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危难见真情。这个“情”,我此处解为“性情”、“态度”。经济危机当头过,艺术市场碎沫飞,曾经见识过艺术泡沫迷人七彩的人,现在的心境、态度,应该是各有各况味的吧。现在的王林、吕澎二先生,正是呈出的活生生的例子。
在我看来,可能不只“危机情境”——当然“欢然顺境”总比“烦人逆境”好。二先生都是身历当代艺术一路过来的人,时不待我都直奔五十上了吧。“年过半百”对善于“感怀人生”的国人,心里况味该但增无减,回首过去,面向未来,放得开或撂不下,都是可能的态度。从事业上来讲,在国人的习惯里,五十大概只算人到中年,是业有所成、干劲十足的时候;但是人生至此,面对功名利得,也正是慢慢给出基本态度的时候。在艺术这个小圈子里,“这把年纪”而坦然面对这个问题并愿以公开言谈表露个人心态的人,艾未未、陈丹青是少有的两例,他俩洒脱得近乎耍赖的态度,很让人见趣:该说啥说啥,该做啥做啥,自己痛快,也带给欣赏者痛快。有趣的是,这俩虽然一也在搞当代艺术,一关注当代艺术,却最对当代艺术取无所谓态度的,他们出国而归,也干脆事实上不干当代艺术发展起始(不包括星星美展)何事。
但若由此断定产生某种态度的必然性,则有失武断。近段来,当代艺术过来人慢慢生出反省、看淡的态度及至做出批评、揭露动作者,随着艺术市场危机的事实证明而偶显于市。王林先生正是跟高名潞、彭德、朱其等诸先生一样的以言表态者,他近日发表的《除了既得利益,当代艺术还剩下什么?》即为白纸黑字之一。虽然其行文生刺甚让吕澎先生读来不爽,但文题和整体文意,对“共谋”、“利益联贯”、“虚伪”等情况再明白不过的批评、责问和对独立精神、本土意识、社会责任未被首肯的遗憾,其意思并不难领会。如此态度端正、直接的“写作”,虽然略有吕澎先生说的“空泛”问题,但批评并不等于直接解决问题,更不等于立即行动,怎么出现吕澎先生所说的“悲剧”呢?
除上两点,也许还有“价值判断”差异吧。林、吕二先生这次讨论,让我想起上次“鲁虹事件”。在那次讨论中,鲁虹先生在“吴冠中问题”上坚守过去式的“历史情境定论”,并透露在“通电话中”吕澎先生赞同该观点,这正与吕澎先生所持的对当代艺术过来的绩效勿轻易兴师问罪的态度是一致的,其显然担心多年来的市场化实践被否定。但大家应该明白这是一件事情两个问题:过去的“历史”;“现在”的评说。过去的历史现在当然可以重新评说,何况是延续到现在而未决的历史。我丝毫不怀疑王林先生自己、关心当代艺术的人会全盘否定过去的劳动,他还远远没有彭德先生那样“看低当代艺术”的决绝呢!其实,“历史”本也不完全所谓“现在”态度的,因为还有“未来”,谁能在历史长河中不被清洗而站稳到未来,不光是靠“利益”纠缠不清的评说,还主要靠“价值”——当然吕澎先生强调的“实际行动”也很重要。在“鲁虹事件”的回应中,我写过一段话:现在有一种现象很让人担忧,某种艺术和某些艺术家,因为品评人多多少少与之有或有过“瓜葛”,于是有出于“立史”和“邀功”的心理,总是深怀着“历史意识”进行“维护性”的品评活动,希望“怀旧”的历史不要(起码不过早)消失或褪色——“僵尸”不腐就等于立尸人和护尸人可同耀史册,这种没有根据发展着的“现实意识”调节评价标准的品评人,是没有胆识和缺少勇气的,恰恰历史证明他们很多时候是要被历史抛弃的。(http://blog.artintern.net/blogs/articleinfo/sujian/5658)如果大家不注意像这段的情况,确实必不利于正视问题,直面责任。
“除了既得利益,当代艺术还剩下什么”这一句的语意和句式,可以用多年来较流行的一句话代以戏说,就是“中国当代艺术穷得还剩下钱”。大家应该承认“中国人穷得只剩下钱”是个“真问题”吧,否则这几年“和谐社会”的精神诉求就白忙了。30年过来,大概不会有人再非议“市场”、“利益”这些中性词了——顺便交待我现在写这篇文字就是在承认市场作用的前提下写的。但如果物质万岁和消费至死的精神深入艺术骨髓而基本上整体主导“艺术人”的走势、制度内的铁饭碗和意识形态控制无法提供有效钳制力量时,“市场变性”的情况不能说无需警惕。当然,从人性的角度看,对个人化的市场行为,光进行道德谴责是有失公允的。但如我在学院中所见的,虽然体制工资不足以宽松应付买房、买车,但搞批评的都到美术馆、市场杂志、画廊兼职做利益推介去,画画的都以上拍行、进市场为荣,自省并非多余,这也非简单地说“这不是很好吗”就轻易可解决的。
在制度、体制有缺陷的情况下,”“整体性主导”、关涉“大多数人”是一个关键问题。如此的另一层意思是说,大家也不必否认“部分人”维护“市场”、“利益”的情有可原——这当然也跟价值有关。吕澎先生正是接近于取此态度者。我理解他之前面对朱其先生等“揭露作局”、“唱衰市场”而劝人勿幸灾乐祸和现在回应王林先生要下决心为当代艺术争取“彻底的合法性”的态度,这未尝不是“大多数人”的态度。但在这个一般性态度的里面,又需要抓出来直面的问题是:你欲维护的“利益”,其本质是什么?比如作为市场过来人,出于“利益”的考虑,吕澎先生多次强调其操办于92年的“九十年代双年展”情有可原,我本人也认为该展览是尝试市场化操作的重要展览之一。对于曾经参加该展览的部分艺术家的“维护”,实际上也是一种“利益持续”,所以当吕澎先生在某处为王广义、张晓刚张罗个人美术馆(另有方力均、邱敏君)时,我不认为有何不妥,如果这一切(包括地皮)都来自私人投资,甚至是艺术家个人出资,我还会百倍赞赏。这个项目的后续信息我知道不多,但从知晓这个消息之日起,我一直想知道这几个美术馆到底只是藏、展几位艺术家的个人履历、作品,还是另有更丰富的学术项目。对我而言,如果美术馆仅限于个人,其一,几位艺术家是否有足以压馆的分量值得掂量;其二,要用复制式的大脸和波普图式填满馆子,即使作品没有一年半载就大量“生产”出来的嫌疑,简单平涂的图像是否能吸引观众移步参观也留待证实。这就是“利益的本质”,也是以高名潞先生为首的人士质疑“大脸质量”的“真问题”。
“市场人”自己何尝不也该反思市场化呢。当一张画很短期内到达价限,投资不能再增值,特别是投资导致崩盘的时候,“市场人”也必反躬自问,这也是“经济危机此时”的共识。打个比方,当代艺术的“真收藏”刚刚起步,很多藏家是从艺术市场的玩手入行的,但当他们自身发现收藏一张在世青年画家的画可能需要几百、几千万的时候,多少人有资本玩得起这样的收藏呢?如果当初他们也曾为“炒画”助力,他们也该为不正常市场化伤害“真收藏”和学术反思的。
是的,吕澎先生说得对,“80年代的批评家在今天认真写作批评、坚持原则的人已经少得可怜”,放眼批评界,有多少人能理直气壮说自己身处“利益”之外而潜心学术?像范景中、尹吉男等先生自愿远离“利益圈”的人确实少得可怜,遗憾的是他们也主要功于其它学术推介,少涉当代艺术。至于艺术家,20年而来,时限未到,谁站得住脚言之过早,但博览会、画廊、杂志一路观过来,人们痛感艳俗、消费、图式、卡通等图像大统天下,已是不争的事实。这一切,说“不是学术”而“只剩下利益诱惑”,难说是闲话少说的吧!
这情景,责任——每一个人的——是免不掉的。这一点起码跟争取“合法性”一样重要。甚至反过来,在目前的体制下,“教父老栗”不是还担心过“被体制招安”吗?不是有人担心“合法性”成功后其倒成“负面体制的帮凶”而丧失独立性和批判性吗?所谓合法性,其实不是孤立的问题,它跟大环境有很大关系,就像现在讨论“城管的合法性”跟目前平等、公权限制等话题有关一样,它是意识形态控制的制度性状况在当代艺术领域的部分体现,跟电影、文学审查制度同质,听起来永远像一个伪问题:人人不都已经活在“社会主义法治社会”了吗?合法性不外乎法律意义上严格的“合法”和宽泛意义上的“被承认”,目前要追求这两个方面的“彻底”,几乎就是天方夜谭,在更重要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自由等大项的“合法性”实现之前,“小圈子”之当代艺术这一块,也许继续“撒把野”着,还真有些许迷人七彩——85时期的“在野”,比较90年代以来的“市场化”、2000年之后的慢慢“合法化”,怎么有人反溯而上要怀念85时期“剩下更多”呢!
2009.5.17 于海一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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