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9年，英国艺术史家Kenneth Clark将他在牛津大学Slade professor席位的讲稿以Landscape into Art的书名结集出版。尽管Kenneth Clark的目的是希望解释日常中所说的“风景”是如何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的，但是，他优美的分析仍然涉及到了欧洲国家的文明逻辑。他论及到了提供欧洲文化的源泉的希腊人仅仅对人而不是对自然的价值给予高度重视，只有到了Fracesco Petrarca(1304—1374)，欧洲文明才对自然本身有愉快的认识。Kenneth Clark甚至强调说：Petrarca “是第一个为登山而登山的人，他登上山顶仅仅是为了饱览大自然的景色”。在另一部著作Landscape and Western Art(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里，作者Malconlm Andrews(他也是一位英国教授)通过对可能是Lucas Cranarch(1472—1553)的作品和Albrecht Durer(1471—1528)的两件作品（Little Pond House,c.1497 and The Virgin and the Long-tailed Monkey,c.1497-98）的比较，讨论了欧洲画家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将“风景”作为主题（subject），而不仅仅作为背景(setting)。就自然作为被欣赏的主题入画而言，中国人因为其基本的思想与文化背景（老庄哲学及其生活态度），很早给予了认可。如果我们通过文字去了解中国古人对自然的认知态度，那的确是太久远的事了：
今我斯游，
神怡心静。
……
嘉会欣时游，
豁尔畅心神。
（王肃之：《兰亭诗》）
散怀山水，
萧然忘羁。
（王徽之：《兰亭诗》）
屡借山水，以化其郁结。
（孙绰：《三月三日兰亭诗序》）
这些文字比Fracesco Petrarca给他的朋友信中讨论对自然的愉快感受要早差不多一千年。如果我们去寻找古人完成的让人神怡的自然风景，即便不去讨论王维，五代时期的山水画也已经非常说明问题。
我们的重点当然不是风景画或者山水画的历史研究，我想说的是，存在着文明传统导致的艺术差异，不同的文化传统对生活在这个传统背景下的艺术家起着难以抵御的作用，并让艺术家饱受其滋润，培育出特殊的气质，从而形成独特的思维与感觉方式。就像本次展览的标题一样，我们很难将中文“溪山清远（xi shan qing yuan）”其翻译成英语，而勉为其难地使用了“Pure Views”，在那些严格的学者那里，这样的翻译几乎是不成功的，甚至具有难以表达含义的遮蔽性。
Pure Views是南宋时期（1127—1279）的画家夏圭的一件山水画的标题。夏圭的生卒年并不清楚，但是他一定属于宁宗（1195—1224）时期的人，因为他是宁宗朝画院待诏，并有受赐金带的记录。Pure Views是中国绘画史中的重要作品，作品描绘了中国江南江湖两岸的景色：群峰、悬岩、茂林、楼阁、长桥、村舍、茅亭、渔舟、远帆。一个普通的西方观众会如何将这幅画中的自然与比如John Constable（1776—1837）的风景画进行比较呢？
艺术史家当然可以从材料、技术、风格以及趣味上去寻找不同和差异，但是，真正的差异来自文化的源头，来自文明的自身传统，如果观众对一种艺术现象缺乏对其文明传统的了解，即便是在今天如此具有平面性的全球化时代，也很难有真正的理解与认同。
观众很容易看出，与之前若干年里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印象不同，展览里的作品似乎更多地开始呈现出特殊的传统气质。参加展览的大多数作品描绘的是自然、风景以及山水的内容，曾经的政治与意识形态的符号几近消失，而且，不同程度地透露出了新的气象，应该看得出来，这些新气象表明艺术家们很主动地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寻找资源，尽管他们采用了各自的角度，意图也不太一样。
对于中国知识分子和艺术家来说，讨论“文明”与“传统”这类问题并没有想象的那样容易。中国知识分子对自身文明的反省开始于鸦片战争，1895年甲午海战失败之后，对西方文明的了解成为大多数关心国家命运的知识分子的严峻课题。涉及东方与西方、现代与传统之间的冲突问题一直持续不断，但是，直到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艺术家们对自己文明的看法也不像“五四”时期部分激进知识分子那样给予决然的否定。那些从法国和意大利学习西画的艺术家仍然经常用毛笔在宣纸上作画，并与传统主义者共同举办书画雅集。1945年到1949年是内战时期，在国民党统治区，艺术家之间根据自己的知识与判断确定自己的立场——坚持西画或者坚持传统绘画；在共产党控制的延安地区，艺术家们被告知，重要的不是西画和那些传统的中国画，因为，之前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在1942年5月告诉当地知识分子：文艺应该成为打击敌人（日本军队与国民党）的武器，党要求艺术的风格与趣味应该让那些没有文化的民众能够理解和认同，这样能够很好地宣传共产党的政策与思想。1949年，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直到1976年，延安时期的文艺政策和思想始终被要求成为所有艺术家必须遵循的准则。这是一个政治运动不断地二十七年，艺术家们在每一次运动中被教育、提醒和要求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让艺术成为政治任务的工具。的确，有不同的时期，艺术家们讨论着关于传统文明的继承和发扬问题，可是，那都是政治运动需要的托词，一旦政治目标和任务发生了变化，关于传统的讨论将会立即被停止或被重新解释。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对党内的同仁的一次有目的的清洗。在波及全国的群众性大批判运动中，传统文明几乎被归纳到“封建地主阶级的腐朽没落思想”的范围内，大量的文物、建筑和书画文献遭到破坏。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工作的重心从“阶级斗争”转为“经济建设”，人们才渐渐有了机会恢复对传统文化的重新认识。从1937年战争的全面爆发，到1976年残酷的“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中国的传统文明的宝贵载体遭到了毁灭性的灾难，最为重要的是，中国艺术家缺乏思想环境和制度条件去接续他们自己的传统文明，结果，40、50年代出生的人几乎没有受到过传统文化的教育，有很长的一个时间里，他们甚至难以看到那些最为基本的传统著作。所以在精神上，传统的香火几近熄灭。
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年轻的艺术家开始从图书、展览中重新了解西方艺术，他们将西方思想和艺术用于个人重新观看世界和实现个人的艺术自由。这个时期，主要是西方的现代主义艺术——从印象主义到达达艺术——对他们产生直接的影响，他们对之前的政治禁锢是如此地反感并对新艺术无限向往，加上他们对传统文化的严重缺失的教育背景，因此有将近十年的时间，中国的现代主义艺术家没有去关心和重新理解他们自己的传统文明。
80年代末，自由的空气已经有了十年，艺术家们渐渐有了条件去了解和认识传统艺术。这份工作最初主要是从那些保持用传统工具的国画家开始的。1989年，一个名为“新文人画”的展览在北京举行。这个展览被那些现代主义艺术家嘲笑为思想的无能和艺术胆量的懦弱，是艺术的退步，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年轻画家加入了这个队伍。可是，那些使用非传统材料和工具的艺术家却继续与西方的潮流发生联系，由于中国的特殊制度背景、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受国际社会冷战意识形态传统的影响，上个世纪90年代里，中国艺术家更合适的机会是通过国际性的展览展示自己的新艺术，由于这些新艺术的图像具有特别的象征和关乎这个时期的特殊趣味，西方观众越来越通过这些艺术了解到了中国，他们熟悉了张晓刚、王广义、方力钧、岳敏君等不少中国当代艺术家的名字。
改革开放导致中国越来越深地融入进这个世界，这提示了中国究竟什么才是这个民族和国家的具有创造性的立脚点？一百多年对西方文明的学习让自己的文明究竟获得了什么？什么是今天及其与今天相关的艺术？
1998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驻华大使馆在北京主办了一个题为IM SPIEGEL DER EIGENEN TRADITION （传统反思：中国当代艺术展），Eckhard R.Schneider 说:Das Konzept der Ausstellung geht von mehreren tomalen Bereichen traditioneller chinesischer Kunst aus und zeigt ein Spektrum verschiedener Bezugsmoglichkeiten in der zeitgenossischen Kunst.（这次展览的出发点是展示中国当代艺术如何从不同的角度和方面对待自己的传统)，展览中出现了不少当代艺术家的作品。作为学者的朱青生不仅参加了展览，还写了一篇文章，他为观众提示了“艺术”的中国古义是如何演变的，他还说：“‘艺术’的中国古义的重新考察是出于现代艺术的要求。”这里，他多少敏感到中国现代艺术或当代艺术的发展已经到了需要重新反省自身文明传统的时候了。2003年，在北京东京艺术工程空间里，批评家栗宪庭策划了“念珠与笔触”（Prayer Beads and Brush Strokes）。他邀请了部分使用传统材料和工具的画家，展示他们区别于“大体没有超出西方抽象主义和抽象表现主义的语言模式”的“水墨抽象”的另一类——发展于“新文人画”——的作品。尽管这些作品看上去大致仍然是“抽象的”——一个对西方绘画术语的借用，但是在中国批评家和艺术家看来，这个路线的绘画是来自于“深厚的书画传统”的新的形态，既区别于西方绘画，也区别于传统绘画。栗宪庭对这个展览的主题研究文章开始于2000年，之前在很多文章里，他也表达了相似的意思。批评家与艺术家的工作表明了中国当代艺术的观念在21世纪里一定会发生明显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