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历史是一部充满“外患”的历史，除了唐，几乎没有一个朝代没有外患。汉的外患是匈奴，宋的外患是辽金，明的外患是清，清的外患是世界列强，民国的外患是日本，其程度有的是亡国，有的是几近亡国。这就注定了爱国主义与民族英雄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与政治的正确性，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浮雕，一半是与外患有关的壮举，其象征意义不言而喻。但在工业革命之前，外患变为被侵略乃至亡国，主要是由于内部治理不当（内忧）造成的，生产力先进与落后基本上不起决定作用，甚至经常是征服者落后于被征服者，并在征服后向被征服者学习，最后被彻底同化。工业革命使这样的历史永远成为了过去，生产力的先进与落后成了国家兴亡的决定因素，于是才有了从洋务运动开始的不断向先进国家学习的中国近现代史。

学习先进就是学习西方，学习西方就是用西方来改造中国。但“改造中国”几个字说起来无异议，甚至可以比谁口号叫得更响亮，做起来就满不是这么回事了。毛笔改硬笔再改键盘，书法废了；砖木结构改混凝土结构，大屋顶多余了；引进西洋画法，工笔和写意都可有可无了。引进西方技术，不能不引进技术标准和计算单位，于是中国的度量系统废了。引进西洋画法不能不引进其评判标准，于是中国画的评判标准丧失了普遍性。由于西方的技术与艺术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动态值，相关标准自然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于是西方的标准就转化成了西方的裁判权或话语权，其结果是“改造中国”与“遵命西方”之间建立了第二等号关系（第一等号关系是“学习西方”=“改造中国”），在这种等号关系中，越是“改造中国”就越是“遵从西方”，彻底“改造中国”就等于彻底“遵从西方”。这种尴尬将中华民族置于挥之不去的“落后焦虑”与“身份焦虑”的矛盾之中。

一、落后焦虑与身份焦虑

这是拙文《中国现当代艺术的被动现代性》的核心议题，应当说，从洋务运动到现在，落后焦虑起了主导作用，身份焦虑是落后焦虑的副产品，而且主要表现在文化领域，在科技领域表现甚微。这首先是因为，科学技术是硬指标，落后的一方除了向先进的一方看齐，没有其他选择。其次，超越先进的一方或另辟蹊径需要客观条件，不尊重客观条件，硬搞“超英赶美”，只能搞出事与愿违的“大跃进”。在这一领域，落后焦虑就是身份焦虑，落后就是弱者，就是耻辱，先进就是强者，就是光荣。与先进一方差距减小可同时降低落后焦虑与身份焦虑，反之则同时提高两种焦虑。正因这种正比关系，国家毫无保留的提出“引进消化吸收”，科研单位大张旗鼓地宣扬“填补国内空白”，企业家毫无羞愧地山寨外国产品，留学生想把最先进的科技成果带回国。

但在文化领域情况就复杂得多。首先是西方老师对中国学生采取了双重标准，认为中国学生要延续中国的特点，要建大屋顶，不要建首都机场3号航站楼、鸟巢、水立方、大裤衩。于是中国学生也认为应当建大屋顶，还配以“越是中国的越是世界的”说法。体现在留学生身上就是梁思成回国痴迷于木结构和大屋顶，徐悲鸿回来专注于国画水墨和中国寓意，而且产生了持久巨大的影响力。但西方老师采取单一标准就好吗？应当更糟糕：一切必须向西方看齐，这当然是无法接受的。其次是中国对于西方文化及其在中国的延伸没有终审权，除了在文化革命那种用政治标准来衡量文化的特殊情况下。没有终审权，集体失语是必然的。这并不是说中国评判体系不出文章了，不开会了，而是说文章和开会是无效的。偶尔有效也是有国外评判体系的支撑，特别是非文字的艺术这一块，比如音乐、舞蹈、摄影、美术，基本上是外国评判体系指认某人，某人指认艺术家，艺术家再指认批评家。这时的批评家只是为国外评判体系贴标，没有任何实质意义。由于艺术市场的定价依据与美术史的选择依据都是有效评判系统，因此，外国评判体系不但成了中国文化产品的定价者，也成了中国文化史的书写着。我想，高名潞从“中国极多”到“整一现代性”再到“意派”，主要目的并非他明说的学理，而是要争回批评话语权、艺术品的定价权、美术史的选择权与书写权，至少我更愿意向这个方向理解。但这样一来，一方面淡化了更重要的落后焦虑，另一方面给中国恶劣的评判体系提供了理论支持。有国外背景的“艺术江湖” 评判体系固然问题成堆，但核心期刊、教学评估、全国美展构成的三合一官僚体系更糟，后者的确不受国外操控，但应当被划到“改造中国”的范围。这并不是说体制内的人不好，我也是体制内的人，从《美术》杂志到四川美院都是，而是说体制的运作机制和运作逻辑目前只能是这个样子，所有人都只能这样做，不然就只能像陈孝信那样离开体制。既非体制又非江湖的第三条道路，至少目前还只能是理想，外加两边都不靠的双重困境。

在《中国现当代艺术的被动现代性》中，我还提到国外环境对身份焦虑的强化作用。这种强化作用在我身上的表现是在美国的土地上唱“雄赳赳，气昂昂，跨国鸭绿江”。但我没把这种焦虑带回国内，因为理智告诉我，中国面对的主要还是落后焦虑问题，我的身份焦虑，回国后就会逐渐被落后焦虑取代。但我接触过的海归，多数是把身份焦虑带回了国，河清算是比较突出的一例，也许这与他留学的法国对美国的看法有关。最近遇到一位从法国回来的艺术家，老婆还是法国人，也把被国外环境强化了的身份焦虑带了回来，并打算做成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