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星美展在中国当代艺术史上是一重要事件。学者和评论家将星星美展放在七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的中国当代艺术背景上加以讨论。由于关于星星美展的文献资料繁多而简略，下文的讨论将焦点着重放在四个方面，这四个主题是：文化对星星美展的影响；星星美展的艺术冲击；星星美展对随后一代艺术家的影响；星星艺术家的艺术发展状况。本文希望将现存的文献数据的缺口做一个定位，并系统阐述上述研究课题和方向。

文化对星星美展的影响

　　研究星星美展的学者不少，白杰明 ( Geremie R. Barmé) 是其中之一，他主要研究文化对星星美展及星星艺术家游行示威活动的影响，并进一步研究星星画会的这一系列活动对中国九十年代次文化发展的影响。例如：他研究九十年代初出现在北京的一族新潮人，这群人穿着由企业家兼艺术家孔永谦设计的商业性短袖汗衫，衫上印有讽刺社会政治现象的汉字，他把这一族群的行为等同于星星游行示威活动的策略，认为他们穿着这种汗衫的时候也带给民众一种艺术关怀。 不过，白杰明 ( Geremie R. Barmé) 并没解释星星游行示威与他们的文化背景的关系，而且，白杰明 ( Geremie R. Barmé) 视在中国美术馆外公园内的星星美展为“藐视官方艺术的象征性行动”，并视星星画会为北京的在野派艺术家的萌芽组织，把星星事件看作是七十年代初以来一直暗中发展的官方艺术的分支。 他强调星星美展的两个特色，首先，星星艺术家以街头传播者的形象展示自己，第二，他们敢在官方艺术机构的门前阶梯上展示非官方艺术的态度。这启发人们联想到1989年的官方“现代美术展览”是起源于星星及他们的同龄人，他指出这两个划时代的重要展览的政治形势背景：星星美展举办于政治镇压时期，而1989年“现代美术展览”则在经济改革时期。 他进一步提议，第一次星星美展意味着七十年代的中国大陆的文化转变，并进一步指出星星在“外国沙龙”的先锋角色。 文化转变是中国大陆在文化大革命后日益开放政策下的一个伴随物，某种程度而言，星星画会以及他们的同龄人开创了一种新的需进一步深化讨论的文化现象。另外，约翰．克拉克 (John Clark) 将一些类似的不守规则的短期实验和外国人的介入现象与星星美展及1985年至1989年间的艺术事件相联系。 星星艺术家和外国社群之间的关系是一关键而有价值的注意点，因为在中国当代艺术史上，尤其是在九十年代的中国，外国的干预是一罕见而至关重要的现象。

　　当白杰明 (Geremie R. Barmé) 强调星星的街头展览所提倡的另类文化影响到九十年代的中国时，北京的艺评家栗献庭持异议，他更注重讨论于北海公园举行的星星美展，认为这次展览是中国现代文化的序曲， 不过他未提供任何证据。另外，栗献庭也指出星星美展标志中国当代艺术的两个主要特征：其一是对现实政治文化的批判性，其二是采用现实主义象征手法。 与白杰明相同，栗宪庭把星星归类为文化大革命后期的异见者之列，他指出星星与官方现实主义艺术模式的斗争开启了中国当代艺术之门，星星美展强调自由风格，这是多年压制后的一种人性回归。他从三方面强调星星是中国当代艺术的创始者：其一，批评社会文化；其二，误读并转化西方现代主义；其三，依赖并转化现实主义。

　　白杰明 (Geremie R. Barmé)和栗献庭就星星作品的内容和形式指出，星星美展的主要作用是在对抗官方文化时创立了另类文化。另外，李欧梵认为不依循社会常规的星星艺术家们，其态度与<<今天>>杂志的诗人相似，他指出星星将艺术和文学提升到一个独立于政治和政治意识之外的地位， 并进一步认同星星及其同龄人意欲用八十年代盛行的文学、电影等形式去改变现状的颠覆性追求，不过，李欧梵并未论及星星美展的目的和有关细节。

　　高名潞及他的合作者们在1985年为星星辩护，认为北海公园的星星美展具有当时一切艺术的共同文化特征，他们的宣言、讲座及作品使事件变得清晰，其实他们的批判不但直指“四人帮”，而且也深究和批评民族问题，并寻求振兴民族的积极坚韧精神。 高名潞和他的合作者们进一步辩论，认为星星美展的文化价值在于反学院派、反形式主义和日趋紧张的社会气氛，这种展览形式在中国是史无前例的，它充满激情和哲学意义。然而，他们注意到星星并未能开创一种文化风气和艺术潮流。同时，高名潞及合作者们批评星星美展作品里反映文化大革命事件和年轻知识分子生活的“伤痕艺术”是一种肤浅的社会评论，他们指出星星应该将批判的矛头直指意识领域，包括自我批评、自我反省和自我理解，这与纯控诉和纯悲哀的“伤痕艺术”是不同的。

　　与这些批评形成反差的是，高名潞在他的著作《中国前卫艺术》和《本世纪的乌托邦：当代前卫艺术潮流》中把星星画会视作理性破坏偶像运动的先锋，认为他们摆脱旧的形式和意识形态，采取现代主义风格和策略，在艺术界引起一场大轰动，并催化许多民间艺术团体的创立。高名潞认为星星美展的贡献在于打破旧有形式和内容，它代表一股启迪许多民间艺术家和青年脱颖而出的暗流。

　　中国艺评家侯瀚儒视星星美展为挑战官方艺术和意识形态的激进而折中的非传统展览，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自我表现”的标语口号为中国民间艺术的发展导航。 与此同时，巫鸿指出，星星强烈的政治批判性远比强加在他们头上的“一种新的艺术风格”强，这引起公众的极大关注，巫鸿把星星当作中国第一次公开的民间艺术展览， 认为星星艺术家热切抨击官僚主义，于1989年的现代美术展览，其内容与“六 ? 四”民主运动相联系，不论是星星美展还是1989年的现代美术展览，两者都使中国当代艺术的政治倾向突显出来。最后，巫向中国当代艺术家，包括为中国当代艺术拓荒的星星致敬。

　　以上文献资料回顾反映学者和评论家们皆认为星星美展有特别的文化价值，在开拓反传统的非官方实验艺术文化方面具有先锋作用。他们将星星的活动与年轻一代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活动作比较，显示生活在不同时代和社会政治背景下的艺术家有类似的态度和文化特征。李欧梵进一步指出，星星和他们的同龄人为提高社会地位而抗争，这与随后的一代人相似。然而，极少人留意到星星艺术家的身分及与同龄人的关系，现存的分析指出星星美展的历史价值，但忽视其对同龄人的影响，且未提及星星与文学、政治和艺术群体的互动关系。如果把星星标签为异见者，那么星星艺术家组织星星美展和相关活动的目的都应被考虑。如果外籍人士的介入是从星星美展开始的，那么这种新的文化现象所采取的方式、运作的方法、圈外人士去获得他们艺术品的渠道都仍是极少涉及的领域。

星星的艺术冲击

　　当部分学者在分析星星美展的文化意义时，其它学者则更关心星星参展作品的质量。著名艺术史家苏立文 (Michael Sullivan)辩曰，星星美展的意义在于为争取更多的艺术创作自由而战，展览的精神唤起观众的想象力。他肯定星星对抗当局、挑战地位确立的传统艺术的方式是鼓舞士气、增添娱乐、提升社会和谐，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次革命。不过，他批评他们作品中的人像画、抽象画、半抽象画其实都是西方前卫艺术的仿制品，不是新的东西，不含新运动的意味。他还断言星星艺术家对西方当代艺术了解甚少。另外，他还点出星星对随后一代的溍藏危险，即一九八十年代的许多不出名的艺术家喜欢制做粗劣的作品去吸引外国传媒的注意，以此取巧的手法来销售自己。他肯定星星作为异见者的价值，但他们处于中国文化生活的边缘地位。总之，他认为星星美展是前无先例后无来者，然规模很小，故不应将其意义夸大。

　　与苏立文 (Michael Sullivan) 观点相近的是艺术史家安雅兰 (Julia Andrews)，她认为许多星星美展的作品都很天真，但他们的展览在策略和概念方面是老练的，星星将自己表现为异见者，这与1974年莫斯科的“推土机”（Bulldozer）展览会艺术家相似， 而且他们侵入官方艺术领域的做法是前所未有的。就非官方组织和展览时间而论，安雅兰 (Julia Andrews)认为星星美展反映出他们对政治形势的敏感，并表现出一定的幽默感，由于星星美展对艺术民主的吶喊，导致民间艺术展览的发展。她总结道，八十年代后期的“新潮”或“前卫”运动以星星为榜样，并激荡了当代艺术世界。尽管如此，但是，她并未探讨星星美展对随后一代的影响，不过她进一步指出1979年的星星影响了民间艺术的经营，以至后来进入国际市场。 另外，安雅兰 (Julia Andrews)和高名潞视星星美展为1979年至1980年间在不同地方举行的十六个前卫展览之中最值得争议的一个，他们把前卫派当作一个独立的与官方立场相反的不受艺术界营利本位支配的事物，他们注意到星星的作品内容极具讽刺性，很多作品都显示抽象性，但认为星星参展作品的艺术影响力很小。

　　艺术史家乔安妮?勒伯?柯恩 (Joan Lebold Cohen) 视于中国美术馆外公园内举办的星星美展是一种抗议的象征，她评论星星的惊人展示欲望及于现实艺术制度的挫折感。她注意到星星展示被禁的主题和风格，很多主题都是政治批判的、色情的，抽象的，他们的风格大多倾向现代主义。她简洁地分析一些重要作品，最后指出他们还不够积极。 除乔安妮?勒伯?柯恩 (Joan Lebold Cohen)之外，Maria Galikowski也注意到星星艺术家的异类性格和另类艺术风格，他们把为中国的艺术前景引入新的活力作为共同目标，高度实现了团体凝聚力，他们的大多数作品反映现代主义风格所表现的社会和政治问题。Maria Galikowski也在一些重要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做了细致的分析。

　　当苏立文(Michael Sullivan)和安雅兰(Julia Andrews)注意到星星作品很少艺术意义时，乔安妮?勒伯?柯恩 (Joan Lebold Cohen) 和Maria Galikowski却对显露在星星作品中的被禁风格和主题特征致意。另外，中国艺术史家邵大箴批评星星艺术家对历史和现实缺乏辩证观点，虽然他们的主观愿望是好的，但太主观主义，是很单向的纯理论。邵大箴进一步批评他们的创作缺乏深思，大部分作品缺乏艺术性，变成政治概念和剖白政治感情的声明，他承认星星作品在当时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然而，星星艺术家不一致的观念和艺术追求使他们很难以团体形式生存下去以致不得不个别形式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