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子：“成分”和“肉”
　　有一个真实的故事：2007年，四川美术学院一位专业成绩十分优秀的毕业生面临着如何填写毕业登记表的困惑，他被一个名词难倒了，这个词是“成分”。经过一陈抓耳挠腮的思考，他在“成分”一栏填上了一个字—“肉”。

　　这不是一个笑话，这位学生并不是存心恶作剧，他对“成分”的困惑反映了后社会主义中国的一个重要特征，一批意识形态符号虽然远离了社会现实，但仍然顽强存在。尽管它们脱离了“80后”、“90后”一代新人的生活经验，与当代的社会几乎失去了联系，但它仍然顽强地存在。

　　无论如何，“成分”是一种即将成为历史、濒临死亡的符号。

　　这里讨论的是在后社会主义时期，仍然被继续沿用的社会主义符号。

　　美国左翼知识分子，在学术界正式提出“后社会主义”概念的杜克大学教授德里克认为，中国的后社会主义，并不是有些人认为的那样是在推行资本主义，而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是对原社会主义符号的全面置换，而是对原社会主义红色符号的淘汰、筛选和重组，这个过程反映了后社会主义中国活生生的现实经验。

　　这里所讨论的只是三个例子，它们是一组活的红色符号：“毛泽东”、“格瓦纳”、“红旗轿车”。它们目前仍然频繁地出现在后社会主义的生活现实中。

　　二、“毛泽东”：多种语义，反映出多元的社会现实

　　符号化的“毛泽东”仍然具有很强的延续能力。

　　由单一的“毛泽东”，到多义的“毛泽东”，表现出当代中国思想多元、社会心理多元、情感多元的现实。

　　1.官方的毛泽东

　　这类毛泽东符号基本沿用改革开放前的毛泽东符号。例如毛主席纪念堂塑像，各地遗留的毛泽东塑像，北京天安门城楼和各种政治仪式空间中的毛泽东画像。

　　2.日常生活的毛泽东

　　这类符号虽然也是开革开放前的毛泽东符号，但是它的使用者对它赋予了新的意义。例如，许多出租车司机在车内悬挂毛泽东像，一些企业家也在办公室悬挂毛泽东像，还有大量农民家庭也重新出现一度消失了的毛泽东像……

　　日常生活的毛泽东是作为普通民众的生命、财产的保护神，作为日常生活的精神寄托和未来希望而存在的。

　　3.艺术的毛泽东

　　这类毛泽东的艺术符号最为丰富多样，其中也有不同类型和蕴含。它们有渠晨明、李象群塑造的毛泽东，这是走下神坛，回归普通人性的毛泽东。

　　王广义、隋建国所描绘、塑造的毛泽东，这是在文化批判眼光审视下的毛泽东，它们大大改写了原毛泽东符号的意义。

　　更有2000年以来，嬉戏化、卡通化的毛泽东，这是在新媒介时代，在大众化、娱乐化、消费文化的背景中的毛泽东。

　　毛泽东符号的延续，以及它所产生的多种变异，深刻地揭示了后社会主义中国的重要的政治特征、思想特征、文化特征、社会心理特征。有什么样不同的历史记忆和利益诉求，就有什么样的毛泽东。

　　在毛泽东符号的背后，是对原有社会主义价值观的重新审视和评估。

三、“格瓦纳”：外来的、另类的社会主义经验

　　后社会主义中国与过去相比，它重要的区别是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不仅为中国引入了资本主义的经济、管理和文化;同时，也引入了国际社会主义符号，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格瓦纳”。

　　格瓦纳符号的意义在于：

　　1.它填补了中国革命的一个空缺，改变了过去严肃、刻板的社会主义的形象，让后社会主义的中国多了一种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想象，以及在革命过程中一种另类的个人存在方式。

　　格瓦纳代表了一种全新的革命体验，一种革命加浪漫、英雄主义加个人趣味的体验：大胡子、贝雷帽、雪茄、私生活、传奇经历……它让革命除了牺牲、鲜血、死亡之外，还具有了一种个性化的、冒险的、刺激的、骑士般的魅力。

　　这种魅力为中国式的“斗土豪、分田地、集体主义、斗私批修”的社会主义革命增添了前所未有的异域色彩，也成为后社会主义中国开始重视个人的合理性依据之一。

　　2.格瓦纳作为社会主义红色符号引入到中国，迅速与改革开放后的商业背景结合在一起，马上成为一种既是红色的、又是时尚的，既是社会主义的、又是商业化、娱乐化的混合符号。

　　格瓦纳的图像通过T恤、时尚消费物品、娱乐场所的装饰等进行传播，这种传播消解了这个符号所有的意识形态性，而更成为一种消费文化的符号，成为“狂欢”、“酷”、“high”、“出位”的象征。

　　3.格瓦纳巧妙地化解了社会主义理想和资本主义化的某些个人生活方式之间的矛盾，能够较好地融入中国后社会主义的精神现实和物质现实。

　　四、“红旗轿车”：从物质主义看当下中国的心理现实

　　在后社会主义化的中国，市场化和汽车文化的兴起，使“有房有车”成为中国新兴中产阶级的物质追求和生活标准。

　　红旗轿车是社会主义中国少有的几个自有汽车品牌。从1958年长春工人仿造“劳斯莱斯”造出第一辆红旗轿车开始，它就定位为国宾车;在红旗轿车那里，承载了太多的政治内容。

　　1981年，红旗轿车因为市场和耗油过大而停止生产，此前中国共生产红旗轿车约1500多辆。不过，1984年邓小平国庆阅兵，仍然使用的是红旗敞篷轿车。

　　1990年，红旗轿车恢复生产，它马上面临“国宾车”和“国民车”的选择。“红旗”能否发生“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转变，成为公众瞩目的话题。面对“市场”和“身份”的选择和取舍，“红旗”似乎并没有想好。

　　上世纪90年代初，红旗轿车恢复生产后，浙江农民企业家王文千，以私人身份买走了第一辆红旗轿车，这件事当时引起了广泛的议论。

　　媒体曾有报道，题目是：“生活走向时尚，红旗轿车走向家庭。”讲一个致富以后的温州家庭，送女儿嫁妆，选择了红旗轿车。

　　红旗轿车曾经作为政治符号所产生的联想，不仅见证了中国新的阶级关系的生成和政治权力的重新分配过程，还让它的使用者体验和“分享”了权力的满足感。

　　红旗轿车为一定层面上的消费者和收藏者所热衷，使它超出了一般消费行为的意义。

　　它巧妙地暗合了后社会主义中国的心理需要：

　　“红旗”的使用和符号功能，使它让使用者在物质享受和政治正确上获得了统一;

　　“红旗”还让使用者在满足交通功能的同时，满足了红色怀旧的心理;

　　“红旗”过去所具有的政治标识意义让现在使用者所需要的炫耀心理获得了满足。

　　解读红旗轿车，可以直观地接触到后社会主义中国的社会心理。

　　2004年第11期《三联生活周刊》的中国一汽公司红旗轿车的广告词是这样的：“红旗轿车，高扬中国民族轿车领军旗帜，纵情挥洒威仪天下的国车风采，以45年搏击时代潮流的强劲实力，独树一帜，卓然不凡。红旗轿车，禀赋伟人之志，承载重任于肩;以安全为重，以动力为健，以品质为利，以气派为魄;经久历练，独领风骚。红旗轿车，携手当代精英智士，始终与时代比肩!”

　　一方面是走入寻常百姓家，一方面是这种君临天下的“气派”和对往日威仪的缅怀;这些恰好符合中国传统的“国家崇拜”、“领袖崇拜”和“威权崇拜”，这仍是转型期中国的心理现实。

　　既使在努力建设公民社会的今天，红旗轿车背后所代表的政治的、权力的、荣耀的意识仍然尾大不掉，仍然具有难以让人忘怀的光环。

　　有意味的是，后社会主义毕竟开始告别计划经济，就是“红旗”，也要做商业广告，也要通过市场竞争求生存。这种矛盾、复杂的历史和现实的纠缠，正是后社会主义中国的写照。

　　注①：该文是“德中文化论坛”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