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一些过来人回忆，北京地下先锋文学艺术社团，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初出现的“X诗社” [1] 。他们是以郭世英、张鹤慈和牟敦白等人构成的一个小团体，而这个小团体的灵魂人物就是郭沫若的六公子郭世英（1942--1968）。长期以来，对于“X诗社”当年的活动状况，外界公布很少，目前只能依据其成员牟敦白的一些零星回忆。据牟敦白回忆，郭世英是个很深沉的人，“有一种俄国文学作品中常描绘的冷漠贵族的神态。”[2]但是，虽然郭世英门第高贵、家世显赫，却对年少的牟敦白非常真诚，也非常热情，以至于牟敦白将他看成是自己“最早的启蒙者之一”。那么，郭世英又是怎样启蒙于牟敦白的呢？牟敦白这样回忆道：

1962-1963年，郭世英住在北大，我住一〇一中，相距不远，骑车十分钟可见面。但是他却喜欢写信，因之我们之间有若干书信往来。他问我除了他父亲的著作，我还喜欢哪些作家。我复函中说，我看海明威、格拉罕·格林、高尔基的书，前两位作家，我完全无师自通地热爱，当时我不知道他们是世界文坛举足轻重的巨人。郭世英显然也喜欢这两位作家，可谓“英雄所见略同”。他向我推荐，并借给我几本书，其中有俄国作家阿尔志跋缓夫的《工人绥惠略夫》，俄国作家安德莱耶夫的短篇小说，以及易卜生的《娜拉》。当时我们生活在一种自欺欺人的贫乏环境中，我看了俄国作家的书后，那些抑郁、沉闷和痛苦和作品深深震撼了我。[3]

牟敦白文中提到的这些书籍，大都是当年出版的专供高级领导与高级知识分子内部参考的“灰皮书”与“ 黄皮书”。作为郭沫若的公子，郭世英对这些内参自然是拥有先睹为快的特权。这种特殊的家庭背景，使他们能够获得更大的知识面和更多的信息量，因而也更容易在比较中看到现实社会存在的问题。郭世英组织所谓“X诗社”，与当时的社会主流唱对台戏，正在于他的思想已经提前觉悟。这就像潘多拉的魔盒，一旦打开就再也收不回去。郭世英的意识出走之后，不仅对当时的文艺政策不满，甚至对自己的父亲也表示过怀疑。有一次，他指着自己父亲的背影不无讽刺地对牟敦白说：“这就是你崇拜的大偶像，装饰这个社会最大的文化屏风。”[4]

郭世英对自己的父亲郭沫若的怀疑与反叛，某种意义上恰恰是继承了他父亲的衣钵，根源上都是得益于西方文艺思想的启蒙。在中国的传统社会结构里，以儒家伦理作为宗法制度的维系，固化为一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道德框架，是不可能让郭世英萌生“审父”的意识，进而无情地审判起自己的父辈文化的。但是，在西方的文艺传统中，“弒父”却是一个根深蒂固的情结。像俄犹浦斯王“弒父娶母”的古老传说，作为一出命运悲剧的经典，早就埋伏在了西方文艺史的创作源头。文艺复兴时期，莎士比亚创作的《哈姆雷特》，与《俄狄浦斯王》也是出自于同一个根源。可以这么说，“弒父”作为一种历史的推动情结，不仅只是反映在西方的文艺作品里，而且作为一种悲剧意识的超越，也体现在了他们的时代观念与历史意识中。十九世纪中叶以来，由于被动挨打的局面，促使中国人开始反思自己的传统，不得已走上了西学东渐之路。从张之洞有所保留地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发展到陈独秀等人要彻底打倒传统，创办《青年》杂志，中国人在向西方的学习过程，也是由浅入深，由远至近，最终导致了拿西方价值来“重估自己的一切价值标准”(套用尼采语)。陈独秀早在1915年《青年》杂志的创刊号上就曾经作《敬告青年》一文，从西方的进化论角度这样告诫国人：

窃从少年老成，中国称人之语也；年长而勿衰（Keep young while growing old），英、美人相勖之辞也：此亦东西民族涉及想不同现象趋异之一端欤？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与细胞充塞人身则人身死；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5]

三年之后，他又在更名后的《新青年》杂志作《偶像破坏论》一文，大声疾呼：

破坏！破坏偶像！破坏虚伪的偶像！吾人信仰，当以真实的合理的为标准；宗教上、政治上、道德上自古相传的虚荣欺人不合理的信仰，都算是偶像，都应该破坏！此等虚伪的偶像不破坏，宇宙间实在的真理和吾人心坎儿里彻底的信仰永远不能合一。[6]

这就是“打倒孔家店”的时代背景，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前奏。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个思想前奏的索引，中国人开始取用西方的“弒父情结”，并将其转换为一种对传统的革命激情，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浪潮。郭世英的父亲郭沫若，正是在那个时代浪潮中脱颖而出的。尽管他没有直接参与“五四”，也不曾加入陈独秀他们的《新青年》写作队伍，但他后来之所以能够成为新中国的一个文化偶像，还是因为与成仿吾、郁达夫等人在那一时期组织过先锋文艺团体“创造社”，在铲除旧的文化神话中同样立下过汗马功劳。事实上，早在1920年，郭沫若就发表了他的白话新诗《凤凰涅槃》，诗中所洋溢出来的新生意向，无不渗透着西方文化中的那种“弒父情结”，即对父辈文化的超越与扬弃。且让我们在这里抄录其中的一小段：

哈哈，凤凰！凤凰！

你们枉为这会中的灵长！

你们死了吗？你们化了吗？

从今后该我为空界的霸王！

哈哈，凤凰！凤凰！

你们枉为这禽中的灵长！

你们死了吗？你们死了吗？

从今后请看我花翎上的威光！[7]

文学史家们对郭沫若发表于1920年的这首白话新诗《凤凰涅槃》，早已经有公论，他们认为：

《凤凰涅槃》是一首庄严的时代颂歌，充满彻底反叛的精神和对光明新世界的热切向往……凤凰自焚，象征着对旧世界的彻底否定；凤凰更生，象征着新世界的诞生。[8]

革命者被革命，一如控诉者被控诉，都有一个内在的因果。文化大革命期间，“红卫兵”小将们举着造反有理的大旗揪斗老干部，又为偿不是对这些老干部当年闹革命的一种精神继承呢？！悲剧一再上演，不是人们丧失了理性，而是社会没有提供理性的存在位置。所以，郭世英在文化意识上的“审父”，远远敌不过暴民的杀戮，结果是控诉者再度被控诉，革命者再度被革命，酿成了震撼人心的历史悲剧。据说，郭世英最终还是死在红卫兵手里，时间是1968年4月26日清晨，地点是在他后来就读的北京农业大学。有人这样描述了他死时的惨状：

他被四肢捆绑在椅子上，轮番批斗，连续三天三夜，受尽人身凌辱。然后，人反绑着从关押他的房间，一个三层楼上的窗口中，“飞”了出来……肝脑涂地，血染红了楼前的土地，死时年仅26岁。[9]

郭世英的死，成了解放以后地下文艺活动的第一桩血案。他作为这段历史中的最早殉道者，在生命遭遇和人生选择上，与第一御用文人的父亲郭沫若构成如此截然不同的对比，值得后人深思。郭沫若当初闻知儿子死讯时的心情，现在已经无处可考。据说，之后的郭沫若在案头一直摆着郭世英的一件遗物----一本日记本。也许在郭沫若的心中，六儿子郭世英的死，也曾带给过他灵魂深处的一些拷问吧。

与“X诗社”几乎同时出现在北京的地下文艺社团，还有一个名为“太阳纵队” [10]的文学艺术沙龙。其核心人物是著名艺术家张仃的哲嗣张郎郎（1943----），外围成员有：袁运生、丁绍光、张士彦、巫鸿、吴尔鹿、张久兴、张新华、张振州、杨孝敏、董沙贝、甘恢理、于植信、张润峰、周七月、张寥寥、王东白、陈乔乔、耿军、鄔枫、蒋定粤、张大伟、郭路生（食指）以及同时卷入“X诗社” 和“太阳纵队”的牟敦白等。从参与人员的名单上看，“太阳纵队”要比“X诗社”触及面更大，范围更广。比如袁运生、丁绍光、张士彦是画家，张郎郎和巫鸿是学者，郭路生和牟敦白为诗人和作家……而且据其组织者张郎郎回忆，他们沙龙的活动时间也较长，从1962年底一直持续到1966年。当然，“太阳纵队”也没有幸免于文化大革命，后来的命运还是跟“X诗社”一样。郭世英死后，“X诗社”的张鹤慈和牟敦白相继被捕，张郎郎也褴铛入狱，并被判处死刑，虽然因为周恩来写了“留下活口”四个字才得以保住性命，但还是因此坐了整整十年大牢[11]。文化大革命之前的北京地下文艺社团，就是这样在惨烈和悲痛中宣告结束。

尽管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到来，北京早期的这些地下文艺活动被迫终止，但他们植下的自由思想之种，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随同红卫兵的串连与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撒播到了中国的四面八方。这里有必要提到诗人食指，即曾经参与过“太阳纵队”交流活动的郭路生。因为正是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未曾间断的独立创作，才保住了北京那些地下文艺沙龙燃烧起来的星火，并由此照亮过黑暗中许多困顿的人生。郭路生，1948年11月生于山东朝城（位于黄河北岸，河北、河南、山东三省交界处），因为母亲是在行军途中生下的他，故而得名路生。“食指”是郭路生1978年之后发表作品时为自己取的笔名，我们这里还是采用他的笔名来述说，以便更多人对照他的作品去慢慢了解。虽然食指也同属于北京的“高干子弟”，但他却有着强烈而健康的平民思想，这可能是他的诗作“能够闪电般眩目地突破X诗社和太阳纵队的求索者们极其狭窄病态的青年贵族圈子，楔入时代，以‘文革’中特有的手抄本文学的形式广为流传” （廖亦武语）的原因。大概从1964年以后，食指就跟“X诗社”和“太阳纵队”的成员，比如牟敦平、张郎郎、郭世英、王东白、甘恢理、郭大勋、黄沙贝等人开始接触，但那时候思想交流多于生命体验，食指还没有形成自己的创作观点。食指创作观点的形成，应该说完全是因为文化大革命的触动。正是这种源自生命主体对时代客体的感悟，使他后来真正越出了沙龙那个狭小圈子的局限，走向了更为广阔的天空。在谈到自己最初创作的《鱼儿三部曲》时，食指这样回忆道：

那是1967年末1968年初的冰封雪冻之际，有一回我去农大附中途经一片农田，旁边有一条沟不叫沟、河不像河的水流，两岸已冻了冰，只有中间一条瘦瘦的流水，一下子触动了我的心灵。因当时红卫兵运动受挫，大家心情都十分不好，这一景象使我联想到见不到阳光的冰层之下，鱼儿（即我们）是怎样地生活。于是有了《鱼儿三部曲》的第一部。[12]

食指的这种创作体会，从生命的感受出发，剥离开早期受书本的一些影响，不仅使他的语言贴近了时代，也使他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民间诗人。1967至1968年，食指创作了大量诗歌，直至1968年底，他被卷入上山下乡运动之前，实际上已经完成了《相信未来》、《烟》、《酒》、《海洋三部曲》等经典名篇。1968年底，食指去了山西的杏花村插队，在离开北京火车站的那一瞬间，他有感于告别时的镇痛，又创作了那首感人肺腑的《这里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不过，真正使食指博得盛名的还不是这首，而是被千千万万知青们用手抄本形式不断传播的《相信未来》。全诗内容如下：

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

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露水，

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

我依然固执地用凝霜的枯藤，

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

我要用手指那涌向天边的排浪，

我要用手掌那托住太阳的大海，

摇曳着曙光那枝温暖漂亮的笔杆，

用孩子的笔体写下：相信未来。

我之所以坚定地相信未来，

是我相信未来人们的眼睛----

她有拨开历史风尘的睫毛，

她有看透岁月篇章的瞳孔。

不管人们对于我们腐烂的皮肉，

那些迷途的惆怅，失败的痛苦，

是寄予感动的热泪，深切的同情，

还是给以轻蔑的微笑，辛辣的嘲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