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吴冠中先生的离去，我们这个时代的艺术在落寞上又凭添了几多寂寥。先生是否可以用大家、大师来相称，我说不好。为什么？一说就错。相对而言，先生在中国美术史30年间的艺术成就与个人影响是不需要争论的客观存在——你我谁都抹杀不掉！站在这个角度来称先生为大家、大师是无可厚非的。

在这个时间来谈这样的问题不免令现实时光中的人们有些恼怒：你究竟什么意思！？我想对于天堂中的先生，对于满具风骨、坚持独立的吴冠中先生可能会给予我发表看法的机会：小伙子,你想说就说吧！但你一定要对起你自己的良心；只要你是在像我一样谈你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只要你遵循“错有错的依据、对有对的理由”才行。

对于吴冠中先生及其艺术，我多说实在是不合时宜的没必要。因见到水天中先生所写《中国现代绘画史上的吴冠中》 一文，我的口连同我的笔不得不动了！文中的许多论述我表示赞同，但在关键的两点上我需要单方面与未曾有过任何纠结、干戈的水天中先生商榷一下。

1、“吴冠中没有前一代知识分子所热切关注的宏大文化策略，但在艺术本体的思考方面比前一代要深入得多，不但超出康有为、徐悲鸿、林风眠那一代，而且超出同时代的其他画家。”我不能苟同！康有为先生虽于书法颇有建树，我们将其定义为“广义的文化人物（包括社会改革）”比“精确的艺术人物”更容易理解些。换言，就艺术拿康有为先生与吴冠中先生作比着实牵强！徐悲鸿、林风眠两位先生都是中国美术史上可以同前贤比肩的大人物，他们分别是“入世”与“出世”的标范。（“入世”与“出世”既是人们的生活与价值取向，也是天底下高级动物活脱脱的必然分类：有的人现实些、与社会联系密切些；有的人理想些、与社会联系疏松些。艺术家也可以大致分“入世”与“出世”两大范畴。）

其中徐悲鸿先生的艺术既为自己更为时代，我在《艺坛双子：徐悲鸿与凡高》写：“他在作为个体追求艺术的同时兼顾（甚至侧重强调）了集体（当时的整个中国美术界）；而凡高则不同，他更加考虑到艺术家作为个体的强烈需求。（当然这里面也与两者所处的时代、自己的性格有关。）是否可以这样说：凡高如“独行侠”般跋涉于艺术的江湖，他的确有“力拔山兮气盖世”的奇特伟才。徐悲鸿则如无所不能的“三军统帅”，自己既要在艺术上出类拔萃还要再带领其他人前行。在这一点上，我认为让三人添饱肚子远比一人不饿的难度要大得多！我不怕得罪伟大的凡高，我也没有必要去鼓吹伟大的徐悲鸿。我只是写了我的心中所想：神仙的精力也是有限的。”“真正的艺术家多是理想主义者，或者说理想才是艺术的本质。但既然人存在于世，谁可以做到彻底的理想呢？有人说凡高是神经错乱的清醒者，但除了他之外没有任何一个神经病患者能够这样健康地作画且能够拥有这样绝对的非常态的自由。徐悲鸿呢？我认为他是高度容忍的清醒者，按照他的个性与天赋如果弃仕途而去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一门心思钻研艺术是多么惬意，是偶然还是天意？徐悲鸿把原本有可能拥有的自由被自己剥夺了！”就是在那个特定的年代里，徐悲鸿先生提出了：“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绘画可采者融之。”“一个画家，他画得再好，成就再大，只不过是他一个人的成就，如果把美术教育事业发展起来，能培养出一大批画家，那就是国家的成就……!做一个教员要有广阔的胸怀，如果在他教的学生中，没有教出能超出自己水平的学生，说明这个教员是无能的。做老师的也不要怕学生超过自己的水平，青出于蓝胜于蓝，这是必然的。”

林风眠先生的文集我曾认真拜读，实在是令人惊叹！在中国美术史能达到林风眠先生这样高度与广度的实不多见，在这一点上徐悲鸿先生也稍逊风骚。（徐悲鸿先生如果天假时日、如果后半生只问艺术，我不知道他对艺术本体的思考与实践将会是一番怎样的光景？）林风眠先生曾讲过如下的话：“想学画必须读很多书,画画不是靠技巧,而主要是表现思想。艺术是语言、语言说什么内容,这就要看作者的观念。”“人类为求知识的满足，所以有哲学之类的科目，为求意志的满足，所以有政治之类的方法；为求感情的充实，故于文哲政法之外，又有艺术。艺术，一方面创造者得以自满其情感之欲，一方面以其作品为一切人类社会的一切事情之助！艺术是感情的产物，有艺术而后感情得以安慰。”“艺术原本是人类思想情感的造型化,换句话,艺术是需要借外物之形,以寄存自我的,或说时代的思想与感情的,古人所谓心声心影即是。----艺术假使不借这些形体以为寄存思感之具，则人类的思维将不能借造型艺术以表现，或说所谓造型艺术将不成为造型艺术！”：“事实上，不特在革命时期需要艺术，随便在什么时代什么区域，人类存在一天，艺术便需要一天，而且人类越是进化，越感觉到需要艺术更为迫切。这在明了各民族的文化状态、明了全人类的艺术创造者，是不待说的事实。----所以，我们敢说，只要人类的生命仍然存在，只要人类的生命之力一天天强盛，艺术便只有累进律的焕发开展，永没有休息的时候。艺术对于人类的生命力的发挥，犹如科学对于人类探求欲的发挥；艺术对于人类的生命力的满足，犹如衣食住行对于人类生活欲的需求，是永远不会划途自禁地宣告休止的。” （林风眠《前奏》发刊词，1930年。）林风眠先生在《中国画新论》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西方绘画在描写和构成方法上以模仿自然为能事，常过于机械。中国绘画重视精神，倾向于写意抒情，但表现方法仍有不少局限，结果不能充分“自由地表现情绪上希求。”进而，他认为在绘画手段上（原料、工具、技巧、方法）也不应加以限制。主张东西艺术互相沟通，取长补短。他这样想亦这样做，冲破一切束缚、运用一切手段。他潜心捕捉事物的神韵、诗意，重视对阳光、色彩、线条、结构、节奏的感受。在画面中使用色块、将水墨与水粉相融、小，吸取民间瓷器和皮影艺术的元素……

总之，把吴冠中先生在艺术本体的思考方面与康有为、徐悲鸿、林风眠做比较且言在深度与广度上已超出很是不妥！与康有为先生（文化界人物）、徐悲鸿先生的（“入世”艺术家）作比较，实属无益。作为与与林风眠先生同一“类型”的艺术家（“出世”——更注重自己内心感受、及与自然界事物的碰撞、交流。）作比，我认为吴冠中先生远远没有超出林风眠先生——吴冠中先生的不少关于艺术本体方面的思索可以在《林风眠文集》中找到）

通过以上的文字我要表明我的观点：水天中先生讲吴冠中先生“在艺术本体的思考方面比前一代要深入得多，不但超出康有为、徐悲鸿、林风眠那一代，而且超出同时代的其他画家。”实属拔高！要么就是应了苏东坡大学士所论“识浅、见狭、学不足三者，终不能尽妙。”（苏轼本论作字之法，其他可以推而广之。）

2、“在20世纪的中国美术家中，写作数量之多和影响之大，当以吴冠中为最。”吴冠中先生的文字量与影响是否为最，我没统计过。仅当代而言，黄永玉、范曾等先生的是否不为最？20世纪中国美术家的诸多先生们在这方面究竟谁是第一？说不准。在这一点上我没有其他的意思，只是想说明“最”的问题最好不要用。“最”的问题最不好确定，你我自己定怎么都好说。

吴冠中先生已然离去，在我们这个时代他为世人所呈现的异常可贵的风骨、良知、艺术会长久激荡于时空中！人们对先辈的钦佩与缅怀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如若过了度，先辈们也要怒不可遏：作品会说话，定当胜于人的说。

因吴冠中与水天中商榷——我将此文献给不争而铮、不名而铭的先生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