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左小祖咒老戴着顶礼帽？因为他的头皮被打掉了一块儿。

那是1993年夏天，左小祖咒跟人喝了几瓶二锅头，他的朋友想在小摊上想顺包烟，可左小祖咒被烟摊摊主给了一闷棍。这段往事是认识他快20年的老朋友艾丹讲的。难道就因为这个戴礼帽啊？“当然，头皮都掉了，他恨不能戴钢盔！”那时候他贫穷、绝望、也挺不管不顾，一到艾丹家就站在他们家煤堆上撒尿，把艾丹的妈妈气得够戗。

很多年都没有提过这一段了。左小祖咒把帽子摘了，低下头，用手摸索寻找那个位置，现在那头黑发非常茂密，还蛮柔顺，已经没有任何异常。这件事给了他两个教训：打头没出血比打出血要厉害得多；再也不喝二锅头了，一见到那红标小玻璃瓶都害怕。

这顶礼帽，区分了文艺青年左小祖咒与“忧伤的老板”左小祖咒。

他被冠以摇滚师、诗人、当代艺术家称号，总的来说，他将自己概括为“忧伤的老板”。他的音乐仍在表达无助、麻木与痛楚，却用名牌服装和缤纷包装勾兑出售，都上流行音乐排行榜了，也不介意与周杰伦或曾轶可相提并论；他写下忧伤敏锐的词句，但是绝对恨死文雅高贵，因为那意味着退却；他因为“当代艺术家”的身份获得利益，与资本眉来眼去，可连他自己他都骂，骂当代艺术是场骗局，当代艺术家为包工头；他敏感而内省，又世故且周到……

想当然地将他归为“中产阶级”，他还不同意：“中产阶级是墙头草，太没有原则！”。身为偶像，他扮演了暴烈、有着强烈倾向的无产者；他又向往并开始体会有产阶层的生活，做老板，像“皮尔·卡丹”那样把“左小·祖咒”搞上市。

他身上充溢着双重性，是领会这个时代复杂感受的皎皎者，他就是个弄潮儿啊。

“与其说非常贫穷和非常美丽是艺术成就，不如说它们是道德缺陷”，雷蒙德·钱德勒对消费时代艺术家的判断在左小祖咒身上实现了。他可以接纳假神，又让他们顺从他的意愿；他可以遵循定律，却迫使它们造出少有人想到的东西。他出身卑微，也曾游走街头，他要混出个摸样，因为他不愿死在墙角旮旯里。他与更多久经世故的家伙有所区别——他的才华，他的诚实，他的生命力，他始终在追逐的尊严。目前来看，成功并没有挫败他。

尊敬

左小祖咒浑身酒气，沉浸在前一天的宿醉中。那是从江阴到无锡机场的一辆小车后座，左小祖咒坐在我左边，黑大春坐在我右边。黑大春已经相当老了。这位50岁的“圆明园派”诗人有一股落寞的神气，他感慨自己有如时间的移民，“祖国的陌生人”，不过他气色不错，谈兴上佳，无一句不有出处，引用了荷尔德林、兰波、老子……。他忽然背诵起美国女诗人格吕克的一句诗：“一整天我尝试把欲望/和需要分开……”“把欲望和需要分开！”他又重复了一次，之后望向窗外，给出留白以供回味。就在那段留白即将结束的当口，左小祖咒开口了：“对，从女人身上爬下来之后，才会想起找杯水喝。”

他们刚参加完“江阴三月三诗歌节”。那是场被强行拼贴在一起的杂烩。如果单看雄壮的“江阴大剧院”，前排就座的市领导，备好了瓜子准备观看一场联欢晚会的市民，还有那位语调铿锵的女主持人（她最喜欢串词是：感谢这位诗人，让我们领悟了很多人生哲理！），会感到这将是场胜利的大会、和谐的大会。可台上嘉宾除了上述两位，还包括诗人杨小滨、周云蓬、吴吞、小河和李铁桥等，他们并不擅长撒娇或歌颂，他们更愿意挑衅或激怒。他们站在炽烈灯光下吟诵“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简直太不和谐了。

古典范儿的文人感慨我们总是做着“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信念，要么功利。要么灵，要么肉。要么科学的春天，要么权钱的炎夏。要么纯真而无知，要么成熟而世故。”天可怜见，它们被强行牵扯在一起时更加荒诞。

左小祖咒隐而不发。他站在后排发短信，调音师是跟随他多年的乐手，他提醒，声儿太小了。可前排领导嫌摇滚乐声音太大，命其调小。有那么一段时间，音量起伏不定。后来，他发出一声大吼，把个一家三口吓了一跳，中间的胖小子都快哭了。以为他要搞一把，胡闹一把，把场子给砸了，可他又不动声色起来。他代替诗人食指，从市委宣传部的领导手里领取了年度诗人的证书。他又用歪歪扭扭的语调朗诵了歌词《尊敬》：

掌权者不哭泣怎么赢得人民

掌权者不哭泣怎么赢得人民

当嘲笑你的人开始为你念诗

“一个人要抬多少次头才看到蓝天？”

你即刻学会说套用的蹩脚诗：

一个人要哭多少次才能感到不委屈……

“要有角色扮演精神”，在他还是穷小子时就这样说，周围的弟兄嘲笑他，饭都吃不饱呢，还角色扮演。他不仅一直在扮演，还相当努力——这一次，他扮演的是语言锋利而行为柔软的诗人。当然他也扮演过“当代艺术家”，在艺术展开幕酒会上，用力与艺术推手、拍卖行经纪人、艺术记者干杯，给他们结实的拥抱，握着他们的手送到门口，还鞠了躬。他最经常扮演“摇滚师”，在舞台上，背景霞光万道，他伫立中央，后身甩出一行大字“世界银行行长”，你要华丽就给你华丽，你要癫狂就给你癫狂，音乐勾兑出售。当他办了家宴扮演“男主人”时，会惆怅地对来客说：“我还是混得不够好啊！我要能当上总统，就用大奔一个一个接送你们。”

角色扮演的左小祖咒极为认真，特别诚挚，为了区区小事就竭尽全力的劲头非常感人；他又是紧绷而警惕的，不能容许任何一个角落被忽略而有失了周到。“我非常明白别人的需要，我具有服务意识，我要让你们满意。”

“你知道吗？我从20多岁起，就特别需要人的尊敬。”在角色扮演的另一端，他要的是尊敬。那种尊敬是与兄弟们喝多了酒撒酒疯把饭馆砸了能有钱赔上，而不是衣衫不整胸前沾满了灰被抓到警局里去。角色扮演与追求尊敬，就像弹簧的两端，左小祖咒在中间游刃有余，既不过分谦卑，也不妄自尊大。

“聪明的人像左小祖咒这种，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跟贵族也能打交道，跟农民也能玩到一起，只要他愿意都可以。这种人是聪明的，有些人不智慧，不聪明，他只是在一个状态中才能游刃有余。往往这种人不丰满，像块木头板子一样。”艾丹评价说。

夜晚的江阴春风沉醉，诗人和摇滚乐手统统喝大。左小祖咒又尽职尽责扮演起“衣锦还乡者”的角色。本地诗人频频敬酒，他与他们表演着他乡遇故知的戏码，肯定是不喝二锅头了，就把葡萄酒像二锅头那样一饮而尽。忽然有一位诗人开始哼唱《乌兰巴托的夜》，附和的人越来越多，演变为集体大合唱。

2005年，左小祖咒在北京君王府大办婚宴，参加的人都叹：太俗气了！新娘子穿红戴绿，他也穿起了长袍马褂。为了让老丈人老丈母娘高兴，那一天，他唱了《乌兰巴托的夜》。他所追求的尊敬，也以另外的方式实现——喝大以前，他将一沓钱交给一个小兄弟，叮嘱说，如果有人撒酒疯把场子砸了，就拿这些钱赔上。

这一次，《乌兰巴托的夜》是如此婉转和深情，诗人们好象要借此拨开挡在他们面前的重重迷雾，激奋地、高昂地唱这首歌，既宣泄着压抑之情，又对左小祖咒施以赞美。他满足吗？可在那身甜腻的荧光蓝绒面西服映衬下，他羞怯得脸色通红，也不失侠气，有那么一阵子，好像还有一丝儿狗尾巴草随风飘荡的神色。他迅速把自己喝大，忘记了角色扮演这回事，连减肥都忘了，手抓着鱼和肉往嘴里塞，再用油手揽住妻子小莉的肩膀，亲她，哼唱着：“小莉啊谢谢你借给我钱花……”

忽悠，忽悠
2001年-2003年，左小祖咒从北京消失了。

30出头的左小祖咒住在青岛，每天大致过着这样的生活：从家里出来，在附近的花市溜溜达达，海风轻拂，远处也看得到教堂，人们脸上洋溢着安详与宁静，竟然从来没有人打架。他感到满意，远离了北京的焦躁与市侩——那里传言已经出过两张唱片他的发财了，都开大奔了，每天嚷着喝大酒、吹牛逼、他要不请客还不高兴。那正是所谓“中国地下摇滚泡沫破灭”的转折期，到处充斥着“不正之风”，不讲技术，谈感觉，这让左小祖咒很生气——要说感觉，兄弟，我也有感觉啊。某个青岛最平常的一天，忽然有一个声音对他说：“创作从来没有让你难受，可是钱，总是让你难受啊！”这让他又惊慌又兴奋，假期结束了。

2005年发行的专辑《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大部分在青岛创作，定价150元一张，把制作人方无行吓着了。左小祖咒算一笔帐，如果要收支平衡，必须定这个价。搞地下摇滚的都知道，坚持是一回事，每发一张片不亏钱又是更要命的另一回事。这里也有他的“深思熟虑”：“我的歌迷都是仍保有浪漫情怀的成年人，他们有更复杂的理解力、感受力和消费力。”这些唱片要直达他们手中，“瞬间抵达指定位置”。2005年正逢全世界将中国奉为“金砖国”，觊觎着这片暴富国土的奢侈品市场，全球唱片业也受网络冲击陷入僵局，150元的唱片正巧成了首屈一指的奢侈品。媒体被刺激得纷纷尖叫，大力跟进，左小祖咒以“媒体红人”的面目重回摇滚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