贡布里希曾经用英国侦探小说家克里斯蒂娜的一篇小说来说明趣味的意义。[1]熟悉克里斯蒂娜小说模式的人都清楚，她的犯罪小说总发生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然后由大侦探波罗通过推理、分析和排查找出凶手。这一次也同样，凶杀案发生在一群贵族当中。大侦探波罗照例怀疑每一个人，与他们聊天，从中辨别真伪，并最终找到凶手。破案的关键和一次谈到“帕里斯的审判”的话题有关。“帕里斯的审判”是一个著名的古希腊传说，同时也是这帮贵族们彼此都了解的故事。他们热衷于讨论其中的细节与含义，而不必解释背景与要点，因为这是他们“教养”的一部分。很难想象贵族是不知道古希腊传说的，于是传说就成了这个圈子的“行话”。所以，当其中一个衣冠楚楚的人诧异地问“巴黎发生了什么审判”时，他就等于暴露了自己。因为“帕里斯”和“巴黎”在发音上是一致的，所以弄错了也很正常。可现在的问题是，在这个圈子里是绝对不会犯这一类错误的，反而只有圈外的人才会犯类似错误。波罗正是根据这个线索，揭穿了凶手的伪装。
　　
　　这个故事说明趣味其实是一种身份的标志，也是区分圈子的重要依据。尽管趣味没有错对之分，没有敌我之别，但趣味阻隔着不同的人群，成为彼此间认同的条件。只有在特殊的社会环境中，趣味才成为一种权力，和错对、甚至敌我沾边，才会有人因为某种趣味而出人头地，有人则不断遭殃。这种状态，凡是经历过文革的人们都会清楚。要知道，在那个年代流行的可是“趣味权势学”(也可以叫做“风格权势学”)，某一种趣味被定义为“无产阶级”，受到热烈吹捧，而另一种趣味则成为“资产阶级”，受到空前严厉的批判。有人因此而飞黄腾达，有人却成了可怜不幸的受害者。当然，那个年代已经久远，久远到年青人像听神话一样，尽管它才过去三十年。
　　
　　虽然今天已经没有什么人会因为趣味而被定义为“反动的资产阶级”，但趣味仍然区隔着人群，并在艺术界造成广泛的影响，形成大小不一的趣味集团。他们彼此对立，互不买账，公开漫骂。在趣味圈子内部，有人会因为更好地体现了圈子的趣味而逐渐成为领袖，成为领导这个圈子走向社会的“著名艺术家”或“伟大艺术家”或“大师”。伴随着他们而来的大概就是圈子批评，好让“著名”和“伟大”升级，让“大师”变成“巨师”。至于圈子外部，可能更多的是批评，甚至是指责。
　　
　　圈子吹捧和非圈子指责都可以看作是一种趣味的对抗与张扬，是一种趣味的博弈。这里没有绝对错对，只有流变与发展。有意思的是，如果我们认真阅读大部分与趣味有关的吹捧与指责时，我觉得我们可能会为找不到与吹捧和指责有关的一连串概念的准确内容而苦恼，更遑论准确定义了。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和艺术圈子的复杂性一般情况下是成正比的，否则我们就会丧失艺术繁荣的表征。更令人感兴趣的是，艺术圈子还有层级之分，像一连串的套套那样，互相套着，大的套小的，小的套着更小的，或者相反，小的套着大的，然后大的就套成了小的。所以，有人说艺术是一个鱼目混珠的大江湖，是有道理的。
　　
　　这说明小圈子固然有小圈子的趣味，但大圈子也有大圈子的意义。这个意义就像辨别身份一样，区分因趣味、职业而不同的人群。比如，在艺术内部，抽象主义、表现主义、观念主义(估且名之)和写实主义分属于不同的趣味集团，但在社会层面上，抽象也好，表现也好，观念也好，写实也好，都可以统称为“艺术界”，都是属于艺术家队伍中的“革命同志”。我们马上可以想象，趣味战争既发生在艺术内部，也发生在艺术外部。有时突然会因为一些更大范围的趣味问题，艺术界出现了奇特的反应。有时会因为一个词而让艺术界空前一致，共同接受“战斗的洗礼”。
　　
　　“行货”就是这样一个词。几乎整个艺术界就像避开瘟疫一样避开这个词，哪怕某些“公认”是以画“行货”为生的画家，他们也羞于用这个词来装点自己。人们只要翻阅一下大量报道深圳大芬村的文章，就会惊人地发现，生活在这个被媒体誉为“中国油画第一村”的靠临摹名作和拼凑风格为生的画师们，居然对外一再表示他们希望“原创”，画“行货”实在是迫不得已的事。这说明，在艺术界，只要谁真的承认自己是“行货”画家，那他也就等于自我放逐。所以，只要是职业画画的，不管实际情形如何，打死也不能承认自己是“行货”画家，这是艺术界这个大江湖的第一通则。反过来，只要谁想把谁驱逐出艺术界，成功地把他和“行货”挂上钩也就大功告成了。
　　
　　然而，什么是“行货”，“行货”指的是一种什么趣味或风格，却少有人给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