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再有人宣称当代是一个读图的时代，其实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宣传画就已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读图时代，这种“宣传的艺术”堪称空前绝后。

　 在西方的装饰艺术运动和新艺术运动等艺术设计思潮和艺术实践的影响下，中国的大都市在几乎相同的时期内也孕育了同样具有很高艺术价值的种种平面设计作品，服务于大都会生活的商业海报—比如月份牌，就是其中之一。而因为民国时期中国社会的特殊状况，上海等大都会所呈现出的某种繁华景象，其实是革命洪流中的几个孤岛，孤岛上的文化对整个中国的文化有所影响，甚至有时堪称影响深远，却终究不能代表那一时代中国的精神面貌和整体文化成就。服务于革命的宣传画才是更能让今日观众认识到当时中国的一扇窗口。不可否认，从事革命宣传画创作的不少艺术家，都曾在大都市中接受过教育，甚至有些早年留学西方。然而他们并没有像某些同伴一样迷醉于暂时的繁华，而是以自己的所学服务于为国、为民的革命事业。在今天看来，他们在1949年之前创作的许多宣传画不免显得简单乃至简陋，可是这在很多时候是受客观物质条件所限，在那样艰苦的岁月里，他们不得不暂时放下艺术的理想和对细腻技法的追求，而这样的选择以及长期的忍耐与努力，也正是最值得我们尊敬和景仰的一种崇高。最初的宣传画作品大多是漫画，在报纸、杂志、传单甚至墙壁上，不屈不挠地揭露种种殃及民主、革命的罪行，或者满腔热情地召唤一切有志之士奋起投身救亡大业。[1]至卢沟桥事变打响的那一枪，宣传画也很快开始集中体现抗日的主题。日本人投降后，内战爆发了，大量反战题材的木刻版画又马上成为宣传画的主体。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间见证了这个新的国家，在几乎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起步，用60年时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新中国成立之初，摆脱了战乱之苦的人们，内心充溢着巨大的喜悦，宣传画当然也记录了这样的心情。[2]直至文革之前，宣传画主要是帮助积极推广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方针政策，歌颂各行各业的种种成就和伟大领袖的丰功伟绩，配合宣传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等政治运动。漫画、木刻已经不足以完成这些越来越多也越来越细致的任务，于是更多的画家加入到了宣传画的创作队伍中。据了解，当时几乎所有画种都创作过宣传画。终于能够光明正大地生活在自己的国家里，终于能够痛快淋漓地表达自己的革命理想和对新社会、新生活的赞美和憧憬，画家们当然更加乐意发挥所长。于是这一时期的宣传画创作，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经历了很大的飞跃，优秀的作品层出不穷。［3］

　 在文革那个狂热的年代里，宣传画显得“一片红”。一度百花齐放的艺术领域变得模式化，创作的自由也受到了巨大限制。宣传画在很多时候成为红卫兵小将们释放青春躁动的工具、抒发革命激情的领地。他们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视觉艺术革命”，而这场“革命”在视觉领域的余波至今未了，足可见其声势之浩大、影响之广泛。在当时，所谓敌人的形象被大大地丑化，而领袖形象则被偶像化、神化。同时大字报、小字报和宣传画连同样板戏，迅速地、夸张地生产出一个又一个“红光亮、高大全”的英雄形象。总之，公开的艺术作品一律符号化，整齐划一。

　 1978年以后，改革开放的春风也使宣传画的创作走进了新的春天。不再面对沦为单一政治工具的尴尬，宣传画的创意、风格、内容呈现出不曾有过的新气象。经济、科技、教育、环保等等内容的宣传画大批涌现出来。不再“一片红”的宣传画的世界，一下子显得那么可爱、平和、美好。

　 8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一波又一波的“补课”热潮，与世界几乎失去联系的十年之后，整个中国社会对日新月异的一切都好奇，对所有跟美搭边的东西都有兴趣。科学、哲学、诗歌、时装等等都令人着迷。宣传画随之变得异彩纷呈，却时而也有些盲目或者彷徨，点点滴滴的改变汇集到一起，最终呈现出来的是一种成长。

　 到了90年代，各种新技术也逐渐应用于宣传画的创作。虽然宣传画不再像文革时期那样大规模地普及，但是仍然点缀着人们的生活。在地铁站、公路旁、小区里……各种公益性质的宣传画默默地提醒着大家，生活总会在不懈的努力中，变得更加美好。

一、捍卫新的时代—建国初期国防与军事主题的宣传画

　 新中国成立后，走出战争阴霾的人们对和平与安定格外珍惜。大家捍卫新生活、新时代、新国家的决心非常之大。于是建国初期的宣传画中有相当一部分反映出这种时代精神。当然，这同时也是一种政治需要。可以说，画家们被禁锢已久的艺术能量终于有了集中释放的机会，所以在准备建国和建国初期的10年左右时间之内，宣传画的种类变得非常丰富，水平也有突飞猛进的提高。尤其是建国初期，巨大的改变鼓舞着对祖国怀有深挚情感的画家，更努力地围绕新时代、新生活进行了各种创作尝试，捧出了丰硕的成果。

　 这类主题的宣传画大致可归纳为三个方面：在党有力的领导下继续加强军事建设；捍卫并完善国家统一；积极呼吁世界和平。创作热情高涨的画家们对于这些宣传的需要，进行了颇有时代特色的艺术处理。

　 建国初期出版发行的宣传画《在毛泽东旗帜下前进》［4］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整个画面呈现红色基调，寓意革命激情。党和军队的领导人望着远方，庄严而睿智，且呈仰视效果，显得高大伟岸。这似乎也为后来偶像崇拜式的领袖肖像宣传画埋下了伏笔。画面下方是整齐划一的军队，高举红旗，昂首阔步地向领导人注视的方向前进。与对领导人的细致刻画相反，对士兵的描绘放弃一切个性化特征，简洁轮廓的简单重复显示出万众一心的巨大力量。这一时期表现领导人与军事建设的宣传画总是这样激情而有力。

　 强大军事力量打击的对象自然是不利于国家统一与和平的敌对势力。［5］当时这类宣传画为数不算少，而且被打上了很深的时代烙印。画面往往具有丑化侵略者形象的倾向，而代表正义的军人则健壮、大义凛然、相貌堂堂。捍卫和平、保卫国家的战斗取得胜利，是当时画家最乐于也擅于表现的场面。可以想象，这一批宣传画跟战争题材的老电影一样，都是为当时普通群众所喜闻乐见的。

　 1952年，彦涵创作的《我们衷心热爱和平》及郁风、冯真创作的《和平代表，欢迎你》，呈现出呼吁和平主题类宣传画中一种主要的倾向。首先是人物形象以女性和儿童为主，大概因为这两者容易令人联想到美好但弱势的社会群体。其次，和平鸽和鲜花往往被确定为和平与美好的象征。而且画面色调一般比较柔和或明快。无论形象还是色彩，这类宣传画都使人感到宁静祥和。

　 这些作品并不都以成熟完善的面貌示人，但是大多能以真情实感打动观者，以首创精神感染来者，为新中国宣传画攀上高峰奠下了最初的基石。

　 二、建设新的国家—五六十年代建设题材的宣传画

　　 60年代有出版物称宣传画为“最富战斗性和群众性的艺术形式之一，也是最直接为政治、为生产、为工农兵服务的艺术形式之一”。当时中国百废待兴，但人心振奋，群众干劲十足。画家们也用自己的专业技术积极地为建设事业吹号角、树旗帜，可以说他们也在以自己的方式投身于建设大军。

　 五年计划取得了成功［6］，加上长征等革命精神的感召，各界群众都更努力地工作。大量宣传画忠实地服务于那时的社会主义建设大潮，生动地记录了种种豪言壮语和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对工业、农业、商业、教育等领域建设都有所贡献。但是，千万不要以为当时的宣传画都是从大处着眼，用图来说“大”话。像杨文秀的《猪多肥多粮产高》（1959年）、权正环的《勤给小猪洗洗澡，皮光毛滑长得好》（1960年）等这样生动有趣的作品，表现“小”事的佳作也有不少。

　 许多在今天看来理所当然、习以为常的社会秩序，在当时都是新鲜出炉、需要大力宣传的。比如，各民族应该团结平等之类的观念，《宪法》、《婚姻法》、《选举法》等等基本法律制度，都亟待普及。因为旧社会留下的文盲太多了，虽然全国各地都在大力普及基础教育，可是短时间内就让肩负着繁重生产任务的工农群众读懂长篇大论是非常不现实的。所以宣传画这种以图为主、辅以少量文字的方式，在当时非常必要。建国初期，在宣传新的方针政策、法制建设、卫生知识等方面，宣传画功不可没。

　 如果只注意到宣传画的功能，而忽略了它们的艺术成就，对于那个时代的画家们恐怕就太不公平了。宣传画中可以看到国画、油画、版画乃至剪纸等多种特色。许多享有盛名的大画家，当年都创作过宣传画。小小宣传画的艺术水平毫不逊于大作，有的甚至更加饱含感情。这种打破专业界限、人人热心参与宣传画创作的局面，几乎是只有在中国、在那个年代才有的艺术现象。

　 画家们对新中国的感情无疑是真诚、朴实的。他们发自内心地相信，劳动是最光荣的事，劳动者是最美、最崇高的人。所以，他们都在满心欢喜地生活，满心欢喜地作画。在那时的宣传画中，没有病态娇弱的人物，没有迷惘徘徊的心态，没有颓废消极的思想。画家展现给我们的是慈祥憨厚的老人，浓眉大眼、鼻直口方、粗壮朴实的劳动青年，胖乎乎、天真活泼的孩子，所有人物都脸色红润，精神饱满，连背景都显得那么滋润。

　 由衷的喜悦，是画家的心态，也是当时中国人的集体心态。从美术界的工作状态，也可略见当时中国人的集体精神、开天辟地的劳动热情、战天斗地的高涨信心。

三、印刷量与神话—文革时期的宣传画

　 用“铺天盖地”这个词来形容“文革”时期宣传画的普及程度，毫不夸张。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所以宣传画的印刷量非常之大。艺术水平较高、题材重大的作品，动辄印出几百万张，甚至上亿张。著名的《毛主席去安源》［7］前后印了九亿多张，画家刘春华连同这张宣传画一起“传遍中国、代表时代、名满天下”，巨大的印刷发行量也在人类印刷文化史上留下了难以打破的记录。也许只有在那样的时代，才会催生出这种传奇。

　 当时从各级单位到个人，都会在各个角落及时张贴最新问世的宣传画。这既是政治任务，也是大众文化生活和心理的需求。因为“文革”，中国的文化领域越来越单调，宣传画是室内外的最佳装饰，更是大家的某种精神寄托。可是因为“文革”中比较极端的文化方针，宣传画自身也出现了问题。

　 在风格上，此时宣传画中所有负面人物的形象都被严重丑化，而正面人物的形象则极其“高、大、全”，整体画面色彩“红、光、亮”。越到“文革”高潮时期，这种问题越突出。分析当时的宣传画会得出这样的印象：工农兵都是国字脸、方嘴唇、肌肉发达、肢体粗壮。尤其是女性形象，则往往非常男性化，甚至有的作品中的女性人物会被误认为是男性。女性柔和、秀丽、恬静等典型特征集体缺席。这种偏离实际的绘画语言，表现出那个特殊时代的审美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