的载体或平台，作为艺术类的媒体也一样要扮演好这个信息平台的角色，但最重要的就是要有时效性，真实性。每一个现存的媒体，都在记录当代的声音，只是每个媒体关注的角度或者立场不一样而已。我觉得，各种角色都要有，不能说哪个媒体好与不好，学不学术，存在就是硬道理。未来的艺术史有没有关于我们的记载，那就看造化了吧。

对于艺术媒体如何打破“圈子化”的瓶颈，有什么好的建议？

房方：什么是圈子化？应该说“专业”媒体就是服务于特定的人群，就是在一定的圈子内传播，就是小众的。从这个角度看，所有专业杂志都是圈子杂志，《HI艺术》也不例外。我所排斥的圈子化，是指我不希望在这个艺术界内部，再划分更小的圈子。我们要把艺术圈当成一个“整体”来对待，而不是三三两两地再去建立一个更小的圈子，这样才有助于丰富各自的认知；同时，我们杂志也试图向感兴趣艺术的圈外人士介绍中国当代艺术的情况，把当代艺术的饼摊大一点。

何金芳：要走出“圈子化”，其实主要还是一个视野和认识问题。不要把艺术纯粹化，而是要在人文的范畴去讨论，避免人脉关系的局限和既得利益，所以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希望能把机会留给年轻人。

顾维洁：专业媒体就是给专业人士看的，为何要打破呢？如果读者定位在专业人士，那也是打不破的。关键是杂志要什么。

朱其：艺术媒体不是大众传媒，他就是“圈子化”的，但问题是现在的“圈子”只是没有是非立场的江湖，真正的媒体应该有清晰的“阵营”意识，他代表某种艺术的价值观和立场。

董冰峰：这里面有几个原因。我们杂志关注的点比较散，这个既是优点也是缺点。从杂志结构与内容的比重而言，当代艺术肯定是放在首位的，建筑、声音、舞蹈、独立电影等也都是我们关注的现象。为什么这么做，因为我们不太信赖这样一个严格界定某种文化和知识的系统。我们做音乐专题，并不是介绍它纯音乐的理论与形式的概念，同样，我们做舞蹈专题也并不会停留在舞蹈形态本身，而是更多的去对身体、性别、权力等方面的探讨。这些连贯性同样也属于当代艺术很重要的一部分实践资源。

一个真正的艺术系统，应有更广阔的关于语言、材质、观念的结合和变化，一切都处于流动和不断变化中。我们的选题并不存在“圈子化”问题，相反，我们更侧重于思考、关注创作本身；比如我们做关于政治的专题，我们肯定不仅是谈政治本身。

在中国，太容易划界和站队，一切都分的很清楚，究其原因，就是一种利益、权利在产生作用，唯一不肯跨界的原因是你担心会失去什么，是没有自信的体现。作为一个媒体，我们需要开放性的思考，而不是将自己限定在一个框架里面。

王南溟：跨界这个内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每个人要跨界都不容易。美术界有知识界的崇拜意识，但知识界却很难进入艺术领域。所以只有当艺术界自己跨界了才是真正的跨界。必须改变艺术的单一性。当代艺术本来就是复合式的。所以知识背景也需要复合式的。

李璇：艺术媒体的主要阵地肯定是艺术圈，但艺术的外延性很广泛，艺术应该无处不在才对。不需要建议了，很多鲜活的活动已经证明了艺术的跨界活动愈演愈烈，非常热闹。作为媒体也肯定会跟随着艺术的发展方向，自然而然的向多元化、多领域的方向迈进。

另外我希望我们的杂志也要平民化，让更多的人读到并且看到中国当代艺术的生存状态才对。当然在艺术圈内是有很多小圈子存在，这也在所难免，每个人的人脉都有局限。但我希望我们的媒体是大众的是开放的是能接受任何批评的。

在杂志的具体运作上，学术和商业的平衡是个比较棘手的问题。请结合贵刊的运作，谈谈你们的经验？

房方：我还真没觉得棘手，最好的艺术就是最好的生意啊，安迪?沃霍不是早有类似的说法么？从历史上看，艺术的学术性和商业性也是一致的，每个时代最好的艺术家当然应该买得最贵，大家买车买衣服的时候都懂的道理，怎么到艺术这里就糊涂了？不能大面积的怀疑那些有市场影响力的艺术家，虽然其中有个别人也许昙花一现，但是不能因此动摇基本规律。中国已经转型为一个市场经济的国家，市场具备很强的优化资源配置的能力，当然我们还是初级阶段，还有漏洞还不完善，但是这个趋势总要看到吧。

《HI艺术》是一本自负盈亏的杂志，读者和广告客户都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很重视对他们的服务。但是跟从什么样的客户，提供什么样的服务，我们都有自己的标准。好在中国当代艺术的盘子已经不小，基本面也越来越好，提供了足够多的优质的报道对象和广告客户，给我们提供了太多好的素材，既有艺术价值又有商业价值的项目已经足够多了。我相信最好的内容会吸引艺术界最优质的资源，而这些优质的资源也往往很有商业价值，也有投放广告的需求。《HI艺术》每年都会统计和发布排名前一百的指标艺术家名单，这也是给我们自己的广告部门提供了寻找客户的销售指南。《HI艺术》生意不错，应该说是因为我们的确相信了一些简单的道理，但我发现，这个简单的道理就是很多人不相信。

何金芳：学术和商业一直是个矛盾体，如何平衡真的不容易，但我想如果能坚持把品质作为衡量的尺度，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不管是商业还是学术，保持品质是最重要的。舍得，有时就是取得。我们放弃了一些不符合我们要求和定位的广告和文章，表面上是减少了收入，但我想我们获得的是更长远的品牌效益和大家的信任，这个比金钱更重要。

盛葳：因为我们面临市场化的语境，因此，一味回避商业是不可能的，那样，显然不如真正理性地来看待它。媒体的运作和发展需要资金，换言之，需要赞助和广告。在广告领域，一方面，应做强做好内容，真正提高自己的竞争力，摆脱恶性的廉价广告竟争；另一方面，拓展自己的商业渠道，而不是只盯着画廊和艺术家推广。《缪斯艺术》面对的对象比较广泛，在很多艺术区、商业区、会所、沙龙、汽车4S店、咖啡厅、酒吧都可取阅，拓展发行渠道是拓展商业渠道的重要方式；寻找多元赞助，而不是靠某一家画廊或机构无止境投入，这种缺乏造血功能的模式并不是一个长期良性的发展机制。所以，这最终取决于：1、媒体的良知；2、过硬的内容；3、良好的发展模式。

顾维洁：没有人不喜欢严肃的谈论学术，也没有人不喜欢一个公正的媒体。只要有人认同，学术和商业就可以平衡。不是说我们没有迁就，而是我们至少在迁就的同时保证自己不会接触到自我原则的底限。

朱其：我们的原则是差的作品和展览，哪怕出钱买版面，也坚决不卖。

董冰峰：我们提供不了什么更好的意见。对我们而言，目前最紧要的问题是，怎样能够把定位和内容做的更精确。一方面是有我们的思考，我们想做什么事？二是我们还远远没有了解这个系统本身，我们与西方的交流与合作还远远没有达到一种深入性和开放性，现在做的还不够。比如，我们也介绍德里达的思想对当代艺术的影响等。我们很多研究都是在试图发出这样的信号，其实这种思考不是一种静态的，而是必须要强调不断变化的。我们努力去选择变化中的观点，不试图将它树立为一个新的权威。因为杂志和它的研究、专题、观点肯定注定是要被消化掉的。

王南溟：要有核心学术，不为市场所左右。拿出自己的立场和方法来。其实对杂志的评价不好做，每本杂志都有自己的宗旨，《艺术时代》一开始定位于学术杂志，所以在学术上做得用心些，如果有人要做一本娱乐的艺术杂志，那就是做得娱乐点，还有就是艺术的广告类杂志，那就当广告业去做，看杂志针对什么读者群，《艺术时代》的读书群希望是批评界的内部和有学术需求的艺术家。

其实杂志不怕多，而且是越多越好，多了才会让杂志有自己的方向，否则的话一百本杂志等于是一本杂志，那这样的杂志办下去也没有人看的。现在是杂志要分化的时期，每本杂志找到自己的定位是最重要的。我们杂志的运作资金由中国当代艺术基金出资，求学术而不求商业。现在有不少杂志以学术为幌子来拉广告，这叫卖版面来养活学术。我们这里没有学术和营利模式之间的结构性效果，就像美术馆是非营利的，但美术馆的咖啡馆礼品店是可以营利的。杂志也一样，硬广告可以营利，学术不能营利，但我们现在要做到这种营利模式都很难。与“五四”时期办杂志没法比。现在的人要求马上能赚钱。

李璇：我们谁也不可能像体制内的杂志一样旱涝保收，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瓶颈，这且不论。那么把学术与市场两者结合的做到最好就是赢家。《HI艺术》的热闹，《艺术财经》的跨界、《艺术地图》的国际化都是很好的搭载平台。商业运作是一个心照不宣的状况，谁也不可能靠空气生存。国家核心刊物专业吧，发稿还需自己拿钱，也只是作用到别处的一个工具。每本杂志都有其运作模式，商业广告也需要平台，那如何吸引人的眼球我想肯定还是要在内容上下功夫。酒香不怕巷子深还是真理。

你们如何看待身边的同行媒体，现在存在的问题有哪些？请举例说明，并提供实质性的意见。

房方：我信奉八个字：“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艺术媒体特别要讲这个，因为艺术的价值标准更加多元。从行业发展的角度看，也只有充分竞争才能变得更好。我很欣赏“竞争伙伴”这四个字，而不是“竞争对手”。“同行”的发展，往往是我们进步的动力。希望各家媒体不断去发掘自己的优势，建立自己独特的定位和品牌，各自发挥出自己的效能，形成良性的竞争态势，而不是盲目的拷贝和重复。希望我们都能越来越壮大。

何金芳：资讯重复、缺乏新意，包括我们自己有时也存在这些问题。

盛葳：有两个问题是非常严重的，一种是被市场和眼前利益牵着鼻子走，这直接导致了中国艺术媒体全拥挤在底层进行恶性的廉价广告竞争，其后果将是进一步降低媒体的责任感和专业度；一种是“八卦”新闻，会严重伤害批评家、艺术家、收藏家、机构和画廊的感情。而且，长期来看，这些“八卦”新闻没有真正的含量，甚至会产生低俗的导向。

顾维洁：都很好。各有各的方向。

朱其：同行媒体最大的问题可能是这一代年轻的编辑在知识背景和艺术判断力上还处于初级状态，没有能力判断当代艺术的问题，也无力引导潮流。我们杂志的编辑也同样存在这些问题。另外，同行的艺术媒体对市场和金钱过分关注，有些媒体还表现出拜金主义和权势崇拜倾向，谁有名有钱就追逐和报道谁，缺乏独立的人文精神。

董冰峰：没什么实质意见，大家的投资背景、工作方式、兴趣点、团队专业经验区别都很大，各有存在的理由。我们希望互相学习、参考。因为我们杂志2009年有一个转变，从“中国当代艺术”到“华人当代艺术”，所以在视角和专业链接上，都和很多港台与海外杂志做了深度的项目合作和经验交流。

王南溟：杂志的风格是完全与编辑有关的，有一种编辑自己不从事批评，但能看得懂文章，有些编辑自己既是批评家也是编辑，这样可能会有自己的倾向，两种不同的编辑会编出两种不同的杂志，当然最没有编辑素质的是只知道名人而没有自己视角的编辑，那办出来的杂志肯定是一本发烧友的杂志，我要说的是杂志编辑是批评家的策划人，是拿批评家当作材料完成作品的，就像策展人是拿艺术家为材料作作品的。当然，《艺术时代》还要通过杂志推出年轻批评家和艺术家，我们在这样努力。

纸媒如果做到了前沿性和经典性，那还是会有人阅读的。纸媒有它的特点，就是精选性和编辑的概念性，它是选择性的，所以它是编辑们的作品，关键在于把媒体当作品来做。然后才是杂志，这样的杂志才有生命力。

李璇：我觉得艺术媒体在这一整年的变化是非常大的，很多媒体倒下去，又有很多媒体站出来，有的是人马不变，易主换名称，有的是名称不变换人马。其实，我认为换来换去都是这些人，不管哪个媒体，稳定发展很重要。这既是对自己负责任，也是对艺术负责任。

我总结几个方面的建议：1，媒体从业人选择一个有长远眼光的投资人很重要，直接决定了媒体的稳定性。2，媒体人自身的整体素质的提高很重要，这包括职业素质，艺术素质等等。比如，现在从事艺术媒体工作者的专业背景、知识结构等都相对单一化，对好的艺术选题缺乏敏锐的观察与判断力。我们也同样存在这些问题。3，同行媒体之间的互动交流多些，有效的整合现有媒体资源，以和谐的状态进行市场运作。4，要保持一颗平常心，有媒体应有的责任心和公正性。

媒体作为舆论的导向，你们觉得艺术界还有哪些资源值得我们去关注和挖掘？

房方：去寻求中国当代艺术的未来方向，这是很重要的工作吧。

何金芳：艺术的公共教育问题。因为作品是否被欣赏、收藏，都是关乎整个国民素质的提升，而公共教育就是第一关。

盛葳：在某种意义上，突然火爆的艺术市场带来了艺术价值本体的危机，金融危机也许是一个让中国当代艺术家和媒体进行反省的机会。我想关注的学术问题有两种，一种是具有时间性的，可利用媒体对正在发生的艺术创作产生导向，譬如，我们做的“学术，在哪里？”就是这样的考虑；另一种是纯建设、纯研究的，譬如，我们做的“大起大落的艺术存在方式：1949-1976年的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就是这样的例子。我想作为艺术媒体，必须对得起自己，反过来讲，读者也会对你有一个评价。真正的关注学术研究和发展，不但是值得的，而且是必须的。

顾维洁：且走且看吧。

朱其：艺术界自身已经没有什么资源可以关注和挖掘了，现在我们需要更多的关注和研究中国的近现代艺术史，以及西方的当代艺术理论，如果做媒体还只是停留在“就当代论当代”，媒体根本没有能力引领潮流，只能是跟着艺术市场“起哄”。

董冰峰：我记得以前有个报道，大家普遍将杂志分为三类。

一种是只关注文本工作的杂志，我们且不论中国目前的批评处于哪种形态和实践功能中，但毕竟只会作用于本土，甚至于陷入到一种无谓的权益争斗中。但不管这里边的能量、深度、视野有多大，它的存在还是有必要的；但从严格意义上，如果脱离了实践层面，那么它的理论也会显得非常薄弱；还有一种就是完全按照市场规则在运作的杂志，时效性和娱乐性都很强。我认为我们处在中间层，从文本到实践，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

综合的视野、判断和不断被强化的艺术批评，肯定是未来影响最大的。如果在中国有越来越多这样具有综合知识经验和背景的人来在做批评、做策展、对艺术系统真正产生有影响力的事情的话，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国内很多批评家、策展人、艺术家的角色已经非常复杂了。像费大为、侯瀚如、高名潞等人都是美术史专业出身的，他们也在做策展的工作。1990年代以来，更多的艺术家也在自我组织策展，挑战单一现实。像西方的情况就更多，很多好的批评家、策展人也都是博物馆和美术馆的馆长，身兼数职。像法国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开始讨论批评家、策展人和艺术家三位一体的这个现象与作用。越来越多的艺术家完全可以颠覆、挑战批评的规则，现有的艺术批评也完全不能具体描述越来越新的创作形态，所以，现在也不存在所谓的界限和规则。如果你作为创作者的动机或者只停留在一个单一观念或形态本身的话，就严重缺乏这样一种判断和视野。

王南溟：对中国现、当代艺术史中不为人知道的艺术家和作品的重新研究是很重要的内容，这是写艺术史的基础。多关注个体和差异也很重要，那是批评克服宏大叙事的开始。有人老说我为什么不策划群展而策划个展，说个展影响不大，群展影响大。而我需要的正好相反，我策划个展的原因是要发现每个艺术家的差异点在哪里，而群展会把差异点抹掉，这个是我最不愿意做的。我不喜欢这种宏大叙事的展览。群展把每个艺术家都做得空空如也，这是现在策划的问题，《艺术时代》也是在不同的话题下作个案评论。

李璇：1、艺术的阵地与艺术的真谛：我们现有的媒体对当代艺术的过分热爱和吹捧应该告一段落，所谓当代应该是当下，而不是充斥着概念与噱头的作品，传统绘画及经典油画也应该在我们关注的范围之内；艺术的本质还是应该建立在生活中的真善美之上，所以不应该有阵地之界限，只要能折射生活就是艺术的精品。接下来我们可能会更多的关注一些中间地带，涉及更多的绘画边缘领域。

2、艺术该怎样去影响生活？ 这是艺术实现价值的途径问题。把艺术还原给生活。现在的各个领域和艺术品的互相渗透，在选购艺术品的过程中间什么样的东西会受大众欢迎可能是我们应该关心的问题。

贵刊明年有什么新的规划？在选题策划和栏目设置方面。

房方：《HI艺术》即将全新改版。并且春节前要开通它的网站，建立一个前所未有的当代艺术互动社区。它借鉴了开心网和豆瓣网的模式。在用户体验方面，绝对不同于以往的艺术网站。我在十年前就开始关心艺术与网络的关系，大学毕业论文就是这方面的选题，积攒了十年的愿望，希望将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呈现。

何金芳：明年会有一个论坛和提名展要做，任重而道远呀，大家一起努力！在选题方面，会在新媒体方面增加分量。

盛葳：《缪斯艺术》在框架和内容上已经很稳定，明年，一方面会加强对信息的筛选，并通过有机的方式将不同的信息组织成专题，进行深入的评论和报道；另一方面，在发行和增强导向方面也会有更多努力。

顾维洁：酝酿中。

朱其：现在没有什么新的规划，正在谈一个新的投资合作，如果明年没有投资，也许会停刊。

董冰峰：我们杂志会继续改版和加厚到两百页，重点栏目不变。《当代艺术与投资》会继续加强和西方重要学术机构、研究力量和艺术杂志的合作；《艺术与投资》会集中聚焦艺术市场的分析，投资指南和鉴赏类的内容比例会减少。明年我们具体的工作，比如，第一期我们会做一个对2009年中国当代艺术的盘点工作，请很多重要的批评家和学者发表观点。然后我们会关注深圳香港的建筑双年展，我们认为这个项目不仅仅是关注建筑本身，而是更开放和多层次的研究；荷兰一个基金会主办的关于策展的研究项目和会议，我们也会持续关注；还有一些合作项目我们正在洽谈中。“纸上美术馆”，一名艺术家和一名策展人合作的纸本视觉研究的展示模式会是工作重点，2010年会呈现更多精彩的讨论。

王南溟：想强化短评，但缺短评作者。短评是最直接介入艺术现状的一种方式，明年的重点还有对批评家的文本分析。大家只知道谁是批评家，但说到这个批评家到底写了什么文章，主要的观点是什么，大家都说不清楚。《艺术时代》把批评家的文本作为评论对象，梳理出这些批评史上的关键问题。我称这个内容是打开批评家的胸部给大家看。我们也希望能看到这方面的精彩文章。还想讨论2000年以来的新一代艺术家的作品，从艺术史的角度来看这些艺术家与上个世纪的艺术家到底构成了一种什么关系，这些都需要量化调查和分析的，田野调查和一事一议，都是我在强调的作风，而大概括，大描述，大议论，容易把艺术评论搞空掉，但今天的评论恰恰都在大概括、大描述、大议论。

李璇：我们更多的会考虑到的做一些大型的艺术项目，来整体的带动我们的杂志，网站，空间同步发展。关于选题，会从学术的深度上和历史价值上做更大的努力。关于栏目，我们会根据领域的不断拓展而日益丰富。《ART概》这个“概”就是要概括到诸多领域以及生活的角角落落。在具体的专题策划上，明年我们将会更多的将关注点放在北京之外其他地区的艺术生态，对“地域性”、“群落”等现象进行讨论分析等。在小的栏目设置上，也将开设在当代艺术圈比较“冷门”的栏目，比如对“小画种”的关注。而且在“名家”栏目的基础上也会加大对“个案”的梳理和研究。

如果抛开一切的现实不谈，请描绘下你心目中理想的媒体构架？

房方：我是一个抛不开现实的人，要我抛开现实，我就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从创刊至今，《HI艺术》一直在针对现实做工作，瞄准的就是中国当代艺术的现实，针对它全部的优与全部的劣，这必须是我们长期不变的立足点。即便是对未来的预见，也都是从现实出发的。作为一个媒体生意，《HI艺术》也离不开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大背景，这些都是现实，从去申请公司执照那天开始就是如此。一个理想的媒体架构不是我能想的问题，也许这是研究媒体进化史的人去研究的问题，我能做到的就是不断优化《HI艺术》的方方面面，以回应不断变化着的现实状况，并且使自己保持领先。我真的不能奢谈理想，所有的理想状态，都是围绕着现实一步步夯实之后才赢得的。

何金芳：定位明确，分工明确，各司其职，资源共享。

盛葳：就像我上面说的一样，各种高质量的特色鲜明的艺术媒体是我们需要的。我们需要跟艺术市场没有任何关系的纯学术、纯研究媒体，譬如OCTORBER，这样的精英媒体受众小，但却能真正从根上促进文化艺术的发展；我们也需要资讯类的杂志，譬如ART OCAUTION，无论是展览资讯还是市场资讯，都需要被严格的挑选、整理、评论和报道，但目前我们的媒体都还处于初加工状态；我们还需要几本真正高质量的综合性艺术媒体，它能够对当代艺术的趋势作出良好的选择和判断，并对当代艺术产生导向作用……事实上，我们需要的东西太多，很多艺术家和批评家都在谈，现在的艺术媒体太多了，都看不完，但是，我们的媒体太缺乏质量，也缺乏专业精神。就理想的状态而言，我认为上面说的实现一种高质量的“媒体生态”是理想的状态。

顾维洁：未来的平面媒体是奢侈品。坚持做奢侈品，就是理想了。

朱其：理想的媒体架构当然是由基金会赞助，并走向国际化。如果物质条件具备，我相信中国人能做出一流的国际艺术杂志。

董冰峰：我个人最喜欢的艺术杂志是《FLASH ART》，“全球领先艺术杂志”是他们的口号，确实他们做到了这一点，在中文艺术媒体领域，这是我们一直努力的目标。

李璇：一、很强的专业学术选题策划团队，战斗力极强的市场品牌推广团队，高品质艺术活动的策划团队。这三者能和谐共进，是理想的作业模式；

二、能把艺术这个阳春白雪的精神粮食与各种文化艺术产业相结合引导大众的生活，低调、朴素、永远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