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特式”概念出现于文艺复兴时期，其使用是随意的，意指是含混的。我们都知道哥特人是北方日耳曼人的一支，他们在其首领阿拉里克的率领下于公元410年洗劫了罗马。这使得“哥特人”日后变成了一个符号，意指那些“野蛮人”，是他们毁灭了灿烂的罗马文明。其实，罗马帝国灭亡的原因并不在于北方蛮族的入侵，也不在于基督教的兴起，而在于帝国内部的危机，而且罗马文明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仍在各地延续了两三百年，这已经成为人们的常识。但有趣的是，哥特人却要为日后一千年中欧洲建筑的“衰落”负责。

　　当哥特式建筑在北方发展起来并进入繁荣期时，中世纪的工匠们并不知道有什么“哥特式”，他们认为自己在从事着一种“新建筑”的建造。在13世纪晚期，德国编年史家霍尔(Burckhard von Hall)曾记载了一位教堂，说它是按照“法兰西的样式”(more francigeno)建造的，这个术语点明了这种风格的来源，但并没有对它进行描述。彼得拉克于1333年到过科隆，他曾在文章中写到，他见到当地正在建造的一座教堂十分漂亮，这无疑是一座哥特式教堂。不过，彼得拉克是第一位倡导恢复古代文化的人，他认为古代的一切都高于当代，包括学术、文学艺术和建筑，更重要的是，他表明了这样一种观念，即所有坏东西都是“野蛮人”带来的。他的这种“蛮族理论”被后来人文主义者圈子所接受。马内蒂在他的布鲁内莱斯基的传记中写道，建筑在罗马帝国结束时衰落了，旺达尔人、哥特人、伦巴第人和匈奴人带来了一批毫无才能的建筑师。后来，在查理曼大帝的统治时期，建筑稍有进步，接着很快又陷入衰败，直到布鲁内莱斯基出现。建筑师菲拉雷特(Filarete)对建筑史也抱有类似的看法，他写道，“那些人该诅咒，他们引进了‘现代建筑’”。他所谓的“现代建筑”指的就是哥特式建筑，说明那时这种风格还没有名称。在阿尔伯蒂的笔下，“哥特的”一词具有“粗糙不堪的”含义。

　　后来渐渐地“哥特式”不再指一般意义上的野蛮民族，而是专指一些特定的民族，如菲拉雷特诅咒这种“现代建筑”的传播，并指明这些是“德国人和法国人”的建筑。1510年，在一个冒名拉斐尔的人所写的呈给教皇的一份报告中，提到了“条顿手法”(maniera tedescha)，同时该文还第一次提出了一种理论，即这种风格起源于北方森林，说由于德国人不会砍伐树木建造房屋，他们便将森林中的树枝扎在一起，从而形成了尖拱形式。这种关于哥特式风格诞生于德国森林的理论，后来以不同形式继续顽固地存在下去，但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一种隐喻。瓦萨里继承了这一观念，他在《名人传》中用古典柱式与这种坏建筑了进行对比，他称这种建筑为“日耳曼建筑”，是哥特人发明的。在写到阿雷佐的市政厅时，他使用了“哥特手法”(maniera de’goti)这一术语。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在16世纪时，人们并不清楚这种建筑风格起源于何处，“哥特式”的意思很简单，就是指一种坏建筑样式。

　　那时，北方的作家们也不知晓哥特式的真正来源，英法德三国的学者都朦胧地认为，它是本民族的产物。在法国，由于宫廷与意大利在文化上的密切关系，哥特式建筑被放弃，只是一些哥特式的构件以一种奇特的方式被组合进文艺复兴建筑中。不过法国人并不认为这种风格诞生于德国，16世纪皇家建筑师洛尔姆(Philibert de L’Orme)便称这种风格为“法兰西式”(la mode Françoise)。在德国，桑德拉特在他于1675年出版的《德意志的美术学院》中说，哥特人通过发明了坏建筑“而招来了数不清的诅咒”，在他的心目中，哥特式的确是一种坏建筑，毕竟南方的和古典的样式是一种普遍的时尚，而处于长期分裂的德意志民族，在这一时期在艺术上是法国和意大利时尚的追随者。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歌德早年的时代。但在英国，并未受到像大陆国家那么大的文艺复兴建筑的影响，那里，从中世纪以来，一天都没有停止过哥特式建筑的建造。

　　“哥特式”这一坏建筑的符号，到了18世纪中叶之后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它将变成一个象征北方民族国家身份的符号，以此与南方的古典传统相对峙。早在1717年，英国就成立了古物研究者协会，致力于调查英国的早期哥特式建筑，编制详细的建筑编年表。其后，英国哥特式运动具有了考古学和历史学的色彩，人们试图通过哥特式来探究本民族中世纪的根源。后来在维多利亚时代，新建的国会大厦都要采用哥特式，意在将议会的传统追溯到中世纪。同时，哥特式又被赋予了“如画的”、“浪漫的”、“自然的”，以至“崇高的”的含义。

　　现在，人们因“哥特式”这一概念的贬义色彩而感到不舒服，试图为它取个更好听的名称。英国作家卡特(John Carter)以“古代建筑”替代“哥特式建筑”，作为他的著作《英国古代建筑》(1795-1814)的书名。此书的一大特点是所收入的109幅图版是按编年顺序排列的，为后来者做风格分析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卡特认为哥特式是英国古已有之的建筑，是英国人的创造。在法国，哥特式建筑历来被称作“法兰西建筑”，浪漫主义作家夏多布里昂在世纪之交撰写了著名的“哥特式教堂”一文，收入《基督教天才论》(1802);后来作家雨果以巴黎圣母院为背景来构思他的小说，并将建筑比喻为人类历史的一本大书，他对哥特式建筑的迷恋，对当时年轻学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也推动了法国从19世纪中叶大规模的哥特式复兴与修复运动。

　　在德国，伟大的诗人歌德在他的浪漫主义时期，出于爱国的热情，将“哥特式建筑”改称为“德意志建筑”。在“论德意志建筑”这篇激情四射的文章中，他赞美了本民族的建筑师天才埃尔温创造了这一伟大艺术。但有趣的是，他在此文和后来的文章中对哥特式立面的分析，使用的是古典理论的一些范畴，如比例、和谐以及整体与局部的关系等等。当歌德从意大利考察归来成了一位古典主义者之后，他超越了“古典主义”和“哥特式”的民族与风格界限，转变成一位具有深遂历史眼光的艺术史家，而他对地质、气候、植物和色彩的研究，促使他以博物学家的眼光，来看待南方与北方建筑风格的成因，从而使他的艺术观念最终达到感性与理性、古典与浪漫相融合的境界。当施莱格尔和蒂克等新一代浪漫主义批评家试图以最为激越的方式，重新燃起歌德年轻时代那种对德国文化、对哥特式的热情，鼓吹一种新德意志的、宗教爱国主义的浪漫主义艺术，歌德却采取了敬而远之的态度，他在晚年更多地从文物保护和建筑史的角度来看待哥特式建筑。在19世纪上半叶，欣克尔等德国建筑师也将哥特式视为祖国的历史遗产，对之怀有浓厚的感情，这是由拿破仑战争所引发的民族主义意识在建筑审美观上的体现。那时，始建于13世纪、于16世纪停工的科隆主教堂，成了德国民族性的伟大象征，歌德后期曾专门访问过这座教堂，他认为它是所有同类建筑中最优秀的作品。在1842年，科隆主教堂举行了恢复建造的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