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艺术与婚姻：关于民国的几对画家夫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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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2010/12/9 14:49:14 作者：水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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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最早的美术家夫妻是哪一对，但艺术史上确实有一些夫妇都从事艺术创作的记载，元代的赵孟頫、管道升夫妇便是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一对。20世纪以来，随着妇女解放和她们受教育的普遍化，从事艺术创作的女性越来越多，夫妇画家也就变得十分常见。但人们羁于习惯眼光，往往把画家夫妇的关系理解为“夫唱妇随”的传统伦理关系，实际上除了“红袖添香”式的温馨服务之外，其中包含着非常丰富、非常复杂的，牵涉到整个历史文化的内容和问题。
20世纪初期，建立在共同艺术追求基础上的爱情和婚姻，首先在新一代学习西方艺术的青年中间频频出现。林文铮和蔡威廉、方干民和苏爱兰、常书鸿和陈芝秀、庞薰琴和丘堤、倪贻德和刘苇……她（他）们不但是新艺术的追求者，也是新型婚姻关系的实践者。她（他）们在艺术和感情上的发展也具有鲜明的个性色彩，其中甚至有不少出人预料的变化。个中原委，一方面是整个中国文化尙处于转型阶段，社会观念和个人的思想感情中，中西、新旧兼而有之，在哪些问题上由哪些观念发挥主导作用，往往是十分微妙和难以预测的。
林文铮和蔡威廉是勇敢追求自己爱情的一对，但蔡威廉在抗日战争时期不幸早逝，而林文铮对她的感情始终不泯，直至演化为命运的悲剧。
林文铮（1903—1990），美术史家，法国巴黎大学毕业，归国后受蔡元培委托，于1927年与林风眠共同筹办国立艺术院（今中国美术学院），后任国立艺术院教授兼教务长。蔡威廉（1904—1939）蔡元培之女，画家，法国里昂美术专科学校毕业，国立艺术院西画教授。林文铮是深得蔡元培赏识的青年学者，但他与蔡威廉的婚姻却并不是来自父母之命，而是他们自己争取的结果。蔡威廉留学归来之后，以她的家庭背景和个人才华，成为上层文化人中间引人注目的女性，当然不乏仰慕和追求者，在众多备选者之中，陈剑滫是最得她母亲赏识的一个。但当蔡威廉发觉母亲有意为她的婚事做某种安排时，立即引起她的反感。她和林文铮一见如故，相识一个月后，两人在林风眠陪同下到南京面见蔡老。蔡元培大喜：“马上订婚！马上订婚！”（林文铮对笔者所谈）此后又经过说服蔡夫人和向广东省有关方面了解林文铮家庭情况，林蔡二人于1928年7月在上海结婚，证婚人是蒋梦麟。
新婚后的蔡威廉和林文铮，在西子湖边的国立艺术院度过一段安适的家庭生活。蔡威廉一边教课，一边以单纯而强烈的表现主义风格画大气磅薄的油画，林文铮则作为中国现代艺术的阐释者，向青年学子作西方艺术史的启蒙。当时的学生李可染向同学讲，听林文铮讲课，真是“得未曾有”。
1937年日本侵略军队进占江苏、浙江，国立艺专撤退到云南。蔡威廉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死于产褥热。蔡威廉的死彻底改变了两个男人的心情和命运，那就是她的父亲蔡元培和她的丈夫林文铮。蔡元培临终时呼唤着“威廉”离开这个世界，而林文铮从此成为一个执著且虔诚的佛教徒，他以虚幻的彼岸安慰自己——在那里，他可以再度与他所爱的人相逢。
1957年，林文铮在中山大学外语系响应毛主席号召，参加大鸣大放，当然被划为右派。但不论是在血腥的战争时期，还是在残酷的政治运动中间，林文铮数十年如一日地按照佛教密宗方式在蔡威廉照片前焚香献花诵经礼拜。直到大跃进高潮中，他在家中日复一日地悼念活动被阶级斗争之弦绷得极紧的街道积极分子窥探，经居民委员会和街道办事处干部检举，以不思悔改的右派分子“从事反动道会门活动”的罪名，被杭州市公安局逮捕监禁。在“阶级斗争天天讲”的信徒们看来，林文铮的行为属于铁证如山的装神弄鬼，但究竟加上什么罪名，却也费了一些心思。因为按当时的政策，他虽然是开除公职的右派份子，但还是按“人们内部矛盾”对待的。最后找到“反动道会门”这顶帽子，检举者和逮捕者从此心安理得。凭这些人的见识和水平，根本不知道佛教密宗的仪轨是怎么回事。这样，中国第一代艺术学者便以“反动道会门分子”的身份被关押了二十年。但数十年铁窗生涯未能消减林文铮在来世重会蔡威廉的幻想，释放回家的林文铮在自己的斗室中又设立起祭祀爱妻的香案。他所礼拜的对象是蔡威廉在明朗阳光下拍摄的一帧照片。
有人为林文铮中断学术事业而感到惋惜，但他的生活方式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自主选择，是不言自明的事。即使他并未沉溺于逝去的感情，1957年的政治“阳谋”已经宣告了他的艺术理想和学术事业为非法。林文铮和蔡威廉人生道路及其悲剧遭遇，应该归因于动荡的时代与知识分子个人思想感情的矛盾。
在其它一些艺术家那里，出现的是不同的问题，“不幸的家庭各有其不幸”。如果蔡威廉不曾早逝，他们是不是会得到巨大的幸福和成功？我们不妨看看其它画家夫妇的情况。
常书鸿（1904—1994）和陈芝秀（1908—1979）是在杭州结婚后一起去法国学习艺术的，出国前在杭州人美术教师，都具备一定的美术基础。到法国后，常书鸿先学工艺，后学绘画，陈芝秀学习雕塑，她的作品曾参加里昂春季沙龙和巴黎春季沙龙。两人都是“中国留法艺术学会”的发起人和骨干分子，陈芝秀在发表于《艺风》杂志的文章《我们需要一个调和的艺术空气》中，阐述了组织艺术学会的缘起：“我们知道要闲游于荒山穷溪之间，必须先除荆棘先去淤塞。我们需要一个为我们咏唱描绘的公园，我们需要一个调和的空气” 。中国留法艺术学会经常活动的地点就在常书鸿家里，陈芝秀以她无可挑剔的聪敏和美丽，完美地扮演着沙龙女主人的角色。她漂亮而又重视化妆打扮，据她当年的老同学讲，其漂亮程度“远远超过”名闻遐迩的徐悲鸿夫人蒋碧薇。而常书鸿之才华横溢，也为他的同学和朋友所一致称道。在当时留法学生眼里，这两人真是佳偶天成。他俩的女儿常沙娜在里昂出生，“沙娜”者，流经里昂的塞纳河之谓也。这是他们的挚友吕斯百给起的名字，以此纪念使这些年轻人魂牵梦绕的法兰西岁月。
1936年常书鸿学成归国时，陈芝秀和孩子仍然留在巴黎，因为他们不清楚国内生活环境和艺术环境究竟如何。常书鸿乘火车经苏俄回国后，任北平艺专造型艺术部主任，颇受当时教育文化界官员王世杰、陈立夫、张道藩之器重。他让陈芝秀和女儿也从巴黎回国。陈芝秀带沙娜乘船回国途中，在地中海听到日本进攻北平卢沟桥的消息。她们在上海登岸，与作为国立艺专教授的常书鸿会合，辗转流亡于西南各地，在日本空军轰炸贵阳时九死一生，最后到达当时的陪都重庆。
1943年，常书鸿受当时监察院长于右任推举，由教育部委任主持敦煌艺术研究所。他离开四川重庆到兰州，沿河西走廊穿越戈壁到莫高窟。研究敦煌石窟艺术，是常书鸿的梦想。但在陈芝秀想来，放弃城市生活去西北边陲，穿越数百里渺无人烟的戈壁滩，在古代石窟间安家，简直是异想天开。经过反复讨论和不断争吵之后，妻子终于向丈夫让步，陈芝秀带着子女离开重庆到莫高窟与常书鸿相聚。那时敦煌莫高窟生活条件的艰难，是今天难以想象的，但夫妇二人作为研究所第一批工作人员，每天到石窟作壁画、彩塑的复制工作，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对于常书鸿来说，朝夕面对石室宝藏，便是人生最大的幸运。但对于一直向往西方现代文化氛围的陈芝秀来说，戈壁石室的生活是难以忍受的，最简单的一件变化——脱下合身的旗袍，穿上宽大臃肿的老羊皮大衣，就让她既伤心又难堪。当她确切地知道常书鸿决心永远地留在敦煌，而“第三者”赵某又从中挑动时，夫妻关系便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折。1945年4月间，陈芝秀不辞而别，与同乡赵某从莫高窟出走，经酒泉到兰州。常书鸿从董希文那里得悉陈芝秀出走的确凿消息后，曾扬鞭驰马星夜兼程追赶出走的妻子，直到晕倒在戈壁上，被过路的地质工作者救起。随之而来的是双方在兰州的报纸上刊登脱离夫妻关系的声明，这时候难免意气用事，形诸文字，则有“狗贱人”之类不逊之词，这曾使当时甘肃文化教育界人士大感惊诧。陈芝秀离开敦煌后，先回到浙江诸暨老家，后来到杭州谋生。常书鸿带着女儿沙娜和儿子嘉陵留在敦煌，直到几年后与来到敦煌工作的青年画家李承仙女士结婚。
晚年的常书鸿对陈芝秀的出走不再持极端态度，他在回忆录中这样看待他俩的离异：“在选择事业还是选择家庭的这一关键时刻……最终我还是决定以事业为重，让她走吧！”陈芝秀也不是轻率地走出这一步，她有她自己的矛盾和追求：“回想妻子这几年跟我一起遭受的痛苦，在怨恨之后，又感到自己心头袭来的一阵自我谴责……”常书鸿分析了陈芝秀的思想状况，在经历了日本空军对贵阳的大轰炸之后，目睹人间炼狱的陈芝秀成为虔诚的基督教徒，到敦煌这一佛教圣地之后仍然坚持每天作礼拜，祈求圣母玛丽亚保佑全家。另一方面，经过长期的巴黎生活之后，陈芝秀已经习惯了法国的生活方式，她像一般法国妇女一样每天化妆打扮，穿高跟鞋，“得体的衣着和经过化妆的模样与当地封闭的农民们又脏又破的装束形成极为鲜明的对比，引起了当地人的注目甚至围观。”（当地农民在背地里叫她“妖精”）而常书鸿自己却一心沉在工作中，没有好好照顾妻子，“工作不顺心时常与妻子发生口角甚至争吵”。
1949年以后，常书鸿对敦煌艺术的研究和保护事迹被广泛宣传，在许多宣传报导和“报告文学”中，常书鸿被描写成“敦煌艺术的守护神”，而陈芝秀则成了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背叛艺术背叛爱情的反面人物。与他一起离开敦煌的赵某由于曾是国民党军队的小军官，在杭州被捕入狱，后来在狱中患病死去。为了活下去，陈芝秀只能再嫁。这一次是嫁给一个贫困的工人，婚后终日遭受家人白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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