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莱门特·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 1909-1994）是20世纪下半叶美国最重要的艺术批评家，也许是该时期整个西方最重要的艺术批评家之一。他被说成是美国“抽象表现主义”的主要发言人，正是他，使得波洛克（Pollock）、罗斯科（Rothko）等美国本土或移民画家的名声登上了世界舞台。由于他的主要观点代表了现代主义艺术理论的法典化，他便成了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分水岭。几乎所有同情或支持现代主义的人都为他辩护，与此同时，几乎所有的后现代主义者都首先将批评的矛头指向他。著有《艺术与文化》、《朴素的美学》、《格林伯格艺术批评文集》（1-4卷）等。

格林伯格1909年1月16日生于纽约城的布隆克斯（the Bronx），是家里三弟兄中的老大，父亲是一个杂货店老板。1914年他们移居弗吉尼亚州的诺弗克（Norfolk）。6年后，格林伯格一家又回到纽约，这一次定居于布鲁克林区，他父亲则成为一名制造商。

格林伯格毕业于公立中学，并于1930年从萨拉库斯大学获得文学士学位。他毕业后找不到工作，于是自学了德语、意大利语、法语及拉丁语。1933年起，他与父亲一起干起了纺织品批发业务，但克莱门特1935年就辞职不干了。翌年，格林伯格开始供职于联邦政府，起初是在民政委员会（the Civil Service Commission），1937年转至纽约港的海关检查部门（the Appraiser’s Division of the Customs Service）。后面这个职位使他有空闲成为一个散文作家。1939年，格林伯格发表了第一篇评论文章，是对德国戏剧大师布莱希特（Brecht）的话剧《穷人的一便士》（A Penny for the Poor）的评论。从此以后，他开始了长达50年的文艺评论生涯。

40年代是格林伯格最活跃的时期。从1940年到1942年，他是《党派评论》（Partisan Review）编辑。在42年至49年间，他定期为《国家》（Nation）杂志撰写艺评。1944年，他接受了《当代犹太人档案》（Contemporary Jewish Record）执行总编之职。当这家杂志被《评论》（Commentary）杂志收购后，格氏被任命为助理编辑，他在这个任上一直干到1957年。

直到1941年，格林伯格的批评主要限于文学。同年5月份，他在《国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克利（Paul Klee）的文章，从此开始涉足艺术批评。但他的艺术观与方法论却早就成熟于两篇理论性文章。它们就是前些年发表于《党派评论》的《前卫与庸俗》（“The Avant Garde and Kitsch”, 1939）以及《走向更新的拉奥孔》（“Towards a Newer Laocoon”, 1940）

在《前卫与庸俗》这篇论文里，格林伯格声称前卫的或现代主义的艺术是拒斥资本主义文化工业产品的手段。他用Kitsch来形容这种消费主义的庸俗艺术（按：Kitsch这个德语词，原意是“垃圾”，后来用来形容那些多愁善感的、赚人眼泪的通俗剧等趣味低下的艺术品，因此也有译为“媚俗”或“媚俗艺术”的。但在中文里，“媚俗”一词更多地伴随着捷克作家昆德拉的名字出现，带有昆德拉赋予它的太多的哲学与政治意味，因此本人将格林伯格的Kitsch直截了当地译为“庸俗”或“庸俗艺术”。）而前卫艺术，跟现代哲学一样，探索我们经验和理解世界的那些条件。它并不单纯提供有关世界的信息，就像那些精确地描绘世界表面现象的方法所做的那样。

《前卫与庸俗》部分地也是对纳粹德国与苏联捣毁和抑制现代主义艺术，却代之以“雅利安艺术”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国家艺术的一种反应，因此带有当时鲜明的自由左派的政治动机。但是，与当时世界各国的进步知识分子或多或少都倾向于左翼一样，格林伯格的这一政治关怀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同时，现代知识分子的这种政治关怀，也不能被解读成艺术要直接为政治服务这样一种更为机械的论点。没有比这种类推更荒谬的事了！波德莱尔以来，杰出的现代主义者都坚持一定的党派立场，然而，他们当中几乎没有一个会认为直接受命于政治的艺术会是好艺术。这就是政治关切与艺术自主之间的紧张关系的命题，在理解全部现代主义叙事与理论中是如此重要的原因所在（关于现代主义的党派性，以及自主艺术与现实关怀之间的紧张关系的论述，详见拙作《什么是现代主义？》，载《20世纪艺术批评》，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3-51页）。因此，没有什么比认为格林伯格的党派立场决定了他是一种国家政策的御用文人的幼稚想法，距离事实更远的东西了！因为，格林伯格批评生涯的出发点及其最终归宿，都在于坚持艺术家的社会关怀及其审美自主之间的紧张关系。

确切地讲，格林伯格的艺术观，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与包豪斯美学的某种辩证法。格林伯格将庸俗艺术的起源追溯到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社会分化，文化普及的兴起以及廉价艺术品市场的诞生。他不仅将纳粹德国及前苏联的官方艺术，而且还将美国式资本主义的大宗文化艺术产品，都归入庸俗艺术。

在格林伯格看来，对庸俗艺术的拒斥，倒过来要求对高级艺术的坚决捍卫。不过他心目中有一个高级艺术的特别模式。格林伯格是在美国一个相当混乱的艺术时期写作该文的，当时在美国有四个主要的艺术运动：“美国场景运动”（“American-scene”）、社会现实主义（social realists）、受立体派影响的美国抽象艺术（“American Abstract Artists”）以及超现实主义（Surrealism，从未在美国生根，但由于不少欧洲超现实主义艺术家的到来，也颇见势力）。

格林伯格对前二者没有兴趣；对他来说，他们基本上是为政治服务的庸俗艺术。他也看不起超现实主义，他认为，超现实主义是向绘画的虚构观念（通往想象世界的一扇窗户）的倒退。在进入40年代时，人们还不清楚现代主义绘画的主渠道会导向超现实主义还是抽象。格林伯格持续不断的、有时候甚至是好斗的论辩，在使当时的思想观念偏离前者而走向后者方面，扮演了关键角色。

格林伯格的早期思想深受马克思（Karl Marx）和霍夫曼（Hans Hofmann）的影响。格氏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使他对前卫艺术发生了兴趣，因为前卫艺术暗示着，抽象是一种革命的形式，远离美国叙事性绘画的流行趣味。但对格林伯格来说，更重要的影响来自德国艺术家与美术教育家汉斯·霍夫曼。1938年至39年间，格林伯格参加了霍夫曼的夜校。在那里，霍夫曼强调了绘画的形式质量——扁平画布上的色彩、线条、平面及各种形状的“推-拉关系”。在格氏40与50年代的批评中，他发展了这些观念，将它们锻造成一种独特的批评工具。

40年代中叶，格林伯格是第一个支持纽约画派的抽象艺术家如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威廉·德·库宁（Willem de Kooning）、罗伯特·马瑟韦尔（Robert Motherwell）及大卫·史密斯（David Smith）的人。其时，不要说美国民众尚未认识到这些前卫艺术家的意义，就是极大多数美国批评家也都不认为这些纽约艺术家有什么重要性。只有极少数批评家支持这批艺术家，格林伯格是他们当中最坚决的一位。请读者留意这一历史时刻，格林伯格支持美国抽象表现主义艺术家之时，冷战是否已经开始了？

1950年12月，格林伯格加入美国中情局（CIA）旗下的“美国文化自由委员会”（American Committee for Cultural Freedom），这是一个总部设在巴黎的“世界文化自由委员会”的分枝机构。这一史实，成了后人攻击他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御用政客这一不实之辞的主要来源。然而，迄今为止，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格林伯格的批评写作直接地受命于该委员会，或间接地受命于中情局，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作为美国当时最有影响的美术机构——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卷入了美国政府的冷战。那么，格林伯格之加入“美国文化自由委员会”该作何解释？格林伯格四卷本文集的编者奥布赖恩（O’Brian，他本人既不是格林伯格的赞美者，也不是格林伯格的诋毁者，而是较为客观、中立的学者）认为，这一举动只能被解释纽约左派知识分子普遍的政治转向的一种象征。对共产主义（它在现实中是以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出现的）普遍感到失望的这些左派知识分子（他们曾经是狂热的马克思主义者），只能通过这种“站队”的象征性举动来表明自己对自由的捍卫。

自从用法语写作的加拿大人赛尔热·居尔博特（Serge Guilbaut）《纽约如何盗窃现代艺术的观念》（How New York Stole the Idea of Modern Art, 1983）发表以来，美国的抽象表现主义艺术家们就饱受“冷战战士”（cold warrior）之饥，仿佛曾经无人理睬的前卫艺术家们，再度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然而，即便是这位带有强烈的法国文化沙文主义情绪的居尔博特先生，也还能在他的书里开宗明义指出：“我的意图并不是想要将这一前卫运动的艺术家们说成具有明确的政治动机，也不是想要暗示，他们的行为乃是某种阴谋的产物。”（Serge Guilbaut , How New York Stole the Idea of Modern Art: Abstract Expressionism, Freedom and the Cold War,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3, p.3）讽刺的是，后人不将这位始作俑者的观点篡改为阴谋论，是不会感到过瘾的。

上世纪末，主持过一项关于“美国中情局与文化冷战”的大规模调查工作的作者弗朗西丝·桑德斯（Frances Stonor Saunders），曾采访了1954至1961年间担任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馆长助理的瓦尔多·拉斯姆森（Waldo Rasmussen，1961年以后任馆长）。拉斯姆森告诉这位作者：

有一系列文章在讲现代艺术博物馆的国际展览计划与文化宣传间的关系；有些甚至暗示这一计划与中情局有关。由于我那几年正好在那儿工作，我能说，这彻头彻尾是假的。国际计划的重点是有关艺术的——它无关乎政治，无关乎宣传。事实上，对一家美国博物馆来说，避开文化宣传的暗示，是极其重要的；正是出于这一理由，跟美国大使馆或美国政府官员联系并不总是有利的，因为那会暗示这些展览意在宣传，而事实上它们却不是。（Frances Stonor Saunders, Who Paid the Piper? The CIA and the Cultural Cold War, London, Granta Books, 1999, p. 268）

末了，即使是这位竭力想要曝料的作者桑德斯小姐，也不得不承认：“没有初步的证据证明中情局与现代艺术博物馆之间有过正式协议。”（“There is no prima facie evidence for any formal agreement between the CIA and the Museum of Modern Art”, Ibid., p.264）然而，全世界的“憎恨学派”（借用哈洛德·布鲁姆［Harold Bloom］的用词）并不会就此罢休。桑德斯小姐就明目张胆地说：“事实上，它（按指正式协议）根本没有必要。”但是，正如美国学者阿尔温·桑德勒（Irving Sandler）指出的那样：对全世界的美国抽象表现主义及格林伯格的诋毁者而言，提供证据却有必要。（另一项反驳中情局推广美国抽象表现主义这一论点的、最为晚近的大规模调查工作是由大卫·考特［David Caute］做出的，见他的The Dancer Defects: The Struggle for Cultural Supremacy During the Cold Wa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那么，格林伯格本人是如何回应抽象表现主义是冷战的武器这一说法的？他说：

有大量这类屁话——说什么国务院支持美国艺术，那是冷战的一部分，如此等等。只有当美国艺术在国内与国际，主要是在巴黎，都已经成功之后，国务院才说，我们现在可以出口这类东西了。在这之前，他们根本不敢这么做。［而当他们这么做时］仗早已打胜了。（Robert Burstow, “On Art and Politics: A Recent Interview with Clement Greenberg,” Frieze, September-October 1994, p. 33.）

因此，与50年代其他著名的纽约知识分子一样，格林伯格有着明确的政治关切。但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政治关切不应当与他的政治行动混淆起来，更不应该因其政治不正确将其言论一概抹倒。（在“自由世界”与“极权主义”这种简单的二极对立——所谓的冷战思维——里，反其道而行之难道就正确吗？）中国有一个良好的治学传统，叫做“不因人废言”。然而，在现实中，人们往往通过揭示某人的政治动机（尤其是当这种政治动机与自己的政治立场不一样时），将其言论一笔勾销。

50年代，当纽约画派获得承认后，格林伯格批评的质量使得他声名显赫。他应邀组织展览，在黑山学院（Black Mountain College）、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贝宁顿学院（Bennington College）、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等地讲学。格林伯格继续深化其思想，继续写作艺评。他以简洁的文字，将对现代艺术史的指涉与他对绘画的形式特质的分析，以这样一种方式结合起来，以至于使上述艺术家的抽象作品，很容易为艺术批评家及学习艺术的学生们所理解。他的艺术批评，最大的特点就是对其艺术热情的那种完全个人的、充满了激情的阐述。1961年，他出版了评论文集《艺术与文化》（Art and Culture），对下一代批评家产生了重大影响。

60年代早期，格林伯格还发表了他最有影响的论文之一《现代主义绘画》（“Modernist Painting”）。此文勾勒出了一种形式主义理论。在其中，画家们对绘画的形式要素（特别是画面的平面性）压倒一切的关注，成了他读解现代艺术史的一条共同主线。从爱德华·马奈（Edouard Manet）到20世纪40与50年代的纽约画派的当代绘画，格林伯格追溯了一条持续地剥离主题材料、错觉与绘画空间的线索。由于其媒介的内在逻辑，画家们拒绝了叙事性，代之以绘画独一无二的形式品质。其中，他对现代主义的定义，被认为是迄今为止有关现代主义理论的最清晰的论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