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艺术的民族主义虚妄

在世界范围内，民族主义问题在西方文化艺术领域已经不再是需要讨论的紧迫性问题，民族主义问题在西方是一个陈旧过时的话题，正如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说的那样，“民族主义是一个早已在美国被合理地清算了的问题。”众所周知，西方二战以后，精英知识分子在文化政治思想领域的任务就是清算民族主义在现代历史发展过程中所犯下的现代罪行。西方知识分子们的历史反思责任同样也体现于西方当代艺术创作领域，其中以德国和美国为代表。

何谓民族主义?西方近现代学者通常认为，法国教士奥古斯丁•巴洛于1789年首先使用民族主义(nationalism)这个概念。英国学者安东尼•史密斯的观点是，民族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运动，目的在于为一个社会群体谋取和维持自治即个性。而美国学者卡尔顿•海斯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历史进程;是某种将历史进程和政治理论结合在一起的特定的政治行动。就此而论，民族主义显然是近代出现的一种政治现象。它与近代民族国家，即主权国家的兴起在意识形态上紧密相连，抑或成为民族国家的内在思想核心和政治理念之总体框架。

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现象，具有排外和暴力属性。民族主义的极端形式是国家主义，何谓国家主义?国家主义是将国家的权威作为政治、社会、经济单位至于最优先考虑的思想和理论。而国家主义的极端形式则是法西斯主义或军国主义。因此，在国家主义社会，个体微不足道的存在体，或者说人的存在只是国家的一个可利用的工具，而个体的思想是不适合国家主义风格的，个体思想的合法性必须与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相统一，否则，个体必然被压制甚至从肉体到精神被消灭，这也是个体独立思想很难在民族主义国家立足的根本原因，如前苏联和德国纳粹法西斯统治时代，任何与主流政治文化主张相异的个体思想全部被消灭，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此类情况基本大同小异。通常情况下，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无从区分，两者往往混为一体。民族主义包括三个内在意识形态认同，即民族、种族和国家。

因此，在西方，任何领域以及何种形式的民族主义已经成为某种历史教训的指代，尤其是二战中德国纳粹法西斯主义对人类造成的灾难更是民族主义内在暴力和排外以及种族扩张主义的具体体现。

热衷于民族主义或张扬文化民族化的国家多半是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国家，即具有庞大官僚帝国制度的东方国家。而极权主义国家在国内文化政治策略主要是将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两相结合，在社会群体中培养爱国主义情绪。在线性历史发展观和文化历史决定论以及科技主义混成面纱中构筑所谓特有的民族现代性文化景观。

今天，中国当代艺术正在进入所谓“合法化”程序，当代艺术国家主义化已不可避免。在国家主义当代艺术范围内，不可能、也不允许存在任何尖锐文化、社会以及政治批判性的艺术实践，因为当今国家政治文化制度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同时，专制权力意识形态对文化自由主义精神严加控制、防范。因此重新清理当代文化中的民族主义，有助于建构文化批判新视野，是独立性文化实践和精神自觉前提。不过，在讨论这个问题时，要警惕从文化意识形态二元论对立出发来设定其问题属性，防止以文化国家主义立场来看待问题和以一种貌似政治正确关键词：“我们”为基本意识前提和话语框架来判断今天当代艺术实践以及其价值取向。

无可置疑的是，民族主义基础上的国家主义艺术在很大程度上反应了国家文化意志，而所有的国家文化意志都充满文化唯我至上之权力虚妄性，这种虚妄性排除生命本属，压迫性意志是其根本冲动。艺术文化民族主义既是对种族文化意志的强调，同时也暗含某种国际文化身份焦虑。文化焦虑意识中潜在的文化国际性谋求，也非完全是基于主流政治权力主导的文化塑形和价值承诺，而是本土知识分子文化理想：传统价值与世界现代主义价值理念的对接，并希冀在这种嫁接中诞生自己独有的现代性文化，且要求其即具有世界主义的普世价值，又具有本土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似乎如此便可与世界文化艺术进行平等对话交流。

过去中国主流文化艺术界曾有过“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口号，甚至提出过所谓“油画民族化”，而传统国画则朝西式写实方向发展。无论是油画民族化或是水墨写实主义，二者背后的艺术动机和艺术功能都是同性质的，即所有的艺术变革以及所谓美学建构都是围绕国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宗旨而进行，艺术自身的价值完全被抛弃，成为文化政策的宣传工具。因此很长时期以来，中国艺术生产几乎就是被规定的国家意识形态的“定件产品”。这些统一化的“定件产品”实质上是一种主流政治趣味，官方艺术展览几乎都是投权力所好。如今中国当代艺术界存在一个错觉以及历史变种论调：中国的就是世界的。不过，这种观念显然是基于所谓传统文化大国在文化自信层面的投射。试想一下，在现代性根本理念即自由、民主、博爱缺失的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及经济公平欠缺的社会现实;人权还未得到充分尊重土地上，中国对世界到底能够输出何种现当代文化价值观?几千年来腐败的政治权力意识渗透在各个领域，几乎控制主宰所有文化生产，也因此，中国现当代文化艺术原创几乎不存在，文化独立意识与精神维度极难建构起来。当然，提出中国的就是世界的理念，从文化积极意义上来说，具有正面性，但是如果此类观点成立，甚至具体化，必须要在理论上具有说服力，也就是要在理论上找到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连接处，建构起文化情感共振模式，并且也要落实到具体艺术实践上，没有具体艺术实践的存在，所有再新的理论都是空中楼阁。因此有批评理论家意图从中国本土传统文化中梳理出可归于当代性的历史文化资源，将其与当代艺术的某些现象进行连接，展开文化上的历史性联想，如之前一谈及行为艺术，很多人，甚至是部分批评家就联想到中国文化历史中与艺术有关的行为，认为中国古代就存在行为艺术，而不是今日西方当代艺术中独有的方式。其“自信”表现背后是文化民族主义虚妄自尊的病态症候。当然，今天在这里论及当代艺术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问题是否也是一种文化民族主义虚妄的症候反应呢?我希望的是，如果艺术批评理论界对此类问题的讨论能够显示其某种积极性，即对之进行合理的解析清理，那么，无疑会对中国当代艺术目前以及未来文化生态环境产生良性作用。因为就当代艺术批评理论的功用而言，不只是被动描述一种艺术实践的存在或者被动的书写历史，而是要在思想文化创造层面对艺术的精神生产起推动作用。

对艺术的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问题的讨论以及对其定义的边界，从表面看是对本区域文化价值以及语言边界划定厘清问题，其实内在的冲动无非是渴求在全球文化语境范畴内对自身文化价值位置的寻求。当然也可以说这种寻求是一种源自文化本能的自动反应，这种文化本能就是赫尔德在其著作《人类历史哲学论》中所认为的，即每一文化都对别的文化充满敌意，当然这种文化相异性中互为敌对并非仅仅是相互拒绝，相反的是，两相之间以彼此进入成为相互对立的最佳范式，在这种对立范式中来应证自身文化的价值，因为所有的艺术价值建构总归是在某种相应的文化参照系统中完成的，文化的意义从来都是在具体的历史和当下情景中被定义的，因此没有一种绝对超情景的处于现实真空状态的价值判断模式。而就艺术的语言、观念、历史和权力等等角度展开的研究讨论以及从这些角度得出的价值判断，离不开判断研究者本身的文化意识形态语境和具体的存在状况，也就是说，人的所处境遇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的存在态度。很明显的是，在中国特定的文化社会以及国家意识形态背景下，任何关于文化艺术价值的讨论最后必然是一个与政治问题相关联的议题。

社会文化、乃至政治经济意义上的超越民族主义，其主要的价值取向是在自由主义基础上构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公民社会，并且在现代公民社会，当代艺术才能实现自身的自由创造。因为按韦伯的观点，自由主义是一种现代伦理或是文化性格，也是宪政法治国家的基本原则。但是，在中国现存社会制度和具体政治文化实践情境中，这种超越愿望却造就了文化价值取向的两难处境，也就是说，在复杂的政治文化境遇中，存在某种文化悖论，即超民族的当代艺术的价值是在何种精神文化以及社会政治语境中被加以判断，她的哲学基础源自何处?是在何种文化历史情景中被建立起来的?如果艺术在批判意识上剥离掉本土针对性，艺术的语言无论如何新、如何国际化，以及被赋予怎样的世界主义价值，她仍然是一种文化虚无主义的东西。在后现代文化情景中，艺术价值之语言范式决定论的现代性方式已经完成了它自身的使命。当语言哲学与意识哲学成为某种稳定的文化传统后，当代艺术的观念意识，即关于解构的动力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取代了哲学的功能，他在西方之外的国家地区成为一种新文化创造的担当，甚或在政治上具有某种解放的革命色彩，对既定的文化权力秩序进行“正确的破坏”成为当代艺术区别于传统艺术的重要标志。任何特定国家的艺术生产以及形成面貌自然具有本国文化的属性，它与传统文化艺术即相互联系，同时也相互冲突、矛盾甚至在某些阶段出现断裂，这种断裂首先是在艺术思想意识层面上的逆反，而一种新艺术现象或艺术思潮的出现发展正是这种断裂的具体呈现。新艺术的产生发展一开始总是以本土主流艺术为对立面，而前卫先锋艺术得特性就是对主流艺术价值抛弃，甚或在艺术家们的艺术实践中对主流文化价值进行嘲讽破坏，艺术家们在边缘另类的行动中毫不犹豫的表明自身的艺术价值以及独特的思想文化立场。

另外，当代艺术的民族主义问题显然是一个所谓“后殖民话语”理论中的“第三世界”文化幻觉与历史问题;是区域文化在政治集体主义伦理模式上的虚妄诉求，或者可以视为是第三世界的国家权力本体文化政治对世界主义文化政治即个体权利基于自然法则之诉求的某种回应。在今天，所谓“新民族主义文化”的当代性假设源自全球多元文化理论，这也是其合法性基础。在全球多元主义现代化论述中，民族现代性认同理论强调民族国家的现代性或者说现代化的正当性必须符合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以及某种政治伦理原则，“我们”因为发展、强大、繁荣现代化国家要求，并且相信这种要求的正确性正是现代化的本质真理，因为“我们”目睹的西方现代国家是一个政治上的强权国家，尽管这些西方现代宪政制度的国家在国内是弱政治的，也就是说，西方现代性的全球政治霸权是因为其“一元性”现代理念之结果，即霸权是自由主义的产物，是其“罪行的渊源。”因此沿着自由主义这条路线，不可能建构起现代民族国家的文化主体，而只有在多元情景中保持本土文化政治伦理不变，才能建立自身的现代性。事实上，这种所谓多元民族现代性话语背后是国家主义的文化政体原则，这个原则使民族主义论述在“第三世界”具备了某种合法性。因此在专制主义集权国家民族主义被极端化为国家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混合物，成为谈论“我们国家”的所谓正确话语方式以及新民族文化历史叙事的替代，并且在国际当代艺术背景下，合法化的本土文化民族性当代建构似乎正在成为文化集体主义显性价值指向。“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在论及本国时，所热衷的民族主义话语方式正是显现为自身文化存在的一个标识。这与西方尤其是与美国知识分子的文化价值谈论方式不同，如美国知识分子从不以“我们”这个具有民族主义嫌疑色彩的集合词概念来谈论美国，在文化当代性层面上，或者说，广义和狭义的价值立场的相异性决定了谈论的性质以及对价值的理解。并且，这里还有一种对待历史的态度问题，亦即如何以一种更为高远的超政治，超文化局限性之理性眼界来看待人的基本境遇处所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